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奏

大理古城的土著居民,都晓得人民路天主堂里,有个百岁修女。但是外来客不晓得。我也是去年偶然晓得的。那是个晴朗夏日,来自巍宝山长春洞的逍遥道长,邀约几个文人,一同拜访已做神父的旧日同窗。不料刚进天主堂大门,就碰见此尊神仙,居然腿脚麻利,出土人参一般崎岖而鲜活。一听说她的岁数,我立马贴身追随了十几分钟,在高墙内兜圈五六趟,倾力巴结,却没搭上一句话。

稍后往来数次,终于搭上话,却半句也搞不懂,还引起天主教徒们的警觉。有个70多岁的婆婆,在众人的推举下,过来盘问:先生你哪儿人?信主么?参加敬拜么?我答:准备信呢,所以对这位老前辈感兴趣,想交流一下,你能为我们翻译?婆婆说:不能,谁晓得你是干啥的。我说:我写书的,帮帮忙嘛。婆婆说:记者么?那更不能了。我劝你走吧,先征得宗教局的同意再来。

我当即绝望,随之返乡,直至翻年,同样的晴朗夏日,又卷土重来。汲取了教训,我在天主堂外围盘桓多日,分析情报,并伙同基督教徒鲲鹏,从教会门卫室、对外接待室、厨房、礼拜堂、修道院,逐步深入。鲲鹏擅长谈经论道,弄得众人点头称是之际,我这边就乘虚而入。

我们终于接触到关键人物陶修女,她35岁左右,目光清澈,为人厚道,且长期照顾百岁修女的起居。我们沟通顺畅,并提前4天,敲定了这次拜访。

这是2009年8月23日,星期日弥撒之后。我们又在修道院这边等候个把钟头,陶修女才匆匆赶来,牵起活神仙,就朝外走。访谈接着在空荡荡的接待室进行,节奏极快。我们考虑到老人身体,建议歇口气,陶修女却说不必,她的状况不错,自己煮饭吃,食量还大,还是个老顽童,你说她不行,她就把装满土的花盆拉来拉去,显示有劲道。
我们都笑。老人一笑,皱纹猛然舒张开,如褪色的斑斓虎皮。她叽哩哇啦好一阵,根本听不懂。陶修女打趣说,主要是牙掉光、不关风,再加性子急、嗓门高,就把本地话扭曲成了外国话。

陶修女自始至终,紧贴活神仙,冲她的右耳喊话,因为她的左耳左眼,都不灵光。但记忆和思维却清晰无比,叙述到激愤处,屡屡要跳脚,那种波涛汹涌,可与莎士比亚笔下疯掉的李尔王媲美。

她还掏出贴身的3个十字架,供我们鉴赏。其中一个,据说已经挂了60多年。在两个多钟头的谈话临近尾声时,她还嚷嚷不愿吃饭,也不愿走。大家都劝她扶她,而她却挥舞双手,指东打西。意思是四面墙的外头,还有好多地盘被抢去,她一直不愿走,就是要亲眼看着还回来。

这辈子,气性大而长寿的,我也只见着这一个。

正 文

张印仙:我天天在教堂,祷告、做饭、走动、晒太阳,也看看花草,看看蚯蚓和蚂蚁,给它们松松土。如果不在呢,就去旁边的市场买菜了,过一会儿,又在了。

老威:哦。

张印仙:我在,心也在,主也在,许多看得见和看不见的人,也在。

老威:哦。

张印仙:我掐掐自己,老肉老骨头,还晓得痛呢。

老威:哦。

张印仙:1908年8月3号,我出生在云南曲靖城,父母取学名“张印仙”。我记不得父母的模样,只记得有个哥哥,被军阀抓了壮丁,后来死在战场上。

老威:连父母的模样也记不得?

张印仙:梦里出现过,可醒来就忘掉。我是个孤儿,刚满3岁,就被我的一个叔叔送进昆明的方济各会修道院,侍奉天主。

老威:你的叔叔?

