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他要我找的是邱吉尔的一句名言,大意是民主虽然弊病百出,是很坏的一种政体,但还是优于其他政体。他说自己翻阅了很多书,没有一本说法一样,没有一本有这段话的原文和出处。

自李慎之先生离世之后,我会在睡梦中突然醒来,沉浸在往事的追思中。看来,不写出一篇纪念文字,良心是交代不过去的。

同慎之先生的交往,是从一封信开始的。1986年春,袁明策划她在北大的第一个国际会议,邀请中美两国的青年学者,讨论1945-55年的中美关系史。慎之先生及章文晋大使、罗荣渠教授、资中筠老师等是会议的中方顾问。青年人的论文先要送给顾问们审阅。我的两篇论文,分别交给了慎之先生和资老师。我曾经在1983年社科院美国所召开的会议上见过慎之先生,当时印象最深的是他的威严,而他对我是不可能有印象的。所以当我把论文寄给慎之先生时,心里七上八下,尤其是因为当时那篇论文的中文稿还没有写好,而时间又很紧,只能先送他英文稿。为怕他怪罪,我写了一封短信解释。他怎么评价我那篇论文,现在已经记不得了。只记得他后来说我那封信文字通顺,落款还知道用“后学”两字。自此,注意到慎之先生不但思想深邃,谈吐高雅,而且极注意文字细节。

1991年我从北大调到社科院美国所工作,其时慎之先生已没有了行政职务,闲暇多了,成了常来我办公室的贵客。这时才慢慢发现,慎之先生虽然经常训人,特别是训我这种才疏学浅的后辈,其实在个人交往中是非常没有架子的。他坦荡,不需要用摆架子来维护自己的权威。一位德高望重的党内老同志说过,“李慎之的性格用一个字就能描述:狷。他吃亏就吃在这个字上。”

正是因为他“狷”而不狭隘,他成了我在自己的长辈和上级中惟一敢当面抬杠的人。

一天,我兴奋地把美国历史学家小阿瑟·施莱辛格的一篇短小、精彩、文字优美的文章送给慎之先生看,顺手写了几句话加以评论。没想到他又挑我的刺了:“你用‘金玉良言’来形容他的文章是错的!你懂怎么用这个成语吗?金玉良言只能用来称赞你谈话或者写信的对象,说‘您的一番教诲真是金玉良言啊’。赞扬其他人的文章写得妙,要用‘字字珠玑’!”

慎之先生说起话来口无遮拦,做学问却是慎之又慎的。在他开始发表文章而且一发不可收拾之前,几次跟我说要继续坚持“三不主义”──不写文章、不讲课、不做报告,原因呢,就是与其没想好就写出来误人子弟,不如不写。老实讲,我当时还没有见过慎之先生的文章,曾偷偷想:是不是他也像有的人那样,知识渊博,评论起别人来头头是道,可自己写文章是另一码事,所以怕写呢?这个妄测,现在想起来很可笑。不过究竟是什么情节让慎之先生放弃了“三不主义”,我从来没有弄明白过。

在我看来,衡量我们这些所谓“国际问题专家”够不够资格当学者的主要标准,是能不能像慎之先生那样,把国际问题当成一门学问来做。慎之先生写一篇几千字的文章,通常需要几个月的思考,搜集资料,同别人“乱侃”也常常是有目的的,是在为他的文章做“正反论”。一个观点反复想,一个论据反复考证,当然下笔就慎重了。他考证过的事情,有李光耀关于“亚洲价值观”的论述的前后差别,有美国西点军校是否真的要求其学员学习雷锋,等等。一篇文章初稿出来,他复印了到处送,不耻下问,反复推敲。他的文章鲜有注解,不符合时下的“学术规范”。把他所有关于国际政治的文章加起来,其数量也未必够在哪个国际问题研究所评高级职称的。但他在资料积累上用力之深之勤,是常人难以想象的。一次,他郑重其事地把几年搜集下来的关于美国同拉丁美洲关系的《参考资料》剪辑拿来,说你研究美国全球战略可不能忽视拉美,现在我不研究美国了,这些资料留给你用吧。看到他在资料上用红笔的勾画,有的地方还有眉批,不由得感叹不已。

这种一丝不苟还有几个难忘的例子。一次我同他谈起,美国卡特时期国家安全委员会处理东亚、东南亚事务的中国问题专家奥克森伯格给我讲述了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期间中美默契配合的一些故事和细节。慎之先生眼睛一亮,说这可太重要了,你应该赶快再找他详谈,录音或者做记录,不然追悔莫及。我知道,慎之先生1979年陪同邓小平访美,了解中方当时的一些战略考虑,对这个问题有过很深的思考。如果能把中美双方的内部考虑核对一下,对研究中美关系史是很珍贵的。我还知道,对于70年代初中美关系为什么能够缓和的问题,慎之先生同奥克森伯格的观点也不谋而合,即共同对付苏联的威胁并非双方的惟一考虑甚至主要考虑;当时两个国家都想从越南战争中脱身,美国要的是体面的撤退,而中国也感到越南问题在战略和经济上都拖累太大。可惜的是,我那段时间工作太忙,没有做成这件事,连奥克森伯格讲过的情况,也没有多少印象了。今天不但慎之先生已去,连比他年轻十多岁的奥克森伯格也在两年多前作古,真的是追悔莫及了!

1999年科索沃战争结束的几个月之后,我写了一篇不长的报告,谈美国人对科索沃战争的若干反思。这篇短文并没有在资料方面下太大的功夫,也没有拿给慎之先生看。没想到他看见了,还打来电话加以评论。他说,到底西方国家对米洛舍维奇在科索沃搞种族清洗的指控是否符合事实,是判断这场战争的是非曲直的一个关键。他读到过加拿大一家报纸披露美国记者在科索沃捏造事实,但说凭借一篇报导的“孤证”,还不能下结论,问我看到过这篇报导没有,有没有别的西方资料披露类似情况。惭愧的是,我没有能够给慎之先生任何明确的答复,而且至今对科索沃是否发生过种族清洗,其规模有多大,没有清楚的概念。回过头来翻阅国内关于科索沃战争的多篇文章著作,其倾向性固然十分明确,但对于当年南斯拉夫国内到底是什么情况,仍是语焉不详。这是无法告慰慎之先生的一类遗憾。

令我欣慰的是,最后一次给慎之先生做资料工作,是圆满完成任务的。那是2002年6月,慎之先生搬到新居不久。他来电话,像过去一样声如洪钟,像过去一样没有一句客套,像过去一样不容拒绝:“王缉思啊,你给我找找这句话的原文和出处!”他要我找的是邱吉尔的一句名言,大意是民主虽然弊病百出,是很坏的一种政体,但还是优于其他政体。他说自己翻阅了很多书,没有一本说法一样,没有一本有这段话的原文和出处。几天以后,我没有花多大的力气就在网上找到了英文原文,给他回了电话。他迫不及待地叫我在电话里读给他听,要我马上把原文打印下来邮寄到他家里。不知什么原因,寄了三次他才收到。

慎之先生在构思什么文章,为什么需要引用这句名言,我没有问,此后再没有读到他新的文章。先生去了,我替他把苦心查找的原文翻译出来,献给关心他的读者:

“在这个罪孽和不幸的世界上,人们尝试过而且还会尝试多种政体。没有人佯称民主是完美无缺或智慧无比的。正如有人说过的,除了所有其他曾经被尝试过的政体之外,民主是最糟糕的政体。──温斯顿·邱吉尔,英国下议院,1948年11月11日。”

——本文写于2003年,作者当时任职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所长

来源:学术创新工作坊微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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