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乡村来。农村出生的少年人生轨迹并没有多大的变化,一种是像我这样的,拼命读书争取考上大学,然后进入都市;另外一种就是读书无用论,早早辍学,进城打工,早日养家。这两种生活模式是现在大多数农村少年的未来。

我的生活状况是这样,大学毕业即失业,来到省城,先用很少的钱在都市村庄租一个小房子,从头开始,一点点找工作,积累资本,坚持几年下来,可以换一个稍微好的房子,脱离城中村的生活。但是想要真正融入这个城市,拥有一张城市身份的证件,可能还需要很久很久。

再看另外一面,我家乡的伙伴们,很早就出来打工,他们的人生轨迹也是可以预见的,选择沿海发达的城市,或是装修,或是建筑,或是工厂,总之是城市中最重最累的活儿,坚持几年下来,城市的风景看够,挣够了钱回家结婚生子,有了下一代,依然重复父辈的未来……

从道格·桑德斯的《落脚城市》一书的分析来看,我和我的同伴的人生轨迹基本属于乡村到城市迁徙的两种类型:职业移民和循环式移民,前者是指那些“到城市从事技术性工作或是进入政府或军队”,后者是指那些数百年来从乡下到城市,在某一季节从事某种阶段性的工作,但是依然要回家的人。除了这两种,还有第三种迁徙类型,即数量最多的连锁式移民,“通过一套社会架构,由迁徙目的地的人口为新移民提供援助、资讯及鼓励,而促成一组组相关的个人或家庭从一个地方迁往另外一个地方”。

加拿大的城市发展领域专家杰布·布鲁格曼在《城变:城市如何改变世界》中,提到这种历史上悠久的“连锁式移民”,用了一种更为形象的方式解释:如果某明家庭成员在一座城市扎根且拥有了稳定的生计来源,那么其余的亲人或家乡的其他居民,将追随他的迁移步伐。历史上有过多次各种方式的大迁移,但是没有一次的广度与规模,能与二十世纪的这场连锁式移民相比,由其引发的革命性变化,已经体现在信息革命和全球化的效应上——有时候我们甚至都分不清,到底是全球化引发的这场世纪末的从农村到城市的移民浪潮,还是这股浪潮催生了全球化。我们所能了解的是,这种革命性的移民浪潮终将改变我们的生活和未来。

在我的观察视野中,符合连锁式移民的在中国的现状的就是我们常说的都市村庄,即“城中村”。我所在的城市,在几十年前未有这种经济发展之时,周围市郊还是一片荒野和农村,随着这些年的发展,这些原来紧靠一点点微薄土地的农民,生活开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城市的规划中逐渐将他们的纳入了这个城市的版图,他们原来收获微薄的土地,现在成了价值连城的宝贝。他们在原来种植庄稼的土地上盖满了劣质的高楼大厦,从此衣食无忧,靠收租金生活。从遥远的贫困的农村出来的打工者进入这个城市,大多数都会选择这些廉价的出租房生活。

桑德斯因为从事新闻工作四处游走,他察觉到世界各大城市中都有一个这样被忽视的区域,有点叫城中村,有的叫贫民窟,有的叫市郊。他们有着不同的名字,却有着相似的命运,一个长期处于城市的边缘地带,一个很可能蕴藏着革命性变化的区域——这是桑德斯在《落脚城市》中最为着重提出的观点。他认为这些区域的存在是为城市的未来输送了人力和资源,它们的存在保证了一个城市中场阶级的流动性和活跃性,是城市的希望和源泉,“简单说来,它们具备资产阶级的梦想、拓荒者的坚忍、与爱国者的价值观,他们所缺乏的只是实现梦想的机会。

“落脚城市”这个词汇形容这样都市中乡村真可谓是神来之笔。连接乡村和城市,希望与时间,蕴藏着许多诉说不及的梦想。这个地区在每个城市中都存在,但是很多时候,政府和决策者会选择视而不见。他们长期的观念中,这些区域是一个城市的毒瘤,时机一到,就应该毫不怜惜地割除掉,把众多的民工驱逐出去——我所在的城市郑州正在有计划地对城中村进行着拆迁,期间暴露出各种触目惊心的问题让人心寒,最基本的问题,大量以城中村为依靠的流动人口无家可归,这其实是一种变相地驱逐,每天爆发出来的各种强拆的新闻已经证明了城市管理者的思想观念何等的狭隘。因为这些区域的存在已经成为了每个城市的发展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你可以忽视它,但它必定存在。因为在这些区域中,在这些人群中,有许多看似蚁族的存在,是这个城市的未来:可能是下一波经济与文化盛世的诞生地,也可能是下一波重大暴力冲突的爆发地。就看你如何对待与抉择。

桑德斯在《落脚城市》中充满了希望与乐观,他看到了都市里的村庄积极的一面。他说,那种认为落脚城市只是贫民窟的说法“其实误解了落脚城市的都市野心,及其快速变迁的本质,也没有正确认识到落脚城市如何重新定义了都市生活的本质”。落脚城市的文化不尽然是乡村,也不尽然是都市,而是融合了两者的元素“迫切希望在这群志向远大又深深缺乏安全感的居民当中找到安全感的共同来源”。而这种共同的安全感的构建与形成,有利于发展出融合不同元素而且又充满保护性的新文化。

但是还有悲观的一面。落脚城市的存在也意味着有序的城市中,存留着无序、混乱甚至暴力的生活。由于缺乏有效的流动性,它们与城市文明存有较大的差异,这种差异容易造成对立与反叛。换句话说,一个城市的决策者和管理者,往往会从这个角度出发,把它们的存在当成一个城市的隐患,对其进行残暴的治理和清除。英国的两位学者彼得·纽曼和安迪·索恩利在他们共同的著作《规划世界城市:全球化与城市政治》中,就提到说在这种全球化的移民浪潮中,落脚城市的存在对城市政治形成的挑战。某种程度上说,政治人物在城市层面作出的决策有潜力影响城市的未来,但是由于许多城市的领导者的视角比较局限,“仅着眼于如何将自己的城市变得更有竞争力以应对全球化。这让他们致力于提供能在新全球经济环境下抓住经济优势的设施”。

当数字经济和形象工程成为衡量一个城市幸福的指标时,城市的管理者就会忽略城市居民的需求和观点,更不要提落脚城市里那些卑微如斯的外来者。他们对城市的情感源于一种寻找家园的归属感,但这个城市连最基本的尊严都无法提供给他们,甚至弃之如敝履。他们的家乡已沦陷,他们渴望的城市又无法融入的时候,他们的生与死,他们的辛苦劳作,他们的苦苦挣扎,反而成了一个城市繁华荣耀背后的最大反讽。

来源:思想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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