张印仙:是教会的神父。大约在清朝同治年间,天主教就由越南传入云南,在昆明、曲靖一带落脚了。所以到了我的小时候,法国巴黎的外方传教士已经很多,教堂也遍及城乡,门派也复杂,有耶稣会、圣心会、天神母皇会、保罗会、方济各会等等。我在修道院跟法国神父和主教识字、读经、听弥撒、做祷告,也干些力所能及的杂活儿。高墙外乱兵乱世,民不聊生,而主却给了我一个安稳的小环境、童年的庇护所。

直到13岁,我才跟孃孃李华珍来到大理。当时古城只有几处临时天主堂,后来却发展为滇西最大的教区,包含丽江、保山、迪庆、临沧、德宏、思茅和西双版纳,有汉族、白族、藏族、彝族、傣族、景颇和哈尼族的教友8万多。再后来,圣心会购买大片教产,由法国主教叶美章全面负责,修建了修道院、孤儿院和这座远近闻名的礼拜堂。

老威:规模宏伟啊。

张印仙:当时住在教会的,就有400多口,法国的主教和神父至少十几个。星期天弥撒,古城内外、海东海西的人,潮水般涌来,礼拜堂装不下,大家就在外面院坝,有跪的,有站的,还有小孩子爬树爬楼的。我也是小孩子,可我入门早,台上的管风琴奏哪段,我就能唱哪段,主教讲《旧约》里哪段,我就晓得出自哪页,下文的典故和箴言是啥。许多人夸我聪明呢,只有孃孃冲我瞪眼,意思是“不许卖弄”。

老威:我们这代人,从小接受红色洗脑,什么“宗教是帝国主义奴役人民的工具”啦,什么“育婴堂是地狱,修士修女把儿童当实验品”啦。

张印仙:呸呸。文革中批斗我们,还说教会杀了多少多少孤儿,神父主教是吸血鬼呢。我不能反驳。明明晓得是造谣,也不能反驳。为啥要造这样的谣?中国人的罪孽还不够深?主啊。

灾荒年,兵荒年,本地的穷人经常丢弃自己的孩子。有点人性的,还晓得选个好天气,乘月光不错,把娃娃用棉布包裹几层,悄悄放在教会大门口。等第二天大早,修女们一开门发现,自然抱进去,无论好的还是病的,那个心疼劲儿!会打算盘的,或亲情难于割舍的,几年后渡过难关,再来相认吧。其实永不相认的更多,那时候呀,人越穷,孩子越密,都像动物,捡健壮的、熬得出头的养。

我眼睁睁地看过多起,女娃娃,还没断奶,就抛在山坡或海边,任野兽或野狗,一个个糟蹋。男娃娃,生了病,眼看不得活,也同女娃娃一样,四处丢。修女们外出碰上了,就捡回来,让教会的神父和主教抢救,他们都会点医术,打个针喂个药,还挺内行。刚刚丢弃的,兴许能救转,能和我一样,在孤儿院抚育成人;已经过了夜,或被野物动过,缺条腿、缺个其它零件的,就只有祝福,道几声“阿门”,然后埋在南五里桥村的天主教墓园了。

老威:我去过那墓园,只剩下一片玉米地。

张印仙:也是教会买下的,很早了。主持修建天主堂的叶美章主教,死后就埋在里面,还有几个法国神父也埋在里面。

老威:他们叫啥名字?

张印仙:太久远了,记不得了。还有不少本地信徒,不少捡回来又夭折的孩子,有的不足月,有的两三岁,我主慈悲,他们都通过仪式,进了天主教的墓园。无论是主教、神父、修士修女、普通信徒或弃婴,墓碑上都嵌刻了他们的生平,只是有的复杂些,有的迫于无奈,简略一点。

老威:弃婴的墓碑咋写?

张印仙:由捡他的修女取个名字,有可能是中文名,有可能是法文名,然后生卒年月,发现于何地,最后都有“天主垂怜,阿门”。

老威:弃儿能与主教、神父葬一块,这在中国传统里是不可思议的。

张印仙:如今全被毁掉。一块天主教墓园,一块基督教墓园,本来是邻居嘛,可以互相串门嘛,都毁掉了。连地基也要不回来。所以后死的天主教徒,像刘主教,像我孃孃,都进不去。

老威:唉,这是劫数。

张印仙:到1940年代,收养了孤儿200余,占教会总人口的一半。多数修女都变成“全职保姆”,少数懂医术的,就做“门诊大夫”,给老百姓的孩子喂药打针,有时也喂饭喂糖。我在厨房熬牛奶、米糊、面浆,来代替母乳,有时一天抱进来四五个,饿得直抽,就给个甜奶嘴先咬着。至今,大理古城还存在几名被教会收养过的孤儿,七老八十,人都快入土了,还怕沾着“里通外国”的罪名,不愿承认。

老威:为啥?

