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总结两波转型的经验教训,就是不能使国家的危机到了天下大乱才追求转型,像一次大战前后的转型之所以不成功,很大程度上就是乱中转型之难所致。而要在大乱之前转型,人们就要在日常状态下从各个方向增加推动转型的压力。

两波政治转型的对比

今天我想讲的是现代国家转型。关于转型有一个很流行的说法,叫作三波民主,后来有人说第四波,后来又有人说第四波失败了。不管怎么说,以前有过几波。对三波的总结,最有名的是亨廷顿的说法。但他的概括从经验史实上讲是有问题的。他讲第一波,从美国革命一直到20世纪初。但其实从1848年到1911年,世界民主化并没有太大的进展。如果说第一波,那应该是从英国革命(不仅是“光荣革命”)、美国革命、法国革命一直到1848年欧洲各国的变革,都应该被重视的。

而第二波,亨廷顿说是二战以后的非殖民化国家。这个说法值得商榷。非殖民化国家由于受前宗主国的影响,建国的时候就是民主的,这样的国家确实有,如印度,但其实很少。绝大多数这类国家一开始建立的就不是民主制度。比如说埃及,开始是法鲁克王朝,后来是纳赛尔等,都不是民主体制。我们通常也没有把这些国家叫作民主失败,因为他们一开始就没搞民主,谈不上失败。

真正第二波民主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我们以前对两次世界大战有不同的看法,第二次世界大战人们都说是反法西斯战争,当时很多人认为民主阵营也包括苏联,民主阵营的对手则是德意日三个法西斯国家,大战的双方是有善恶之分的。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就不同,很多人说那是帝国主义战争,双方都是不义的。众所周知那是列宁的说法。

其实只要看看史实,就知道一战当时很多人都认为双方也有正义与不义之分。一战爆发于沙俄、奥匈和奥斯曼争夺巴尔干,而这三大帝国恰恰是当时欧洲最专制的板块,因此“专制带来战争”之说很盛。而正式开打后,同盟国的缔约方,德、奥、土、保都是君主专制国家,德国虽说君主立宪成分已经不小,但与英美法相比,俨然还是德意志第二帝国。相反在协约国一方,英美法都是民主国家,1917年之前还有个专制的沙皇俄国,但1917年2月,俄国也发生了民主化,当时这事极大影响了许多人对战争的印象。俄国很多反战的左派人士,二月革命以后不反战了,他们认为俄国推翻沙皇后协约国方面就是一水的民主国家,而同盟国却都是专制国家,他们认为这就是一场民主对专制之战。中国当时这样看的人也很多,包括陈独秀李大钊都是。特别是陈独秀,现在都说他欢呼十月革命,其实,受到陈独秀第一时间欢呼的是追求宪政民主的俄国二月革命。陈独秀当时认为沙俄在协约国民主阵营中是异类,因为专制沙皇暧昧“亲德”,所以仗打得一塌糊涂,现在好了,俄国也民主了,协约国民主阵营就必胜了。没想到后来又发生十月革命,列宁推翻临时政府后竟与德国单独媾和,把陈独秀弄懵了。两年后他才转过弯来开始从新的角度赞扬十月革命。

但无论如何,1918年后凡尔赛体系下世界的民主化的确达到又一次高潮。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世界上几大帝国在短短几年内相继崩溃,最早就是战前大清帝国,战争后期俄罗斯帝国,战后德意志第二帝国、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这几大帝国崩溃后,在帝国废墟上产生的国家当初建立的都是民主政治。辛亥的中国,1917年2月的俄国不用说,凡尔赛体系后欧洲新出现的十几个国家初期都复制了协约国的政体,不是君主立宪,就是民主共和——总之是我们一般讲的民主政治。

但是除了个别国家如捷克外,这些国家接着都深陷“转型危机”。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这一波国家的民主几乎都出现了逆转,而且多是内部的原因:少数像俄国,用极左的专政取代了民主共和,多数像德、意、匈牙利、奥地利变成了极右专政。甚至一些在中世纪都没有专制的国家,比如说波兰,在中世纪就是实行所谓自由选王制、贵族共和国的,但是在第二次大战前,仍然出现了带有很浓独裁性质的萨纳奇体制。还有些民族古代有专制但从没那么疯狂,例如号称理性民族的德国人,则不但重陷于专制,还陷入从未有过的癫狂。有人说当时没有发生“民主失败”的似乎只有捷克斯洛伐克,而捷克民主最后也因为外部原因,被希特勒占领而消失了。

