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氏强势的风险有体制的缘故

习近平身为总书记、军委主席、国家主席和多个重要领导小组组长,把李克强撇在一边,自己主导经济与改革事务,掌管军队改革,又再把刘云山撇在一边,亲自主持“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明白无误地推动“党天下”,而枪杆子与笔杆子都紧抓在自己手里。

对习近平个人崇拜的浪潮迅猛涌来,而矛头指向他独裁的传闻也越来越多。

显然,习近平很强势,但面临着风险。应该看到的是,其背后有体制的缘故。

在民主国家,无论总统制或议会制,通过选举而取得权力的政党执政,其领袖直接掌握政府权力,在议会和舆论制约下施政。中共则随意得多,它先是藉口内战而回避普选,然后将这一藉口常态化,和平时期也拒绝普选,而毛泽东,先是担任“联合政府”国家主席,“联合政府”消失后他连任了一届,即由刘少奇接任,他自己专注于党务和军务。由此形成了先例,中共最高领袖与行政权力保持某种距离。到江泽民掌权时,党权也分散开来,中央常委为保持中共权力而分头把守党政各要职,拍马屁文人誉之为“集体总统制”。

“集体总统”很荒谬,而“总统”,其实在中共体制中已是时隐时现。

中共体制貌似“议会制”,国务院施政,对全国人大负责,然而,中共最高领袖时常会有某种改行“总统制”的倾向。这在毛泽东身上最明显。他无论是否担任行政职务,弄权都无所顾忌──发动鸣放、反右,召开中央会议推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直到发动文革,以“抓革命”统率全局,党政官僚机器可以打碎了再重组,甚至罕见地搬出巴黎公社原则作为理论根据。

华国锋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较为特殊,似乎体现为毛“总统”的某种惯性。此后数十年,党政之间还算相安无事,因为老人政治正在盛行,让人头疼。

习近平正仿效毛泽东再作一搏

到习近平掌权,党魁对“内阁”的宽容已久,而这时,老人影响有所变化,“红二代”力图展现政治家姿态,施展其雄心、魄力与才干。于是,他要突破“接班”格局,也不再任由“集体总统”贻笑全球。习近平及其“总统班底”纵横捭阖,展现“核心”的姿态,党政“内阁”皆黯然失色。他要大权独揽,要作“中兴”雄主,压抑党内党外一切异议,气派的确不小。

或许,表面上像是“议会制”,但政府与全国人大都在中共控制之下,而它的党魁看似与行政权力保持某种距离,其间就不协调,就会有滑向“总统制”的倾向。

眼前的习近平,显然正仿效毛泽东而再作一搏。

可以看到,暗藏帝王之心的党魁,很容易表现其“总统”欲望,而局势不利之时,他们也很容易退回来,把自己搞烂的局面丢给“内阁”去善后。

反之,心怀政治改革之志的政治家,会注意恪守政治文明准则,努力将中共引向民主之途,但在中共体制里,往往会陷自身于不利境地。

如赵紫阳,他本来宁愿担任总理而做事情,但胡耀邦被逼退,他不得不为大局而改任中共总书记。他严守党政分制,经济遭遇市场疲软之际,他在一旁告诫行政当局,注意借鉴西方经济危机,引导市场清理积弊,却被当作耳旁风,而他自己在党内的地位,反而被掌管行政“内阁”的李鹏袭击。

习近平集权,未来他将如何,是否真能驾驭党国机器有大作为,甚至扭转乾坤开闢民主宪政之路,有诸多猜测和议论。中共历史中,像林彪那样以忠诚于毛泽东示人,却终于走到否定文革、反对毛泽东的地步,毕竟罕见。习近平现在若是“无为而治”,或许他能“三年不鸣,一鸣惊人”,而他正踌躇满志,为推动“党天下”大业干得起劲,实在看不出他有改弦易辙的心胸。

把“帝王梦”包装为“中国梦”

其实,中共党魁的位置极其微妙,他可以眷恋昔日帝王之风光而行独裁,可以攫取权力而迫使党政“内阁”都听命于他,成为实际的总统,以保持中共的保守本色,也可以运用权力而对中共及国家政权作根本的改造。只是,后者作为虽然开明,但极其罕见。

问题在于,中共“党专政”或“党天下”渗透于中国宪法之中,构成了它独特的“宪政”特色。久居庙堂而毫无独裁专制意向的人,实在可遇而不可求,因为个人品质往往靠不住,难以抵禦永久执政体制本身固有的强烈的腐蚀性。

党外无党,党内就有奇特现象。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托洛茨基对此就有认识,毛泽东后来对此也有察觉。他发动“文革”,展现出令全世界惊讶的魄力,但他昧于市场化的大趋势,终究只是他本人凌驾于“一元化领导”的中共之上而“万万岁”,中共党政官僚机器打碎后再重组仍然是一党专政。

习近平雄心勃勃,独揽大权还算顺利,对市场化规律可能也比毛泽东有更多认识,看上去似乎有超越毛的机会。不过,政治有其规律,而满脑子中共文化的习近平,至今仍在孜孜不倦地追求“党外无党”及“党内无派”,把“帝王梦”包装为“中国梦”。他乐见笑脸与欢呼,陶醉于“总统”的感觉,全然不顾批评与嘲讽,未必有创造历史的真本事。

文章来源:动向2016年4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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