张印仙:他们叛过教,脱离教会,这是终生污点;后来形势好转,想回归,又乌龟一样缩头缩脑。还有个神父,已经还俗结婚生子了,到了八几年,居然还厚着脸皮宣誓效忠主,其实惦记着刘主教的位置呢,真枉费当年传教士们的苦心栽培。

嘿嘿,回顾我的前半截,真幸福啊。教会人来人往,可鸟叫比人声亮,秋天到,一阵阵风吹落叶,呼、呼,眨眼就满园黄灿灿。只有辩经和弥撒时,院内才闹热一点,但仍很安静,心里喜乐的那种安静。现在的大理二小、大理四中,过去都是教产。我呢,累得直不起腰,可傻傻的乐,我特别喜欢打扫礼拜堂的卫生,擦洗祭坛、桌椅、神像、箴言,真幸福啊。教会十来个法国、瑞士和比利时的主教和神父,都总是夸奖我,有时也开开玩笑,“罚你独唱3首《赞美诗》”,兴致一高就加入进来,比赛歌喉。

老威:然后呢?

张印仙:1949年8月,也就是临近解放,从大理教会派去香格里拉传福音的瑞典神父Maurice Toruay被乱枪打死。噩耗如乌鸦,嘎嘎传来,大家在凶兆中跪下祷告,求我们的身心得到保守,坦然接受种种煎熬,穿越将接踵而至的魔道,像 Maurice Toruay那样以生命荣耀主。

这次超生弥撒没多久,解放军就进城了,人民群众敲锣打鼓,夹道欢迎。全国红透了,苍山洱海也红透了,连教堂内外,也飘扬着五星红旗和毛主席像。外国主教和神父们被当作传染病,隔离在几间小屋内,窗帘遮得密密实实,门口有解放军持枪站岗,谁也不准靠近。

老威:远远打望可以吧?

张印仙:还不敢公开打望。革命群众眼睛雪亮,会骂你“戒不掉帝国主义的精神鸦片”。

老威:这是哪年?

张印仙:1952年,2月份,外国人都撵跑了。

老威:开过会么?有最后的弥撒么?

张印仙:礼拜堂贴了封条,禁止入内,接着是人人过关,接受审查。绝大多数信徒害怕,纷纷退出教会,响应政府号召,回家务农。有的却公开叛教,“听毛主席的话,与奴役人民的天主教划清界线”。听说主教们在解放军代表事先拟定的文书上签名,表示放弃一切“剥削”财产,还划了十字。其实全部教产都是花钱购置,受当时法律保护。传教士们撤走好久我才晓得,偷偷哭了几回。我的生命是他们给的啊,是主通过他们的手给的啊,否则我在3岁前就夭折了。

老威:天翻地覆,大伙要重新做人,或者重新做鬼了。

张印仙:1952年,永世难忘。曾经极其荣耀的大理教会,人去楼空,老鼠成堆,400多口,最后却只剩我——修女张印仙,我的孃孃——修女李华珍,本地主教刘汉臣3人。军代表限令我们搬家,刘主教说,天主堂就是我们唯一的家啊。

老威:够顽固不化的。

张印仙:但是到了年底,他们威协说,不搬就拿绳子绑走。于是某一天,我们3个被民兵押解着,出古城西门,安置到苍山脚下的一个村子,召开群众大会,宣布“监督劳动”。随即,我们的教产被统统霸占,一部分建大理二小,一部分建大理四中,剩下的房屋,政府安插了许多人进住。

老威:当农民?

张印仙:被踩在脚底的贱民。

老威:多少年?

张印仙:1952至1983,31年。

老威:怎么过来的?

