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历乙未年,我已经五十五岁了。大学教龄到了三十年,在北大的执教岁月也整整二十个春秋了。这个年龄,功利之求渐少,退休之日可期,心境趋于平缓。在阅读方面的表现,就是闲书看得更多了。影响阅读书目选择的无非是三个因素,一是与自己在专业领域长期思考的问题相关,二是业余兴趣,三是跟旅行有关。到了一个地方,看到某个历史名胜,就搜求相关书籍以释疑解惑。例如,春节刚过,我访问日本静冈,在静冈县立大学讲演之余,参观了九能山的德川家康墓和为祭祀家康而修建的东照宫,回来后就把司马辽太郎的《霸王之家》(冯千、沈亚平译,重庆出版社2013)读了一遍,对于德川家康和他的时代有了更多的了解。
这些年,持续保持着对于日本近代开国史尤其是黑船事件的浓厚兴趣。2012年在早稻田大学访问时,曾在书店里买到过加藤祐三的《黑船异变》(岩波新书,1988年),不懂日文,但还是忍不住手痒买下。这样,个人所藏直接涉及黑船事件的书,除了这本《黑船异变》外,还有黑船事件的主角佩里准将的《日本远征记》英文(Roger Pineau编,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ress 1968)和日文版(金井圆译,雄松堂1985),两次远征日本均充任翻译官的传教士和汉学家卫三畏的日记《佩里日本远征随行记》(英文版,大象出版社2014)S. E. Morison, “Old Bruin”:Commodore Mathew Calbraith Perry (Oxford 1968); G. Feifer, Breaking Open Japan (Collins 2006); J. Morrow, A Scientist with Perry in Japan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47); 三谷博:《黑船来航》(张宪生、谢跃译,社科文献2013)。当然还有作为翻译助理的广东人罗森的《日本日记》。
德川家康 : 霸王之家
[日] 司马辽太郞 / 冯千、沈亚平 / 重庆出版社 / 2009-3
黑船来航
[日] 三谷博 / 张宪生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2013
也是在年初,偶尔看到了加藤祐三的这本书的中文译本(蒋丰译,东方出版社2014年12月),感到意外地喜悦。从译者序里获悉,其实这本书早在1992年即由同一译者翻译,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过一次,当时书名被改为《日本开国小史——来自柏里的挑战》。我孤陋寡闻,此前一无所知。但是,新译本不仅书名回归原题,译者还做了仔细修订。这本书再加上前面提到的三谷博的书,大致上可以相当全面地展示当代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了。
黑船事件具有很大的标志意义。我们知道,这一次于美国而言属于”不战而屈人之兵”,让日本走出锁国状态,成为佩里准将不朽的功业。在日本这边,战端未启,走向开放,虽然所签《日美和亲条约》也是一种不平等条约,但毕竟是加藤祐三所说的”交涉条约”,而非战败方在极度屈辱之下订立的那种条约。这个事实也对此后的历史发展,包括日本与西方关系以及日本国民心理,产生了深刻影响。中国比日本要更早向西方开放,但却是被强力打开了国门,整个过程充满了战火与血腥。直到今天,这些历史记忆仍然充满了屈辱和苦涩,成了中西交往过程中不断发作、周期性带来困境的一个心理病灶。
那么,日本是如何走出了这样与中国大相径庭的一条开放之路的?德川幕府的决策模式与大清帝国之间的差异,诸藩尤其是在某些”兰学大名”庇佑下长时间对西方学问的关注和知识传播,双方在具体接触过程中的应对谋略(包括虚张声势、弄虚作假,日本方面甚至在谈判时安排了妖术师在暗处窥视佩里的内心活动),凡此种种,都是值得注意的。
当然,特别重要的一个背景仍然是中国。鸦片战争清朝的失败给日本方面带来了很大震撼,一个拥有四万万人口的大国在区区数千英军面前溃不成军,不断地割地让权,而且战败又带来了内政的混乱、朝廷合法性根基的动摇以及内战的蔓延(罗森随身携带的那册自己的著作《满清纪事》被日本方面私自抄录并印行,即是日本方面注意太平天国的例证,参看增田涉《西学东渐与中国事情》),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了幕府的最终决策。也就是说,中国的经历成为日本最重视的未远殷鉴。
日本开国小史——来自柏利的挑战
[日]加藤佑三 / 蒋丰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1992
日本文明的谜底
[日]竹村公太郎 / 谢跃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2015
完全是偶然,我在万圣书园里看到了竹村公太郎的著作《日本文明的谜底》(译者是前述《黑船来航》一书的合译者谢跃,社科文献2015)。书的副标题是”藏在地形里的秘密”,作者是一位长期从事水利、地质等领域研究和行政工作的专家,因而他的视角真是别具只眼,焕然一新。例如登陆日本后,西方人很快就发现,这个岛国没有象牙,没有钻石,没有橡胶和适合小麦、玉米等作物生长的土壤和种植园,黄金几近枯竭,居民也不吸食鸦片,真正是个”一无所有的日本”。不,有些东西日本很丰富,那就是灾难。从1854到1860年间,大地震三次,小地震三千多次,更有瘟疫肆虐。如此国度,让登陆的西方人惊心动魄,苦不堪言。假如发生如萨英战争那样的冲突,日本的地形也非常不利于西方人,从海上登陆就是大片的水田,水田尽处又是森林密布的山岚,大炮不顶用,骑兵团陷到水田里一筹莫展。所有这些都与列强在中国的境遇形成了极端的反差。
伦敦大学日本史专家比斯利(W. G. Beasley)曾说,由于中国在西方列强心目中的巨大价值,因此在那里所发生的种种,不仅给日本提供了前车之鉴,而且成为日本得以逃避灾难的避雷针(《剑桥日本史》,卷五,王翔译,浙大社2014,页252)。对于中国来说,这真是一个令人痛心的结论。
来源:凤凰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