同时,辛亥以后,民国的宪政实验也遭到严重的挫折。因此如果说有一波来势很猛的民主化,后来又退潮了。那这所谓的第二波民主化,应该就是这一波。这一波民主化,大部分国家都失败了,而且可以说失败的概率比现在所谓“第四波民主化受挫”还要高。

而亨廷顿说的第三波民主化应该是对的。这一波的绝大部分新兴民主国家和地区都取得了成功。从最早1970年代的葡萄牙、西班牙、希腊三个“南欧武人政权”还政于民,到冷战后的绝大部分前东欧国家的政治转型,包括东亚的韩国与台湾地区,以及南非的民主化,尽管并非尽善尽美,但都成功地建立了稳定运行的宪政民主体制。这与前一波形成了强烈对比。

第二波与第三波如此不同,原因何在呢?

如果你分析每一个个案的原因,这个话题是说不完的。但那么多地方都如此,可见总体原因更重要。总体来讲,这两波民主化,第二波民主化都是由乱世催生的民主。请注意这里主要讲的并不是“革命”后的乱世,而是民主化启动前就已经乱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本身就是一场世界范围的大乱,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整个世界也可以说是乱世,不单是我们的民国。民国历史多灾多难,很大程度上并不是中国国内的原因造成的。那时候两次世界大战、一次大萧条,除了这几件全球性的大事外,两国或几国之间,或者一国之内的战争也是非常频繁而且极度残酷的。俄国内战死人比一战还要多。中国内战、芬兰内战、匈牙利内战、西班牙内战,还有国家之间的战争:苏波战争、苏芬战争、波罗的海战争、里夫战争、阿比西尼亚战争、大厦谷战争,以及东方二战前已经打了八年(1931年起)的中日战争前期等等。

总之,那是个动乱时代。但并不是民主化导致动乱,而是民主化前就大乱了,往往是专制条件下的大乱。至少在那个时代,专制主义(包括传统专制、军国主义专制和极权专制)就是战争,或者说专制主义就是动乱,这倒是当时人们追求民主的理由之一。像中国是最典型的。很多人说辛亥革命以后中国进入乱世,其实哪是这么回事,中国自1851年到1949年经历了百年乱局。庚子之乱不乱吗?再往前,太平天国乱的不够吗?户口损失两亿,虽然并非都是死了,只是户口消失了,但据人口史家测算,实际死了也有七千万之多,骇人听闻。太平天国战争死的人比抗战还要多。政治体系也分崩离析,从湘、淮成“系”,到东南互保,再走一步不就是“督军”四起、军阀称雄?洪杨之乱后的清末其实就如黄巾之乱后的汉末与黄巢之乱后的唐末,辛亥共和没能止住这个过程,但不能说成是辛亥开始了这个过程。俄国也一样,内战死亡比一战多得多。但二月革命乃至十月革命本身都没流什么血,十月革命后还平静过两个多月(苏联官史称为“凯歌行进”时期)。正是在1918年1月列宁解散立宪会议后,内战才爆发的。当然与太平天国不同的是,俄国那时已无王朝,不能说是王朝导致的战争,但二月革命之前俄国其实也已经因世界大战失利而陷入后方乱局。1916年冬天俄国乡村已趋失控,后方乡村动乱使前线农民子弟军心瓦解,士兵普遍反战,因此2月间那场“无人发动的意外革命”就轻易导致了沙皇垮台。

总之,当时是在大乱中产生了民主。现在好多人说民主会导致动乱,其实就那个时代而言,不是民主导致动乱,而是动乱导致民主。动乱使人更痛感专制之害,人们企图通过改专制为民主来摆脱乱世。说民主导致动乱是完全不对的。