张印仙:自己种粮食自己吃。我们离开教会时,除了身上穿的,任何东西都不准带。汗流浃背地赶拢村子,连口水也不给喝,就被揪进会场,与撵出庙子的和尚尼姑,撵出道观的道士道姑,还有基督教的男女信徒,形形色色的,站成两三排,被几百村民团团围观。名为批斗会,实则看稀奇。大家喊口号,喷唾沫,拳头在我们鼻子尖尖晃来晃去,很是苦大仇深。工作队在木头台子上讲话,那时候没有电喇叭,就举着个镔铁话筒干吼。刘主教被扇了几耳光,我孃孃就挡在前面去争论:无冤无仇的,凭啥打人?那个刚刚在土地改革中翻身作主的贫农说:反动派,不打就不倒。我孃孃说:我们不是反动派。贫农说:你们是精神鸦片,是三座大山,是帝国主义剥削人民的走狗。我孃孃说:我们都是穷人家出来的,我们没剥削。贫农说:你还嘴硬。于是周围响起一片口号:打倒反革命修女!我孃孃说:尽管打好了。打我左脸,我把右脸也给你们。

老威:耶稣的箴言?

张印仙:他们不懂,就晓得瞎起哄。后来经历的政治运动多了,就明白了,地富反坏、牛鬼蛇神、和尚、道士、天主教、基督教,斗争腔调大同小异。打倒你打倒我、遗臭万年、永世不得翻身,然后才是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万岁,什么什么胜利万岁。批判天主教和批判佛教、道教、走资派的发言稿,随便改几笔,就可以通用。

老威:老人家明察秋毫哦。

张印仙:斗争会开过,丢了两间石头房子给我们住,四面透风,跟猪圈一样。刘主教和我孃孃已比较老,经不住折腾,只有稍微年轻的我,去跟村里要锅碗瓢盆、五谷杂粮、床铺被褥,打张借条,写明今后挣够了归还。

接着就是开荒种地了,这活儿不难,有气力就行,我打主力,两个长辈帮手。平时不搞阶级斗争,村里也借牛给我们用。苍山又高又大又绿,养点点猪和鸡,畜生们自己晓得找吃。把地里的青菜装坛子,做成酸菜,再带几十个鸡蛋,就能挑到下关去卖了,买油盐酱醋。这样熬磨几年,过得稍微像个人样了,上面又号召大跃进,办公共食堂,自家东西统统上缴。几百号人吃喝在一块,敞开肚皮瞎整,没几天,灾荒年到了。饿死人哪,那些傻吃傻喝,把肚皮撑大了的,几乎都饿死掉。 我们熬的稀粥,能当镜子用,双手捧到阳光下,我孃孃浮肿个脸,还开玩笑:哦哟,碗底有个鸭蛋黄。刘主教说是“画饼充饥”,孃孃却坚持认为,我们喝着主赐予的“太阳鸭蛋粥”,热量是普通粥的几倍。

老威:又凄凉又温暖嘛。

张印仙:后来稀粥也没得喝,就只能漫山遍野寻野菜、草根、苔藓,甚至剥树皮和地衣。青壮村民不耐饿,急了,刚埋的死人也掏出来,割肉煮。和尚也四处堵老鼠洞,碰运气抓住一只,来不及剐皮,就活生生朝嘴里塞。哎呀,那年头,乱套了,如果灾荒再持续两年,恐怕我们也被人家吃掉。感谢主,没有祂的保守,活不了。

老威:你们还祷告么?

张印仙:天天祷告。在路上,在坡上,在家里。经书早就背诵了几十年,在脑海,在骨头,在肺腑,一笔一划刻着,谁也抹不掉。我们在地面受难,灵魂却在天国,接受主的奖赏。无神或信邪灵的,当然不晓得主的奖赏为何物。再饿再苦,你不要告诉世人,因为他们比你更饿更苦;你感觉头昏眼花,快不行了,你也不要向世人呼救,因为他们连自己也救不了。你只有求告主,死死生生算啥,祂会让你平安。

有一次,我和许多人一样,在山坡间晃荡了大半天,还寻不着可吃的。一屁股下地,就再也起不来。旁边有几朵彩色野菌,就是没人敢动的那种毒菌,我一时软弱,就扯来吃掉。土生土长的我,不是不晓得厉害,可饿死和毒死,哪种更好?

