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陈平回忆录中也不讳言地承认当时中苏两国也希望结束武装斗争。因为马共没有大后方,军事力量对比与英国悬殊,应把注意力放在宪政活动方面。

2013年09月16日

我方的历史:陈平回忆录(中译本)

陈平回忆录《我方的历史》内容简介:

《我方的历史》为前马共总书记陈平的口述历史,无疑是一部独特的历史文件。

陈平与其部队曾经武装对抗日本,二战以后英殖民者重返,为表扬陈平抗日时期的协助,授于大英至尊的OBE勋章。然而,这项诱惑最终招致失败。为了消灭陈平及其所领导的马来亚共产党人民解放军,英国殖民政府展开十二年的军事行动,颁布紧急法令,赶尽杀绝的程度比二战时还要严厉。曾经公开赞扬的战争英雄,一夕间被打为“恐怖分子头目”,崇高的勋章顷刻间变成逮捕令──无论是死或生。

五十年后,陈平坚称:“我不能让OBE勋章成为我生命的光彩。”他们那个世代,“都向往摆脱英殖民的统治,我以此为荣。”

如今,那些当年受时代所困惑,至今浑然莫明的人们,应该不会忘记这位传奇人物。因为他们坚定不移的承诺、义无反顾的勇气和不易妥协的原则,使得这则故事充满争议性。与此同时,本书也记录了那个毛躁年代的严峻挑战,以及不同的政治派系如何向他们袭来,相互碰撞。

“当战争爆发,我加入游击队与日军对抗。作为时代青年,我看不到生命中有更好的按排。由于我在战前被英国殖民政府的暴行吓坏,以致于日军入侵时,我感到更加痛恨。因此,我便积极暗中破坏日军的侵略行动。对我们可言,向殖民者妥协比穿越过难以应付的高山丛林还要可怕。我宁可成为自由的斗士。”

陈平,原名王文华,1924年10月出生霹雳州实兆远。前马共总书记。

解读前马共总书记陈平回忆录《我方的历史》

谢诗坚 (马来西亚资深报人、著名时评政论家)

解读陈平《我方的历史》(一)—历史由单行改成双行

陈平回忆录–“我方的历史”在《南洋商报》的连载,除了说明时代已经转变,不再视“马共历史”为重大禁忌外,也允许失败的一方讲述本身的历史,让读者从两个方面对历史有个较全面的认识和评价。这是我国政治的一大转变,也是《南洋商报》的一个突破。

我是从历史的角度来阅读陈平的故事,正如我在较早前也拜读了李光耀回忆录。这两本回忆录的一个共同点是:不论是中文版或英文本,作者的遣词用句是相当引人入胜的,文笔的流畅和按年代及事件的评析都是十分连贯性,让人读来不觉沉闷,而是似乎走进他们的内心世界,得以透视那个年代的斗争和冲突。

虽然两本传记都不是小说,而是非小说的政论的大块头文章,但通过生动的文字,使到这两本传记成为当代史的热门书。

当然这两本书的立场是截然不同的,甚至是针锋相对的。李光耀回忆录侧重在1959年新加坡自治后的种种挑战和威胁,且相当部份矛头指向马共领导的统一战线;陈平回忆录的重点在1957年马来亚独立前与英国和日本的残酷斗争,从而试图提供另一面的故事,有许多情节是鲜为人所知或一知半解的。因此陈平的回忆录也扳回了他多年被负面的描述的“罪大形象”。

我可以这么说,李光耀回忆录及陈平回忆录是同一个时代的历史的交错。各说各话,但又相互印证,其精彩处就在你相互比较下,有些许的共同点反映向历史负责。比如李光耀从不讳言他在1954年创组人民行动党时,就与左派打得火热,并在后来也秘密地会见马共全权代表及至双方分道扬镳后,展开一场不可避免的尖锐斗争。陈平也在回忆录中指出,因为马共及左派的支持,行动党才在1959年上台执政,这种不谋而合的历史片段,都具有其真实性的一面。

这就是说,陈平回忆录得以公开发售和在报上连载已改变了一向以来“历史是由胜利者来写的“ 一面倒局面,他也有机会从另一个立场来演绎同一个时代和同一个事件的历史。进而衬托出在时代政局的改变下,历史出现其两面性。足以增添史料,供学者进行评价和反思。

