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六年五月十六日,是宣告文革正式爆发的纲领性文件──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发布五十周年,当年笔者还在上小学。半个世纪以来,对文革的回忆、研究、评论和反思浩如烟海,笔者仅从个人的亲身经历出发,写几点对文革的反思,以及文革对当代的启示。

以群众运动和纪委反腐不可能成功

毛时代的中国虽仍处于十分贫困落后的状态,但由于执政党垄断了一切、缺乏有效监督和制衡,整个党仍然一步步滑向“脱离群众”、蜕化变质、腐败堕落、特权横行的“深渊”,即使以毛的无上威望、全方位的政治思想教育、严峻的党纪国法也无法遏制。由于无法移植西方以三权分立、舆论监督、民主选举等反腐的方式,毛不得不“另辟蹊径”,试图利用他擅长的大规模群众运动去彻底剷除党内的“修正主义路线”,遏制执政党的制度性腐败蜕化,这是毛发动文革的目的之一。历史早已证明毛的这种反腐方式彻底失败了,造成了极大的混乱、造就了无数悲剧,代价极为惨重。

当今中国的反腐运动,既无法采用群众运动的方式,也依然无法移植西方的反腐方式,只得采用以各级纪委为主导、各级公检法相配合的方式。各级纪委的办案方式与明朝的东厂、锦衣卫异曲同工,都是绕开官府和法律反腐,向各级党委直至总书记直接负责;纪委在党内的地位、在民众中的形象与前苏联的契卡、希特勒的盖世太保相似,这些是“纪委反腐”的先天性不足。公平地说,习王主导的反腐运动,惩罚力度不可谓不严厉、波及范围不可谓不广泛、涉及级别不可谓不“高大上”,但这种反腐方式仍然是党纪先于国法、黑箱作业,办谁不办谁、办案的标准是什么,外界无权得知。反腐的主要目的是借机剷除政敌、维护自己的地位,这与毛以“修正主义路线”为名剷除以刘少奇为首的党内群雄如出一辙。可以说,自文革起,在一党制的框架下,中国能试的反腐方式都试过了,却仍然无法从根本上剷除执政党蜕化变质的土壤、从源头上扭转执政党整体腐败堕落的大趋势。再者,中国若开放多党制竞争、确实实行三权分立制衡、开放舆论监督、给民众以选举权,大规模制度性腐败是遏制住了,但共产党也离下台不远了。共产党当然不会做这种自掘坟墓的傻事,所以只要共产党当政,“从根本上剷除腐败得以产生的土壤”云云,只能是与“揪着自己的头发脱离地球”一样不可能实现的梦呓。

为什么千百万“顺民”一夜之间变成“暴民”?

文革中全国各地有大量被揪斗者因精神崩溃和受到人格侮辱自杀,或被残暴殴打身亡,其中包括中共许多功勋卓着、没有死于日本人和国民党人之手的“走资派”。文革“红色恐怖”之广泛之血腥,连希特勒的“第三帝国”和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也望尘莫及,为人类史上仅有。

是什么原因让文革中千百万“顺民”一夜之间变成了“暴民”?绝大多数论者将这一现象归咎于毛的煽动和煽情,广大被洗脑的“人民群众”愚昧、素质低下,对毛盲目崇拜,踊跃响应毛“造反有理”的号召,以及中国人善于内斗的民族劣根性。但经过这几年的思考,我认为还有更深层的原因,试归纳于下。笔者认为:毛虽然鼓吹“造反有理”、在天安门城楼上对宋彬彬说“要武吗”,但不是公然号召打人杀人。

一、等级森严的红色王朝

“新中国”美其名曰是个“人民当家作主”的“人民共和国”,实则是个实施“无产阶级专政”铁腕统治的等级森严的红色王朝。与元朝将人分成“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四等一样,红色王朝也将人分成四等。为打下“红色江山”立下汗马功劳的中共中高级官吏、军队将校,是红色王朝的一等人。他们高高在上,手握生杀大权,拥有各种特权,代表执政党严密监视、统治着下面的三等人。红朝的二等人是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他们人数最多,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五以上,是红朝的依靠对象和社会基础。不过,虽然红朝给了二等人很高的政治地位,但口惠而实不至,二等人依然贫穷不堪,且只有努力作贡献的义务,没有特权。红朝的三等人是“可以改造利用”的知识分子、中农、城市工商业者等。由于政治地位低下,三等人只能夹着尾巴做人。红朝的四等人是毫无政治地位、被列为专政对象的“黑五类”,即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简称“地富反坏右”。