但是,这一波民主化的失败也确实与动乱有关。简而言之,动乱虽非民主造成,但通过民主来结束动乱确实很困难。民主化没有成功,不是因为造成动乱,而是因为不能成功地走出动乱。在动乱中恢复秩序本来是很难的事,不管是恢复专制秩序还是靠民主来建立新秩序,都是很难的。靠专制铁腕求“治”,通常就要大打一场,流血无数,其实本来大家都不愿。但是乱世又是一个“秀才遇见兵,有理讲不清”的时代,靠民主规则来求治又多是迟迟不见效,最后在乱世中熬不过去的国民还是接受了铁腕强人。这也是人之常情,并非哪种“文化”所独有,如前述的波兰历史上没有专制传统,而这个时期也出现了强人政治。具体到各国当然就有具体的各种原因。中国辛亥革命以后固然没能成功地摆脱乱世,欧洲那些“凡尔赛国家”也都没有成功,导致这一波的民主化总的来看相当失败。

那么到了第三波民主化为什么会成功,至少基本成功呢?

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情况千差万别,如果我们要做一些归纳的话,你会发现,第三波民主化并不是在动乱中产生的民主化,他们都是在秩序还相当稳定的时候就出现了民主化过程。比如像领头的西班牙、葡萄牙,以及除前南斯拉夫地区外的绝大多数东欧国家。他们的民主化都不是在天下大乱的情况下发生的。民主转型并没有遇到结束动乱的难题,因此这些民主化都比较成功。

但为什么在没有动乱的情况下这些地方会发生转型呢?直接的原因你可以说是统治者比较开明,他们在还能保持控制力的时候就主动推进转型,从而避免了乱局。问题是统治者为什么这个时期会变得开明?而且不是一两个,这个时候从右翼的地中海武夫到左翼的东欧共产党人,从东亚的蒋经国到南非的德克勒克都同时开明,这就不光是个人因素了。除了民主思想在当时世界的影响力确实比一战时期更大以外,应该说还是这些统治者当时面临很大的压力。统治者如果不开明,压力就没法化解,很少有统治者在完全没有压力的情况下,仅仅凭借某种理念来开明的。

如果说第三波民主化比第二波民主化做得好,我认为带有总体性的原因(即不是个例,而是所有情况都可以总结的原因),就在于它们在没有发生动乱的情况下,由于社会逐渐给统治集团施加了越来越多的转型压力,使得这些统治者出现开明人物的几率就会变得比较高。的确,出现开明人物并非什么“规律”,它始终是一个几率问题。如果统治面临很大的压力,统治者出现开明人物的几率就比较大。

那么再仔细分析一下,这些压力来自何处?我们会发现其实压力可以来自各个方向、各种理由。假如原来是“资本主义”制度,从资本主义本身要求限制权力的角度就会形成压力。比如说在台湾地区,国民党本身原来的意识形态就说要搞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说专政是暂时的,将来总还是要搞宪政。那社会就可以要求你朝着这个方向走,不断地要求你履行诺言,限制专制权力。

再比如说西班牙,当初佛朗哥军人夺权的理由就是要维护传统,但武夫擅权难道合乎传统?讲传统你就要归政于国王,而民众要求归政于国王,其实就是要君主立宪。

而东欧各国的民主化,从1953年东德的六一七工潮开始,它的经济诉求一直都是“社会主义问责”式的。东欧各国尤其是东德、波兰,历史上缺少专制皇权,但战前就有强大的社会主义传统—不是斯大林主义的传统,而是工人运动的传统,人们都知道劳工权利,却从不知道叩谢皇恩。德国在纳粹上台前,社会民主党与共产党就是议会第一第二大党,战后两党合并成统一社会党虽然是在斯大林强制下搞的,但当时的两党首领都是工会出身:老德共的威廉·皮克是木工工会领袖,社民党的格罗提渥是印刷工会领袖。工会领袖干什么的?就是要为工人争取干活更轻松,挣得更多,福利更好。只有资本家才会叫工人“先生产、后生活”“小车不倒只管推”“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苦就是汗,死就是血,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不就是“血汗工厂”吗?那时说是资本家才这么干,你工会领袖能干这个?

所以,尽管斯大林体制下议会民主被“专政”代替了,但这个专政据说是为工人的,当然不能比资本家还“血汗”。我们限不了你的权,就要按社会主义标准问你的责,直至无限地问责。1953年工潮中东德人提出的口号就是“打倒红色血汗工厂”,既然是红色的,就必须让工人干得更少、挣得更多。如果统治者要你比西德的工人干得更多、挣得更少,那还算红色的吗?

