摘要
对于中国而言，要想在新一轮的全球经济洗牌中不成为牺牲品，唯一的路径就是痛下决心走创新之路，建设真正的创新国家。而时下，没有金融的变革，没有制度的变迁，即使中国有世界上最先进的移动互联网，我们也成不了创新国家。
（原标题：英国为什么会爆发工业革命，不是因为蒸汽机的出现）
创新的最重要的元素是什么?是技术，文化，制度，还是环境?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希克斯在其《经济史理论》中指出，英国的工业革命不是技术创新的结果，而是金融革命的结果，因为工业革命中使用的技术在之前就已经出现，而只有在出现金融革命后，工业革命才真正发生了。
对于创新的关键要素，美国著名金融投资专家威廉·伯恩斯坦在其畅销书《繁荣的背后：解读现代世界的经济大增长》一书中认为，1820年以来，人类经济增长速度显著加快，关键的因素是技术创新的大爆发。他将发明创新的前提归结为四个因素：财产权、科学理性主义、资本市场以及交通和通信技术的改善。在伯恩斯坦看来，一国繁荣的关键是与之相关的制度，即人们在其中思考、互动和从事商业往来的框架。精读全书，笔者深深地为其雄辩的逻辑说服。很显然，私人产权的保护是创新的动力，而科学理性主义是创新的思想基础和前提，类似于科斯所言的思想市场;资本市场的重要性，今天的国人更是认识深刻至灵魂和骨髓，至于交通和通讯领域的突破和变革，更是成为时下正在热议的“共享经济”的核心话题。
很显然，在时下的中国，除了交通和通讯，其余的三个条件在极其残缺。以金融和资本市场为例，中国封闭僵化的金融系统事实上不仅难以为中国的创新战略提供强大的支撑，反而因其落后和某种程度的垄断成为中国创新战略的巨大阻力。基于此认识，中国未来要实施创新驱动战略，不仅仅要在技术层面实现突破，更重要的，要在金融支撑体系层面，构建支持创新战略实施的体系。
对于中国而言，要想在新一轮的全球经济洗牌中不成为牺牲品，唯一的路径就是痛下决心走创新之路，建设真正的创新国家。而要真正成为创新强国，除了在技术的突破，更重要的是要在金融等制度环境方面构建一个真正激励创新的框架体系。技术的突破很重要，技术如同鸡蛋，石头孵不出小鸡，但鸡蛋要是没有适宜的环境，也会变成臭蛋。建设创新型国家，既是一个技术变迁过程，更是一个制度变迁过程。笔者一直认为，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已经积累了非常好的创新的元素和土壤，“微创新”无处不在，愿意创业的年轻人更是远远多于10多年前，实现技术的突破只是时间问题，而关键是，我们能否为创新提供一种真正的激励和推动的金融制度框架。
遗憾的是，我们现有的创新路径和战略对于金融的重要性明显认识不够。国人总是认为，创新就是技术的事，但过去多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在金融等制度体系没有发生根本转变的情况下，无论在技术层面如何努力，都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创新经济体。道格拉斯.诺斯在其《西方世界的兴起》中谈及英国的工业革命和西方世界的兴起，他认为，市场是一种经济制度安排。西方世界之所以能够崛起，就在于它发展出一种有效率的制度安排。这种安排确立了财产所有权，把个人的经济努力不断引向一种社会性的活动。
英国爆发工业革命，这是一个制度变迁而非技术变迁的过程。比如最早限制王权的《大宪章》(1215年)，最早的专利制度(1624年的《垄断法规》)都首先在英国，资本市场也在工业革命之前出现，世界上第一个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1694年在英国成立，最早的现代意义上的证券交易所1773年在英国成立，这些才是英国工业革命爆发的原因。
现在，全球又面临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来临，很多人以为移动互联网，大数据，新能源，以及一些新兴的产业能把中国变成创新经济体，大错特错。没有金融的变革，没有制度的变迁，即使中国有世界上最先进的移动互联网，我们也成不了创新国家。
来源：光远看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