陈平在其“前言”中这样说:“英国排山倒海的宣传材料已成功将我刻画成一个“恐怖份子首领”。我们并不是在宏伟的建筑物内的办公桌上伏案疾书之辈。我们最犀利的武器就是我们的理想主义。”

这里头带出在马共从一开始成立(1930年)到往后的斗争中,都被英国圈定成“恐怖份子”而采取严厉的对付手段,以使到英国取得“合法性”的地位来克制和打压属于“不合法性”地位的马共;尤其是在1948年英国实施紧急法令宣布马共为非法组织后,更确定这一套由统治者自行设立的理论条规。中国当代着名文史学家陈思和归纳为“历史是由胜利者来写的“。他说:“胜利者愿意自己的成功成为某种历史性转折的标记,愿意看到历史在自己的成功处出现一个句号”(参阅《中国当代文学关键词十讲》,26页)。

无可否认的,从1948年马共与英军闹翻后,马共就变成英殖民统治者眼中“十恶不赦”的恐怖份子。陈平这样说:“我们也没有技能,手段或时间去应付大量的政治宣传机关,他们最初只是把我们描绘为普通的土匪,随着敌对行动升级后,我们就被指为共产党恐怖份子了”(参阅陈平《我方的历史》第9页)

正是因为历史是以英国立场定论,包括学者的着书立论无不把马共形容为恐怖份子,也应了如陈思和所说的胜利者及亲当权派学者在唱着同一个调子。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准则成另为一个特定时代的思路和立论。

不过,也有极少数的例外,例如英国的一位学者安东尼舒德(ANTHONY SHORT)在撰写《马来亚共产党的叛乱》(THE COMMUNIST INSURRECTION IN MALAYA, 1948-1960)一书中就坚持参阅各方史料包括蜜档而立论中肯,他不用“恐怖份子”这个字眼,而且在1968年完稿后因内中提及一些被认为仍属保密的问题,因此不便及时发表,延至1973年后才出版。

根据笔者在去年与历史学家王赓武教授的交谈中,我们也提出“恐怖份子”这特殊名词。当今是用来形容诉诸暴力的原教旨主义极端份子,诸如奥沙玛宾拉登就是“第一号恐怖头子”。但这个名词不是美国发明的,而是英国发明的,早在40年代就用来贬斥马共,久而久之,“恐怖份子”与“马共”被划上等号。

未想到英国人的专有名词在21世纪被美国“派上用场”,以和它所创造的“邪恶的轴心”成为双刃利剑。

1989年,马来西亚与马共签署和约时,已不再使用英国人留下的字眼,以示有所划分和解开马共的“心结”。更在后来的年代,采纳开明的政策,允许马共说出它的故事,不再是墨守陈规“历史由单方面来写”的。陈平回忆录正是在这种情势下,可以公开陈述“我方的历史”。这对研究马来西亚政治史的学者来说,无疑是跨向学术自由的一个新阶段。

解读陈平《我方的历史》(二)—陈平故事带出的人和事

陈平《我方的历史》中对本身与亲属关系的描述充满感性。虽然着墨不多,但流露出他对父母子女好友的真挚情感,堪称天下父母心。不过陈平在述及他参加政治活动的经过,却足以带出一些重要的相关人物而串成一个重要的发展。

陈平说他是在1938年参加抗日的组织–后援会,而且是受黄诚的一次演讲所感动。1940年正月成为马共候补党员。不久之后,他在怡保正式宣誓成为党员,被分派负责霹雳州的党务工作。

黄诚是谁,陈平这样说:经他好朋友杜龙山(也是马共党员)的介绍,他获悉黄诚(又名张黄石)原是中共一名县安,在1936年左右逃到马来亚,便与马共接上头,改用黄诚为名。原先黄诚是在会馆担任受薪秘书工作,较后成为《星洲日报》一名记者,负责霹州后援会工作,后来又担任霹州马共领导人。

根据《血碑》增补本介绍:黄诚(1913-1942)原名张元豹,又化名黄石。1936年转加入马共,经常在《南洋商报》发表政论文章。1940年时黄诚已是马共重要人物。