二、歧视与迫害播下了不满和愤怒的种子,贫穷与饥饿积累了广泛的怨气

毛泽东金口一开,毫无社会统计数据为依据地将红朝的第四等人钦定为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五。实际上因为第四等人的配偶子女也被归类于准第四等人,以及第一二三等人随时可能因为犯有政治过失等小错,无需法院宣判即可被界定为第四等人,以致第四等人的人数越来越庞大。他们等于是监外执行的囚犯,“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这些人即使不全是“对党、对社会主义怀有刻骨仇恨”者,至少是不满现状、希望自己在政治上能有翻身出头之日的。

在元朝,四等人在任职、参加科举、面对刑律等各方面有很大差别。红色王朝中的四等人及其子女亲属同样在就职、上大学、入团入党、参军、升职、进入保密机构等各方面享有不同的政治经济待遇,其中一等人及其亲属享有的政治经济待遇最高,这在下面占总人口百分之九十八的二三四等人心中埋下了不满和愤怒的种子。

自一九四九年以来,毛统治下的中国,政治运动不断,国民经济大受影响,中国人一直生活在贫穷与物资匮乏下。尤其是“大跃进”造成的“三年自然灾害”,饿死人无数,且刚刚于文革前四年结束,一般人记忆犹新。贫穷与物资匮乏在社会上积累了广泛的怨气,然而在中共的高压统治和全方位欺骗宣传下,一般群众或是敢怒不敢言,或是没有意识到产生苦难的真正根源。

文革初起,毛泽东在号召群众起来“破四旧”、造中共官僚集团反的同时,又提出要“全盘否定文革前十七年的路线”,隐然将贫穷与物资匮乏的责任也一股脑推卸给以刘少奇为代表的、一直主持中共一线工作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和执行刘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各级官僚机构。这犹如为蓄满水的水库突然打开了一道闸门,给了占总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二三等人,以及一些胆大的、趁机浑水摸鱼的四等人一个发泄心中不满和愤怒的大好机会,一个名正言顺地反对一等人统治、拿四等人出气的大好理由,否则无法解释在和平环境下的文革初期,为什么会有那么多“走资派”(一等人)和“黑五类”不分青红皂白地被揪斗被打死,为什么全国各地那么多如绵羊般驯服的顺民,突然在一夜之间变成了对“走资派”和“黑五类”怀有刻骨仇恨、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的暴民。

林彪对文革的两大“贡献”

毛泽东得以放手发动文革,离不开左膀右臂、哼哈二将──文江青和武林彪的鼎力相助。没有江青秘密组织撰写了点燃文革导火索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等系列文章,在思想政治领域大肆造势;没有林彪对毛的超级吹捧和极度个人崇拜,毛泽东即使能发动文革,也绝不能形成如此大的规模、造成如此大的破坏与影响。

林彪自井冈山时期起就是毛的心腹爱将和毛的铁杆粉丝。自一九五九年出任国防部长后,林彪在军内(后推广到社会上)“大树特树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出版了“小红书”《毛主席语录》,推出了人人必读的毛着《老三篇》和大肆吹捧毛的“林语录”。文革爆发前夕的一九六六年春,林彪亲自调动其亲信“万岁军”三十八军自东北入关,拱卫京畿重地;林彪麾下的“四野”是解放军中最大最强的“山头”,足以震慑党政军内“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们,保障文革得以“安全地”进行,林彪对毛的吹捧和谄媚为古今中外文臣武将所罕有。然而,目前众多研究林彪和“林彪事件”的专着,多侧重于分析林彪事件的来龙去脉、替林彪鸣冤叫屈,少有再提起他自一九五九年以来助毛为虐并推动文革的巨大“贡献”。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凌晨,“林彪事件”在毫无徵兆中突然爆发,发动文革的美好理想一夕之间化为乌有、进行文革的堂皇理由瞬息之间变得如此可笑。“林彪事件”腰斩了文革,并成为十年文革中最大的一块里程碑和中国人思想认识的一大转折点。林彪推动文革和腰斩文革的两大“贡献”是如此的南辕北辙,九泉之下的林彪也只能摇头歎息。

笔者认为:学术界应该建立一门“林学”,这不仅因为林彪的人生太跌宕起伏、林彪的经历太大开大合,至今仍令人歎为观止,更因为“林学”比“红学”等更有意义。通过研究林彪这位中共最杰出的军事家如何“成功”转型为中共最噁心的“政治家”、如何自甘堕落为中国最有谄媚语言天赋的“文学家”;研究林彪在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党的唯一副主席、成为堂而皇之地写入党章的毛的法定接班人后,为何在短短五年后不惜以毁誉终生的出逃、不惜与夫人儿子一起葬身大漠也要与毛彻底决裂──所有这一切对从一个全新的角度研究文革、研究中共的历史与本质,都可以产生令人振聋发聩的效果。

文章来源:《争鸣》2016年4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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