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历乙未年，我已经五十五岁了。大学教龄到了三十年，在北大的执教岁月也整整二十个春秋了。这个年龄，功利之求渐少，退休之日可期，心境趋于平缓。在阅读方面的表现，就是闲书看得更多了。影响阅读书目选择的无非是三个因素，一是与自己在专业领域长期思考的问题相关，二是业余兴趣，三是跟旅行有关。到了一个地方，看到某个历史名胜，就搜求相关书籍以释疑解惑。例如，春节刚过，我访问日本静冈，在静冈县立大学讲演之余，参观了九能山的德川家康墓和为祭祀家康而修建的东照宫，回来后就把司马辽太郎的《霸王之家》（冯千、沈亚平译，重庆出版社2013）读了一遍，对于德川家康和他的时代有了更多的了解。
这些年，持续保持着对于日本近代开国史尤其是黑船事件的浓厚兴趣。2012年在早稻田大学访问时，曾在书店里买到过加藤祐三的《黑船异变》（岩波新书，1988年），不懂日文，但还是忍不住手痒买下。这样，个人所藏直接涉及黑船事件的书，除了这本《黑船异变》外，还有黑船事件的主角佩里准将的《日本远征记》英文（Roger Pineau编，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ress 1968）和日文版（金井圆译，雄松堂1985），两次远征日本均充任翻译官的传教士和汉学家卫三畏的日记《佩里日本远征随行记》（英文版，大象出版社2014）S. E. Morison, “Old Bruin”:Commodore Mathew Calbraith Perry (Oxford 1968); G. Feifer, Breaking Open Japan (Collins 2006); J. Morrow, A Scientist with Perry in Japan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47); 三谷博：《黑船来航》（张宪生、谢跃译，社科文献2013）。当然还有作为翻译助理的广东人罗森的《日本日记》。
德川家康 : 霸王之家
[日] 司马辽太郞 / 冯千、沈亚平 / 重庆出版社 / 2009-3
黑船来航
[日] 三谷博 / 张宪生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2013
也是在年初，偶尔看到了加藤祐三的这本书的中文译本（蒋丰译，东方出版社2014年12月），感到意外地喜悦。从译者序里获悉，其实这本书早在1992年即由同一译者翻译，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过一次，当时书名被改为《日本开国小史——来自柏里的挑战》。我孤陋寡闻，此前一无所知。但是，新译本不仅书名回归原题，译者还做了仔细修订。这本书再加上前面提到的三谷博的书，大致上可以相当全面地展示当代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了。
黑船事件具有很大的标志意义。我们知道，这一次于美国而言属于”不战而屈人之兵”，让日本走出锁国状态，成为佩里准将不朽的功业。在日本这边，战端未启，走向开放，虽然所签《日美和亲条约》也是一种不平等条约，但毕竟是加藤祐三所说的”交涉条约”，而非战败方在极度屈辱之下订立的那种条约。这个事实也对此后的历史发展，包括日本与西方关系以及日本国民心理，产生了深刻影响。中国比日本要更早向西方开放，但却是被强力打开了国门，整个过程充满了战火与血腥。直到今天，这些历史记忆仍然充满了屈辱和苦涩，成了中西交往过程中不断发作、周期性带来困境的一个心理病灶。
那么，日本是如何走出了这样与中国大相径庭的一条开放之路的？德川幕府的决策模式与大清帝国之间的差异，诸藩尤其是在某些”兰学大名”庇佑下长时间对西方学问的关注和知识传播，双方在具体接触过程中的应对谋略（包括虚张声势、弄虚作假，日本方面甚至在谈判时安排了妖术师在暗处窥视佩里的内心活动），凡此种种，都是值得注意的。
当然，特别重要的一个背景仍然是中国。鸦片战争清朝的失败给日本方面带来了很大震撼，一个拥有四万万人口的大国在区区数千英军面前溃不成军，不断地割地让权，而且战败又带来了内政的混乱、朝廷合法性根基的动摇以及内战的蔓延（罗森随身携带的那册自己的著作《满清纪事》被日本方面私自抄录并印行，即是日本方面注意太平天国的例证，参看增田涉《西学东渐与中国事情》），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了幕府的最终决策。也就是说，中国的经历成为日本最重视的未远殷鉴。
日本开国小史——来自柏利的挑战
[日]加藤佑三 / 蒋丰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1992
日本文明的谜底
[日]竹村公太郎 / 谢跃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2015
完全是偶然，我在万圣书园里看到了竹村公太郎的著作《日本文明的谜底》（译者是前述《黑船来航》一书的合译者谢跃，社科文献2015）。书的副标题是”藏在地形里的秘密”，作者是一位长期从事水利、地质等领域研究和行政工作的专家，因而他的视角真是别具只眼，焕然一新。例如登陆日本后，西方人很快就发现，这个岛国没有象牙，没有钻石，没有橡胶和适合小麦、玉米等作物生长的土壤和种植园，黄金几近枯竭，居民也不吸食鸦片，真正是个”一无所有的日本”。不，有些东西日本很丰富，那就是灾难。从1854到1860年间，大地震三次，小地震三千多次，更有瘟疫肆虐。如此国度，让登陆的西方人惊心动魄，苦不堪言。假如发生如萨英战争那样的冲突，日本的地形也非常不利于西方人，从海上登陆就是大片的水田，水田尽处又是森林密布的山岚，大炮不顶用，骑兵团陷到水田里一筹莫展。所有这些都与列强在中国的境遇形成了极端的反差。
伦敦大学日本史专家比斯利（W. G. Beasley）曾说，由于中国在西方列强心目中的巨大价值，因此在那里所发生的种种，不仅给日本提供了前车之鉴，而且成为日本得以逃避灾难的避雷针（《剑桥日本史》，卷五，王翔译，浙大社2014，页252）。对于中国来说，这真是一个令人痛心的结论。
来源：凤凰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