当黄诚离开霹雳到新加坡时,陈平接替了霹州党务,在马共中委排阵上,黄诚与莱特、小忠(黑风洞事件中被日军杀死)及蔡克明(陈平形容为党理论家)齐名,成为党的领导者。1942年2月15日日本蝗军攻下马星后,根据情报先后逮捕了马共(总部设在新加坡)重要成员,计有黄诚(宣传部长)、老黑(林江石)(组织部长),黄耶鲁(文化部长)及蔡克明等人。

黄诚与其妻子李明(槟城人)同时被捕,他在同年8月9日被折磨至死,而其夫人于1945年9月5日日寇投降后被释放,以后回中国,于1994年辞世。

在狱中,黄诚写下一首《揭叛歌》,直斥黄耶鲁出卖了他们,用词十分激烈,这首歌在后来成为马共对付黄耶鲁的一个“证据”。

陈平对黄诚的评价是这样的:“黄诚是仅次于莱特的马共第二号人物,他很早就遭日本宪兵逮捕和处决,严重地打击我们的抗日运动。当时我还不知道,黄诚遭处决标志着日本蝗兵的枪口已瞄准我们,准备有系统地摧毁在新加坡的马共中央领导层。”

到底谁是黄耶鲁?为什么黄诚这么痛恨他。原来黄耶鲁在4月份被捕后同意在日本宪兵部担任翻译工作,因而被党宣布为叛徒。他事后有揭露是莱特出卖了他,但党内无人相信。黄耶鲁因特殊关系,在一年后获释,在宪兵部任职,他因此背负千夫所指的“叛徒”罪名。

原来黄耶鲁就是在后来成为新加坡富商之一的黄望青,他在1973年代被新加坡政府委为驻日本大使(已于数年前逝世)。

写到黄耶鲁,我们要提及他参加马共及抗日的一段经历。1938年他已经是马共的一支笔,在1939年转来槟城《光华日报》担任电讯编辑,并代表马共领导北马党务,平日喜舞文弄墨,一度与南来在《星洲日报》任职的中国着名作家郁达夫引发笔战,而在当时轰动文坛。但鲜少人知道使用“耶鲁”笔名的就是后来身份十分复杂的黄望青。

我们奇怪的是,陈平的回忆录中竟然只对黄望青一语带过,只说他是杨果上级,未述及“叛变”事件,是认为他不重要或是另有隐情?事实上陈平在高度评价黄诚时,他应该知道黄耶鲁曾是马共心头上的一块石头和阴影。

反之,他用较多的文字来评述得力助手杨果。

杨果(1919-1956)是槟城人,钟灵中学的高材生。学生时期已参加政治活动,比陈平年长5岁。于1938年陈平尚未正式出道时,杨果已是马共槟城市委。因此黄耶鲁的来到槟城也与他共事一个时期。杨果1940年被调往新加坡总部工作。1941年被捕且强制遣回中国,但途中爆发日本南侵,船只被迫回返马来亚。杨果不久出狱,参与轰轰烈烈的抗日战争。1942年派到雪州参加领导工作。因此得以避过1942年在新加坡的大逮捕。1945年日本投降后,杨果在党内地位提升,而黄耶鲁已是马共的“敌人”。因此即便黄耶鲁指责莱特是日本间谋也未得到人们的相信,马共认为他不过企图为自己洗脱罪名,

不知是否与黄耶鲁的揭发有关或是杨果的警愓性特高,他在1946年即怀疑莱特是个问题人物,但一时之间不为陈平所接受。这又与陈平对莱特的“迷信” 与崇拜大有关系,直到1946年杨果在中委会上与莱特闹翻后,自动请求“降级”负责槟城党务一段时间。陈平来到槟城会见杨果会时,才开始接受杨果的某些看法是值得观察的。就这样他们在1947年的时候对莱特作秘密调查,始觉得问题的严重性,最终导致莱特失踪,卷走马共百万元基金。

即使这样,陈平本身透露也没有下令杀莱特,而莱特在1948年于曼谷被马泰共人员联手杀死。本来他的原意是要依惯例先捉回莱特进行审问。无论如何,陈平认为这是叛徒应有的报应。