我跪着祷告,求主宽恕。几分钟,肚子剧痛,我拼命地抓舌根子,想呕吐,可体内太干净了,毒菌转眼就消化。稍后,手脚不由自主哆嗦,腮帮子不由自主哆嗦。我抱着一棵树,还是坚持祷告,哪怕马上死,也不能忘记自己天主教徒的身份。

我昏倒了,天黑时又醒过来,月亮像道门,压在树梢顶。我试一试,居然腾地站了起来,肚子还是饿,可不太难受。我连念几声“阿门”,我主保佑!活着就是奇迹!

老威:是啊,你们都活着。

张印仙:刘主教和我孃孃死掉了,葬在苍山腰,我的墓穴也在那儿。

老威:无论阳世阴间,你们都算三位一体。

张印仙:文革时,刘主教被揪到海东,与我们分开。他孤零零,挨了很多打,身体垮了。1983年,宗教政策落实,我们又聚一块,宗教局在教会对面找了两间小屋,暂时安顿我们。

老威:咋个在“教堂对面”?

张印仙:我们进不去。教会的旮旮角角,都住满人了。大理四中的礼堂,就是这座建于1927年的礼拜堂,不过祭坛和神像都打掉,换上马恩列斯毛的大像。每天早晨,中学生们就在礼拜堂前升国旗、唱国歌,“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老威:天主堂沦为无神堂了。

张印仙:我们依据政策,先和学校交涉,再和教会住户交涉,可人家也振振有辞:共产党让我们住这儿,二三十年了,生儿子,又生孙子,咋可以说搬就搬?刘主教说:二三十年之前,这儿是我们的,因为历史原因,被拿去,现在共产党要归还了。人家说:不行,我们才是原始居民,我们对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有感情。刘主教叹口气,说:我们已风烛残年,人的事可以让,可这是神的事,不能让。人家顿时起哄:让你的神滚蛋。

于是连续3天,我们早中晚读经祷告,待神赐予了信心,刘主教才去找宗教局。而我的性子急,就背起我孃孃,直接来到大理州政府。我先去政府各部门转两圈,没人接待;我又在过道上哭一阵喊一阵,还是没人理睬。只好撤回政府大门,在阶沿上放下孃孃,开始一天天静坐禁食。

老威:当时你多大岁数?

张印仙:七十五六。我孃孃快90了,又咳又喘,起不来床。我说我一个去就可以,她说:不可以,天主是大家的,不是你一个的。于是我只能背她。那时古城到下关,路很烂,我每天半夜就起床,做祷告,然后打扫卫生,做早点,尽量劝孃孃多吃。她心慌,我就替她抹抹胸,她说快死掉,我就说天主不愿见她这个样子,因为教产还没要回来。孃孃就笑了,还让把镜子给她,照一照,洗脸梳头,擦点桂花油。我说:孃孃啊,你21岁做修女,直到现在,始终比我爱漂亮。孃孃说:对嘛,你一辈子风风火火,不太像女人哦。我说:几十年来,种地、喂猪、养鸡,没闲过半天,哪有工夫讲究?孃孃说:这次当街展览,你可不要弄成乞丐样子,给天主丢脸。我连应“好、好”,就真的换了最干净的衣服。

收拾齐整上路。歇两回气,我就能背她到南门外,等小客车,颠簸一两小时,抵拢州政府。在地上铺床棉絮,扶孃孃平躺下,我守在旁边。路人围起看闹热,我也鼓起眼珠看闹热。太阳大了,就把被子扯开些;晒狠了,就在孃孃脸上撑一块布。而刮风下雨天,就挪到屋檐下,屋檐窄了,雨滴乱溅,我就自己挡在前,肩膀湿半边干半边。

老威:七旬老人背九旬老人静坐禁食,是个大新闻嘛。

张印仙:那年月,报纸、电台都是政府管,所以没新闻。我们也不懂新闻。只晓得围观群众太多,密密匝匝的人墙。我们也觉得不妥当,影响市容,可没办法嘛。我还一遍遍起立,举着十字架,劝大家走开。可群众散一拨又聚一拨,还有人弓腰,察看孃孃的动静,然后转头汇报:还有气呢,嘴巴还在念叨。我纠正说不是念叨,而是背诵。人家问背诵个啥,我就自己弓腰倾听,并重复孃孃的话:天主,请以此茫茫尘嚣,来查验我,洗刷我的罪,端正我的意念,在邪恶的权势下把我拯救。阿门。

老威:人们理解么?