六一七工潮被镇压了。但有趣的是镇压的理由不外有二,一是说工潮有外部煽动背景,二是说工潮混入了坏人,出现打砸抢。但工潮的诉求,尤其经济诉求,当局却没法否定。因为这都是标准的“社会主义要求”嘛。人家一没要求私有化,二没要求自由市场,就是要求“工人当家做主”的工厂不能比资本家的工厂对工人更苛刻,这有错吗?社会主义的东德工人应该比资本主义的西德工人更少付出“血汗”而更多享受福利,这不是当局你自己说的吗?所以“运动混入了坏人或被坏人利用,但工人的诉求是合理的,我们应该满足”就成为当局处理此类事件的模式化说法。1953年的东德如此,1956、1968、1970、1980年的匈牙利、捷克尤其是波兰也大同小异。当局每镇压一次“被坏人利用”的运动,就要在“满足工人合理诉求”上加一层码。像波兰、匈牙利这些国家,当时民众对当局施加的压力,政治上的自由民主往往是隐性的(这方面有明确的言论禁忌),而在经济层面显性的都是关于公共服务、福利问责方面的内容。肉类涨价要抗议,暖气不热也抗议。这些福利无限积累,体制承受不了,波匈这几个最早出现政治转型的国家,都是东欧福利赤字最大、债台高筑,难以为继的典型。

问责首先是逼出了经济转型。与一些人想象的相反,东欧搞市场化最初并非反对派的主张,而是统治者之所急。为什么急?就是被民众的问责问得受不了啦。体制后期这些国家实际是当局极力想搞“市场化改革”,目的就是要甩包袱卸责任。但民众却不依不饶:你垄断着权力,我不找你找谁?要想卸责,先要限权。你“市长”可以随便找我们弄权,却不准我们“找市长”问责,哪有这种道理?要搞市场经济,必须从“市长不找,市场找”开始—“市长”不能随便对民众弄权。于是当局的“卸责改革”一次次被民众抵制,最后不得不坐下来开圆桌会议:你给我授多少权,我对你负多少责。权力有限,责任自然也有限,这就有了宪政转型,而宪政基础上民众也不再对政府无限问责,市场经济改革也就可以公平地进行了。

其实在圆桌会议前,问责也已经在潜移默化地促进限权:你说搞福利没钱,那钱哪儿去了?为什么政府搞那么多小汽车和官员别墅就有钱?在波匈,福利问责使民众紧盯财政,结果弄得当局捉襟见肘。平心而论,从中国人的角度看,波匈旧体制末期的官员还真是清廉,没什么既得利益。这不是他们觉悟高,而是民众的“福利逼债”把财政挤干榨尽,实在没什么油水了。当官没什么既得利益,民众又紧盯着你“逼债”,福利搞了没人谢恩,不搞则众人问责。这官真是当得如同鸡肋,也就没有必要不择手段恋栈到底。变革前十年波兰官员辞职就已不罕见,变革中他们的开明也就不难理解了。

把“手电筒”掉个方向

总之,民主转型要成功就不能等到天下大乱,统治者开明很重要。而除了个人因素外,开明是适度压力造成的。而压力并非只来自一种“主义”。其实很多“主义”都是两面的:专制者可以用来压民众,民众也可以用来压专制者。就如前述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老板用来压劳工那就是“血汗工厂”—其实自由雇佣制下工厂如果太“血汗”,工人还可以跳槽,而专制皇上要百姓“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就更可怕了。但你不是说人民是主人,当局只是“公仆”吗?仆人怎么可以要求主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而主人要求公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倒是顺理成章吧?不许我们限你的权,我们当然就可以无限问你的责!其实别说 “不怕死”了,就是如波兰体制后期官员那样没有油水之“苦”,就足以使他们不再留恋专制了。

同样,当初佛朗哥以维护传统为名镇压共和派,但后来,民众也可以以维护传统为名压他的继承者归政国王—那时的欧洲已经没有专制国王立足之地,有之都是立宪虚君,归政国王其实就是走向宪政。而佛朗哥一派还没法反对,因为维护传统本来就是你打的旗号嘛。西班牙人就这样把“传统”从专制者对民众的压力变成了民众对专制者的压力,并成功地实现了和平的转型。