继莱特之后,陈平在党的地位与杨果平起平坐,本来陈平提议杨果出任总书记,但杨果认为陈平是适当的人选,经协商后,陈平担任总书记,杨果担任副书记,他成了马共第二把手。

杨果在1948年紧急状态后,并不撤走到马泰边境,他继续留在雪州领导对英军的斗争。1956年8月26日,被人出卖而遭受英军袭击丧命,死时方年37岁。

作为钟灵的学生,不止杨果一人参加马共。在英政府眼中,钟灵在一个长时期是马共的温床,后来又是左派的温床。因此在独立之前,英国决心在1956年改制钟灵中学,是向华文中学开了第一刀。而开方便之门的则是后来被林连玉痛斥为出卖华教的汪永年。

杨果之死,也改变了钟灵中学的命运。

解读陈平《我方的历史》(三)—胡志明、陈平、莱特

陈平的回忆录中用不少的篇幅评析莱特这个人物,交待这位神秘人物如何进入马共又如何夺取控制权而又被揭发是三面间谍的经过。我对这段历史感到不可思议,且下意识中认为既所言属实,则马共在“兵慌马乱”的时代,是一个被操纵与跌入“敌人”监控的组织,竟被“大叛徒”玩弄于股掌中,难怪有这么多人因而牺牲或死得不明不白。

莱特(不是槟榔屿的开埠人FRANCIS LIGHT,华文书上也是写成莱特),根据陈平的介绍,用多个名字,其中一个WRIGHT,译成中文为莱特,也有人念成LOI TECK, LAI TEK, LI TEK或LIGHT,也曾用张红,黄金玉和黄绍东等名。

他是越南人,原是西贡共产党的中级干部,会说广东话和华语。陈平说,他后来被越共告知,莱特曾遭法国人逮捕后失去踪影。陈平因此认为法国监于莱特无利用价值,促使莱特投靠英国,成为一名间谍。

他肯定莱特是在1932年底来到新加坡,先是充当码头工人,后来混进马共组织。1934年在党内冒出头来,不久之后成为中央委员,1938年成为马共的最高领导人,也就是中央书记。

我顺着这条线把马共、胡志明、莱持及陈平的关系和故事连串起来,展示了以下的“历史情节”:

马共成立于1930年,是由共产国际(以苏联为核心)代表胡志明在4月30日于森美兰的瓜拉庇劳的橡胶园内促成。当时胡志明化名“阮爱国”。

胡志明(1890-1969),原名阮必成,曾浪迹欧洲、非洲及美洲等国家。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巴黎凡尔赛宫举行和平会议时),胡志明以“阮爱国”名字代表越南爱国者,向各国代表团递交一份备忘录,要求法国承认越南的自决权,但不得要领,激发阮爱国寻求自我解放。后来他到了苏联,接受共产党思想和训练。1924年来到广州,成立了越南青年同志会,并成立“东南亚被压迫民族联合会”,结集出版“革命之路”。他的华语华文根基也因此紮实。就这样,他结合1921年成立的中国共产党而成为苏联遥控的共产国际的一份子(在当时,所有在苏联以外成立的共产党,都标榜是共产国际支部,并接受共产国际派驻代表或顾问)。

1930年,共产国际授意上海中共(由李立三及瞿秋白领导)协助在马来亚成立“马来亚共产党”,以取代被解散和过于广泛的“中国共产党南洋临时委员会”。

这显示马共是在共产国际指示下的一个新产物,而派胡志明到来增添代表性。

过后,胡志明就回到印支继续搞革命,他要谋求越南的解放,与法国殖民政府展开长期的斗争。1940年日本侵占越南,胡志明再次到中国搞地下革命。不幸在1942年在广西被国民党地方政府逮捕,坐了13个月的监牢。在狱中完成着名的“狱中日记”(一百多首中文诗)。

1945年5月德国战败,日本呈强弩之末,胡志明回到越南发动全国总起义,准备解放全国。8月15日日本投降后,胡志明在河内成立新政府。法国则在南方重新建立殖民地,于是有了南北越之分。但爆发“法越战争”,直到1954年奠边府一役,胡志明才稳住北越政权。

