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抢救大陆学人”计划

“抢救大陆学人”计划由蒋介石手谕指令傅斯年与朱家骅负责制定,并在具体执行和实施上由傅斯年、陈雪屏与蒋经国三人组成小组,负责具体“抢救”事宜的研究谋划和具体操作。与此同时,蒋介石亲自指派的飞机也冒着炮火飞抵北平,停留在北平南苑机场等待被“抢救者”登机南飞。

按照蒋介石的指令,此计划中以下学人是要必须“抢救”出来经南京送赴台湾的:一是大陆各大专院校的负责首长;二是原中央研究院院士;三是因政治原因必须限令离开大陆的高级知识分子;四是在国内外学术上有杰出贡献者,等等。于是,一份经傅斯年、陈雪屏和蒋经国三人共同商议拟定的“抢救”的名单很快出炉了,名单上几乎全是清一色当时国内卓有成就的杰出知识分子。

争抢胡适

由于胡适在中国政学两界影响巨大,共产党方面也加紧了对他的统战工作。早些时候已弃教职出走清华园,秘密潜入解放区等待出任中共高官的吴晗,指派嫡系找到胡适密谈,劝他留在北大,不要跟着国民党。

胡适回答:“不要相信共产党的那一套!”并让来使告诉吴晗三句话:“在苏俄,有麵包没有自由;在美国,又有麵包又有自由;他们来了,没有麵包也没有自由。”

共产党高层没有放弃,改为直接向胡适喊话。据时任北大教授兼东方文学系主任季羨林回忆,“我到校长办公室找胡适,商谈什么问题。忽然撞进来一个人——我现在忘记是谁了,告诉胡适说解放区的广播电台昨夜里专门给胡适的一段广播,劝他不要跟着蒋介石集团逃跑,将来让他当北京大学校长兼北京图书馆馆长。我们在座的人听了这个消息,都非常感兴趣,都想看一看胡适怎样反应。只见他听了以后,既不激动,也不愉快,而是异常平静,只微笑着说了一句:”他们要我吗?‘短短的五个字道出了他的心声。看样子他已经胸有成竹,要跟着国民党逃跑。“

1948年12月14日,蒋介石两次亲自打电报催促胡适飞南京,并派专机迎接。胡适临行前,派人劝好友、辅仁大学校长、与陈寅恪齐名的史学大师陈垣同机飞南京,陈垣不从。不但陈垣不从,胡适的小儿子胡思杜也表示暂留在亲戚家,不随父母南行。这一拒绝让胡适夫妇大为吃惊。

“抢救大陆学人”计划结局

被誉为南开大学之父的张伯苓没有被忘记。1949年11月底重庆易手前几天,蒋介石父子接连三次劝在重庆的张去台湾或美国,费用不用操心。张以“衰老多病,不利远道飞航”表示谢绝。实际上是周恩来早就托人传来话,要他不要走。张伯苓是周恩来的恩师。1950年5月,在周恩来的安排下,张伯苓夫妇搭乘飞机由重庆到北京。

在北平的大多数卓有成就的杰出知识分子人各有志,许多人不准备去南京跟蒋介石赴台,而是愿意留在大陆。1948年12月14日,“抢救大陆学人”的飞机在北平南苑机场等候了两天时间,才有胡适、陈寅恪、毛子水、钱思亮、英千里、张佛泉等少数著名教授登机,大部分机舱座位都被空闲着。12月21日,第二批被“抢救”的学人也只有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以及李书华、袁同礼、杨武之等20几位教授。到达南京后的梅贻琦,当着蒋介石的面为不能多载几人前来南京而表示惋惜。

据资料统计,在国民政府1948年3月选出的包括郭沫若在内的81名院士中,有59位选择留下来,只有22位选择了“南去”,其中10人去了台湾,其余远走美欧等国,令蒋介石大失所望。比如,北大文学院长汤用彤就被列为“抢救”名单,但他没有选择离开,胡适离开后曾写信劝其南下,并派人送来两张机票,汤用彤依然不为所动。

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决心留下来,胡适邀他同机飞走时被他断然拒绝。在致胡适的公开信中,陈垣天真地认为:“在北平解放的前夕,南京政府三番两次地用飞机来接,我想虽然你和陈寅恪先生已经走了,但青年的学生们却用行动告诉了我,他们在等待光明,他们在迎接新的社会,我知道新力量已经成长……”

据中国科学院估算,当时散居海外的中国科学家大约有5000余人,到1956年底有2000余名科学家陆续返回大陆,但后来的遭遇大概是他们没有预料到的。

留守大陆学人的结局

那么那些留在大陆的学人们,等待他们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呢?只在文革中,那些没走的,或者自己回来的大师们几乎都被整死,一个不剩。限于文章篇幅,这里只摘录几个留在大陆知识分子的结局。

一代大师陈寅恪:他学贯中西,通晓十余种语言,甚至包括梵文、西夏文和突厥文,被称为“中国最博学之人”;文革开始后,他家被大字报覆盖,远望如白色棺材;红卫兵还把几个高音喇叭放于其床头,使双目失明且患心脏病的他彻底崩溃。去世前一天下午,气脉已竭的他还要“口头交代”,他说“我如在死囚牢中”,留下了“涕泣对牛衣”的诗句。

曾昭抡:曾国藩侄重孙,与妻子俞大絪都是民国知名学者,1949年两人滞留于香港,蒋介石欲抢救二人去台湾,两人断然拒绝,归来报国。文革时红卫兵将俞大絪教授上衣剥除,用皮带死命抽打,俞教授悲愤难抑,是夜仰药自尽。4个月后曾昭抡也被含冤折磨死,兴盛百年的曾氏传承,至此香断。

胡思杜:胡适幼子。北京沦陷前夕,蒋介石派专机接胡适,胡思杜不愿随行,说:“我又没有做什么有害他们的事,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1950年,胡思杜发表《对我的父亲胡适的批判》,骂胡适是“帝国主义走狗及人民公敌”。1957年,胡思杜被划为右派,“畏罪上吊自杀”。胡适直到1962年病逝也不知其子已先他而去。

钱晋:1944年毕业于北大,领导研制成功多种高级炸药、塑料粘结炸药,为两弹一星的研制作出巨大贡献。文革时被打为反革命,被逼交代子虚乌有的“国民党西北派遣军”问题。当时有两个口号:“会英文的就是美国特务,会俄文的就是苏联特务”,钱晋拒不承认自己是特务,结果被活活打死。

董坚毅:哈佛大学博士,52年回国,55年支援大西北。57年被定为右派送夹边沟劳教。60年饥荒袭来,董亦不能幸免。其妻顾晓颖(也为留美生)来探视,待寻得其遗体时,周身皮肉已被割食一空,仅剩头颅挂在骨架之上。夹边沟劳教人员2800多人,饿死2100多人,死难者掩埋草率,累累白骨外露绵延两公里。

文章来源: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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