反过来说,即便是“自由主义”这种通常认为只是民间施压于政府的主张,如果任由专制者乱用,也会变成自由之敌。我国“暴秦”和汉代的专制者都曾一面大搞 “利出一孔”、“盐铁官营”的官家经济垄断,一面却鼓吹穷人不是懒汉就是醉鬼,饿死活该,官家根本不该有救济之责。这种专制者既扩权又卸责之论今天居然也被一些人打上了经济自由主义的标签。波兰旧体制末期,当局也曾一面维持政治经济的垄断,一面却打出经济自由和市场化旗号,授权企业随意解雇罢工者,并企图对格但斯克造船厂等大型国企强行破产清算,遣散工人,以消除民主派工会运动的基础。若不是此计在民众抵制下失败,后来的圆桌会议和平转型,以及民主背景下成功的市场改革都将难以发生。“经济自由”如此,“政治自由”亦然,笔者曾提到明治以后的“日本式自由主义”专门鼓动小共同体内的“自由”,把人变成不孝父母、愚忠天皇的军国主义工具。我国新文化运动后期的蜕变,其实也提供了类似的教训。

实际上,任何“主义”作为语言符号都有索绪尔所说的“任意原则”特性,专制者可以用来压民众,民众也可能用来压专制者。 “第三波民主化”成功者比较普遍的一点,就是民众善于运用各种话语资源来绕过专制的语言禁忌,成功地对专制者施加了压力。你讲社会主义,我可以用社会主义对你问责;你讲自由主义,我可以用自由主义对你限权;你提倡“传统”,我可以用传统话语施加压力;你提倡基督教,我可以用基督教义对你施加压力。总而言之,压力话语无处不在,关键在于不能只让统治者给被统治者施压,被统治者要用一切办法向统治者施加压力。这些压力往往因事而发。但是这些压力的积累,逐渐就使专制者原来的顽固态度难乎为继,出现开明者的几率不断上升。

现在的确有一种看法,认为所谓压力只能建立在某一思想资源或者文化资源的基础上,比如说以仁义道德为理由施加压力,好像就不如以基督教义施加压力来得顺畅,或者用社会主义问责的理由来施加压力,好像就不如用自由主义限权的理由来得顺理成章。这样就使人们失去了很多可能性。而且搞不好还会产生很糟糕的现象,即不同的资源都可能走向相反的方向。比如说用“左”的话语为统治者扩大权力,用“右”的话语为统治者推卸责任。这样的话当然这个社会转型就会越来越难。因为专制者从来就希望自己的权力越来越大,而责任越来越小。

如果没有足够的阻遏,不仅权力会无限扩张,而且责任会无限地推卸。所以这种情况下,就是限权与问责两方面的压力都不能放弃的。尽管社会压力的语言表达形式可能存在各种限制,但实际上,每一件事每一种思想资源都可能有不同的指向。过去体制内有种说法,批评某些霸道者“把马克思主义当成手电筒,自己拿着照别人,却不准别人拿了照自己”。而老百姓更简单的说法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其实何止马克思主义,任何主义都不能把它变成单方向的“手电筒”—只能上面照下面,下面不能照上面。而如果把手电筒掉个方向,所有的思想资源都是可以为国家转型、社会进步提供动力的。研究“思想”的人们往往为哪种“思想”正确而争论不休,其实在思想获得自由之前,能否自由思想比持有什么思想更重要。这就像无论烧的是煤油还是豆油,只许州官烧那就是“放火”,百姓也能烧那才是“点灯”。15世纪欧洲的思想解放,同样是讲基督教戒律,教廷高层只拿戒律来敲打信徒那就是保守势力,而信徒用戒律来敲打腐败的高层,那就是宗教改革!

第三波民主化取得的成功,就是各种思想资源都成为对专制者的压力所造成的。在某种意义上讲,这种成功不仅是自由主义的成功,同样也是社会主义的成功,它仅仅是极权主义的失败。人们从左的方向对它进行问责,从右的方向对它进行限权,就共同推动了这种成功。反过来,如果从右的方向为它卸责,从左的方向为它扩权,恐怕就有相反的命运了。

总结两波转型的经验教训,就是不能使国家的危机到了天下大乱才追求转型,像一次大战前后的转型之所以不成功,很大程度上就是乱中转型之难所致。而要在大乱之前转型,人们就要在日常状态下从各个方向增加推动转型的压力。

来源:腾讯·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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