1969年胡志明逝世。1975年越南共产党统一全国。西贡改名“胡志明市”。胡志明成了越南的“国父”。

我举出胡志明是要说明在胡志明之后,马共迎来了也是一位越南人掌权竟达13年之久,把马共折腾得迷失方向。如果是胡志明领导,结局又是怎么样,我们不得而知,但马共的领导人不是马来亚人而是越南人,就显得十分离奇了。

更坏的是这位“神奇人物”莱特篡夺马共领导权后,并不是引导马共进行正确的斗争,而是以他的不可告人的目的在马共内兴风作浪,出卖和借英国人及日本人之手驱逐或杀害马共干部和领袖,以使自己成为不可动摇的权威领袖。

与胡志明比较,莱特是个名不见经传的人物,也没有“光荣”的“斗争史”,但却靠其迷惑人的“形象”令马共成员把他当成“马来亚列宁”来崇拜(因此他也被党内称为亚列)。陈平就不讳言曾对他的魅力和领导佩服得五体投地。人人都把他当“神”看待,对他马首是瞻,陈平这样说:“一听到有人提起莱特的名字,就肃然起敬,对他无比忠心”。

我们分析因为先有胡志明(也是越南人)到来作开路先锋,继之也是越南人的莱特出现也就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事,况且莱特声称与胡志明是同一路人,也是共产国际的代表,马共党员自然不起疑心,且死心榻地为他卖命,把他视为高高在上的权威。

莱特正是利用这一优势和马共成员内不成熟的政治经验,在党内借“敌人”之手一一铲除具有能力的人,先是在1942年初制造新加坡大逮捕(日治时期),继之在同年9月制造黑风洞大围剿的悲剧。马共人才的凋零不仅巩固莱特的地位,也使得莱特有机会提拔年青但没有经验的干部成为左右手。

在这方面,我们不知道为何莱特会特别提拔于1940年才正式成为党员的陈平。在短短的几年内登上中央领导人?但从陈平的回忆录中,我们得知陈平对莱特是忠心不二的,对莱特没有半点戒心,是个十分听党领袖的年青人。

在另一方面,也正中莱特下怀,起用年轻和对革命经验尚浅的人,是最为容易控制的,况且马共之中,从未有人直接与共产国际接头,只有靠莱特来指上指下。

吊诡的是:在日本投降(1945年)后,黄望青(耶鲁)(于1942年4月被捕,转成日宪兵翻译)曾着文指责莱特是特务未受理会。再者被陈平尊敬的党领袖之一的黄诚的妻子李明(不是轰动一时李明案的李明,而是槟城人)在那时也揭露莱特是特务,结果反被冷落,一气之下,她回到中国,1994年逝世。

为什么在那个时候,陈平等人没有对莱特起怀疑呢?且为莱特辩护?这多少显示党员对领袖的“迷信”。这在共产党世界中似乎是一个惯例;绝对服从领导,不要有所置疑。

一直到1946年底,陈平才听进杨果对莱特的分析,在调查后,惊觉情况十分严重:莱特是三面间谋(法、英、日)。正待要对质时,莱特不见了,可是对马共的伤害已造成无可弥补的损失。

胡志明可以在日军投降前进行对越南的解放,而莱特在日军投降后对英军投怀送抱,让马共缴械。不讲武斗,只讲政治斗争,放手工潮迭起,社会不安宁,反让英军有机会和藉口打压马共。解除武装的抗日军,在莱特的误导下,丧失了应有的权力,不能再与英军讨价还价了。

虽然事后(1947年8月左右)莱特在曼谷被消灭(死时应不超过50岁),但已于事无补。马共的第一阶段(1930-1947)的失策,几乎是莱特一手造成的,也给马共在日后面对严竣的挑战。

尽管陈平的领导能力不受置疑,取代莱特后迅速重建势力,但整个局面已对马共越来越不利,导致1948年马共被宣布为非法组织,走入森林打游击战已不及抗日时的强大队伍的一半。再者,陈平成为总书记时,只有23岁,实在太年青。要面对波谪云诡的变化国际政治,也非易事。