张印仙:不理解。许多人骂我们疯了,心肠稍微好的,就劝我们体谅政府,要爱国。我心里说,除了天国,我们地上的国在梵蒂冈,在耶路撒冷。

老威:对头。在所谓的祖国反而流浪着,无家可归。

张印仙:就这意思。我们在政府大门呆了28天,除开喝水,我啥都不吃,考虑到孃孃的身体,我晌午喂她一碗米线,补充热量。太阳落山,又背起她,赶末班车回古城。

老威:第二天又开始?

张印仙:对头。后来我有点背不动了。因为每天只吃早点,瘦得飞快,腿还打飘。我就盘算,干脆去政府门口过夜,反正门卫也来赶过,警察也来赶过。可两老太婆,谁都不敢抓。很抱歉嘛,大概影响越来越坏,惊动了上级,28天头上,一官员带了两随从,终于露面。过往群众早已麻木,不再围观,还冲我们点头呢。只有些小孩经常光顾“街头西洋镜”,婆婆长婆婆短的。官员过来,站了几分钟,就蹲下问:你叫张印仙?我说:是,她叫李华珍。他说:你们已经闹够了吧?我说:我们不想闹,只想有个住地。他说:你们现在不是住得好好的?我说:我们不是吃救济的五保户,随便丢两间房就行,我们要我们的教产,我们侍奉天主的场所。他说:会归还你们的教产,但要等一段时间。我说:我们已经等了31年,我才70多,能等,可她快90了,有出气没进气,恐怕等不了。他说:你凭啥这样说话?政府不是你们来支配的,政府只能协调、动员别人搬家,让出地盘,最快也得好几年。一听这话,处于昏睡状态的孃孃突然醒了,拉扯我,令我扶她坐起。她喘着说:我死在这儿。我立马响应:好好,两条老命都丢在这儿,你们看着办。官员气坏了,说:你们敢要挟共产党。我说:只要归还天主堂,死活与你们无关。

老威:然后呢?

张印仙:没多久,教会就空出来了。就是你今天看见的,老礼拜堂,周围的两排房屋,照壁,照壁后的两个院子。古城都轰动了,居民们议论,天主堂的两个恶婆婆,惹不得,把政府搞蔫了。可他们哪里明白,这才是原始教产的四分之一,隔墙、过街的大理二小、四中,几个足球场大,全属于我们教会。

要不回来了。大理教区的许多堂口,都被霸占。政府挪用,年头太久远,就不提还,或者搞地产开发,把老教堂拆掉。有的堂口,政府要还,教会的人却不敢要,怕再来政治运动,挨整。

老威:3个老人,突然间拥有偌大的地盘,做梦似的。

张印仙:全部归主。我们不过暂时替祂老人家看门。

老威:生活咋办?

张印仙:我一肩挑。

老威:这么豪迈?

张印仙:他们两个老病,我还是喂猪、养鸡、自己种菜。这儿比乡下条件好许多,我们能糊口,也喜乐。我孃孃李华珍1989年去世,活了93;刘汉臣主教1990年去世,活了90。教会在苍山腰寻了块地,将他们合葬,我的墓穴也预留了,生死在一块吧。

刘主教回光返照时,突然起床,要去礼拜堂做弥撒,可刚把衣服穿好,就瘫掉,只得在二楼自己的卧室,做临终祈祷。他最后一口气,落得很深很长,眼珠子渐渐定住,面带微笑。那是一个傍晚,天使在窗外,一阵斜阳,又一阵风。

他们走掉,只剩我,太伤心了。只有在礼拜堂,在院子,在他们呆过的地方,来来回回寻找。闭着眼睛,觉得他们抚摸我的手;睁开眼睛,却见一条狗在舔,或者一丝阳光在舔。我问主:他们想我不?太傻了。也许是没机会服侍他们了,闲得慌。

直到1998年,新的神父来,陶修女也来,我才稍微踏实。一辈子绷紧的弦,终于松垮。该给新一代交待的,统统交待了,特别是没归还的教产,必须继续要。万一要不回来,就写入教史,让世世代代铭记。

一心盼主接走我。一心盼与刘主教和我孃孃见面。可稍不留神,我又过101!周围的人,都与我相差好几十呢,咋办?

老威:不晓得。

张印仙:只能赞美主。

老威:阿门。

来源:中国人权双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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