1961年陈平有幸在河内会见胡志明,但陈平文中未提及他与胡志明曾谈及莱特这个人。可见莱特在越南政府眼中是微不足道的“小人”。

马共在政治和武装斗争上的失误,一个窜进马共党内的叛徒莱特要负最大的责任,当然马共党内觉悟性不高,未戴眼识人对领袖盲目迷信也铸成大错。

两个越南人,一正一负,改变了陈平的一生,也叫马来西亚的华人背上沉重的十字架逾半世纪之久。陈平回忆录让人感到沉甸甸,读来闷气压胸。

解读陈平《我方的历史》(四)—从华玲和谈到合艾和议

陈平的回忆录中述及1947年成为马来亚共产党总书记后,即面临严重的挑战。一位不到24岁的年青人突然升上高位,不论在经验上或战略上都无法顺利接替莱特留下的错综复杂的党务。

虽然陈平提及1948年的紧急状态及马共被宣布为非法组织而被迫走进森林重新进行游击战在历史文件中证明是英军事政府有意挑起的行动,以瓦解马共组织,但陈平也不得不承认在日本投降后(1945年),马共在战略上所犯上的错误,包括武装人员缴械,接受“复员”(虽然留有一手埋藏大约五千支枪在森林各处,以防万一),显然是准备接受和平,并一厢情愿要与英军事政府分享政权。可是在另一方面,由于生活条件困难,工潮迭起,也不是陈平所能控制的。这就给予英国制造机会采取镇压与扣捕和驱逐马共或亲共份子,把局面回复到日本入侵前(1941年),由英国一手操控的手段,对共党份子毫不容情。

再者,当时国际形势正在变化,中国共产党已是大军压境,正准备解放全中国,不能不引起欧美国家的焦虑与不安;尤其是英国,不能放弃对马来亚的控制,因为其天然资源对战后的英国太重要了。于是配合美国的崛起,英国决意要马共就范。既然英国安排的一个棋子──大特务莱特的消逝,造成英国无法与马共头子里应外合,最快速的方法就是趁马共力量分散和仍未集中时,一举围剿马共。

陈平率领马共转入地下后,面对的困境已由陈平自己评述,无需再赘述,简扼有下列几点:马共一心想要在马境内设立“解放区”(一如毛泽东于1935年在延安建立根据地)和建立“总部”,结果都徒劳无功,最后在1953年选择在马泰边境落脚。

这个时候,马共的势力已大不如前,而且与其它州的联络也告中断。在国际方面,随着胡志明于1954年在越南奠边府大败法军,促成日内瓦会议,确定北越归越共所有。接下来于1955年在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上,中国总理周恩来首次提出“和平共处五大原则”的外交政策后,已触发马共希望通过和谈解决武装斗争的大课题(这里有需补充的是:1953年在板门店结束的朝鲜战争,使到中国必须重视国内的问题,而暂时不能再“输出革命”了)。

陈平回忆录中也不讳言地承认当时中苏两国也希望结束武装斗争。因为马共没有大后方,军事力量对比与英国悬殊,应把注意力放在宪政活动方面。

在马来亚境内,英国成功地推行新村计划,切断马共粮援,并鼓励国内反共和非共政党的成立,尝试推行民主选举,也给马共带来一定的压力。

在这种情势下,因此有了轰动世界的“华玲和谈”(1955年12月28-29日)。这是马政府代表(东姑、马绍尔及陈祯禄)与马共代表(陈平、拉昔迈丁及陈田)的双方面对面的“和谈”。这场谈判从历史的史书和陈平的回忆录来分析,它是注定要失败的。因为和谈并不在一个“等位”的基础上,而是直截了当要马共投降换取大赦,其中没有第二条路可走。

陈平之所以不能换取“体面的和约”是因为英国(马尚未独立)洞悉马共武装力量有限,不够“资格”谈条件;而英国同意东姑出面谈判是考虑到尽管马共战斗力已削弱,但在另一方面,从新加坡带头并牵动全马的“左派统一战线”已告形成,且力量不断壮大,有需要从“源头”平息燃烧起来的统战。

陈平后来回想起“华玲谈判”是被英国摆上台亮相的“工具”,企图向国际舆论显示英国有“诚意”结束对抗,但归咎于马共顽冥不灵,好勇斗狠,导致和谈失败,马共“不要和平”的印象,从而取得宣传上的优势。虽然如此,陈平回忆录中也透露东姑在后来的回忆录中也不得不承认马共的存在也促使英国提早让马来亚独立的事实。

和谈的失败在某种程度上对马共是一个挫折,也使到非共或亲共的政团在公开活动中取得一席之地;尤其是华校生更为突显,以致有一个时期,“华校生被错误地标签是亲共的温床”,以致英校大行其道,用以切断新生一代有亲共的思想。不过,六十年代乃至七十年代华校生的参政和活动的频密却是不容否认的事实。换句话说,“统战”已成为马共展示势力的一个新方向。

在这方面,陈平倒是未详述马共的统战力量,只是简单透露,隐约让人看到马共在统战的影响力。例如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上台,马来亚社阵的壮大及反大马成立的立场都显示马共的影响力无所不在。大概属于“敏感”的课题避开不详述。当然至为重要的,也因为在五六十年代崛起的左派统战,一向来都否定与马共有任何联系,避免触犯法律。这就由不得陈平把“马共”和“统战”连贯起来。可是,研究历史的人,都知道两者之间的“意识形态”是有共识和私下联系的。

由于“统战”的不断扩大,再加上陈平于60年代已“人在中国”更增添了马共和中共的密切关系。陈平在这一章节中透露曾到访越南、中国和苏联,会见胡志明、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重要人物则揭开了“被蕴藏多年的历史推论”,其中有正确的,也有不正确的。比如中国在六十年代判定东南亚有巨变,是基于印支三邦有望成立共产政权,相信印尼苏卡诺有能力遏制英国推行的马来西亚计划。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马共重新推进“武装斗争”。虽然陈平否认马共的斗争路线有受到外界的指示,但承认接受中国的援助和协助成立马共电台。

当1966年中国掀起“文化大革命”时,陈平坦诚马共是受到史无前例的“文革”的激进路线所牵引,不但站在反苏联修正主义的立场,而且也不幸地埋下马共分裂的祸根。1970年马共分裂成三派──中央派、马列派及革命派,曾发生如同“文革”中的冤案,给马共带来相互倾轧的悲剧。

从中我们看到从六十年代开始,马共与中共的“兄弟党”的发展是相当广泛的,也造成在左派统战中一度出现“文革”的趋向,其结果是苦果一串串。

1976年中国文革结束,于1978年邓小平复出后,中国的党政(府)的政策起了很大的变化,不再鼓吹“革命输出”。陈平此时开始感受到变化的来临。首先是马共电台已不能设在中国境内,其二中国的经援将逐步减少,其三国际形势已起了巨大的变化,共产党不再成为时尚,革命不再是响亮的口号,特别是苏联正自我进行“和平演变”。

这对于仍然坚持在马泰边境的马共来说,其斗争的意义已大不如前,也未有所谓共产国际的存在与支援。随着1987年马列派及革命派向泰方缴械和投降后,只剩下中央派的马共,但也是势力最大的派系。原先泰方希望中央派与马列派和革命派一样缴械投降,但经过华玲会谈的“教训”,陈平坚持要“体面和尊严的和平”,不要如同过去接受“屈辱的投降”,否则不介入和谈。

经过多次沟通,马泰及马共终于找到一个平台来结束长达41年的武装斗争。一份称为“合艾和平协议”于1989年12月2日签署,标志着马共放下武器,重投社会,一场历时多年的对抗终于划上句号。

这些都得力于中国的和平崛起,东盟的开放,马方不再视共产党为头号大敌下完成的。在另一方面,左派的“统战”也随之消失于其中。许多左派的人士对如此巨变,久久不能释怀,也一度迷失其中:北望神州,不再红旗飘飘!

年轻的一代不知道过去那一段被“曲解”或不完整的描述而对历史的有所断层和不解。如今陈平填补了这个缺陷,虽然尚不算十分完整,也不是历史的全部,却不折不扣是陈平的《我方的历史》。这个书名取得好,它也可以说成是陈平的回忆录。

来源:马来西亚著名评论家谢诗坚博客[飞扬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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