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半个世纪以来,有关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的论著和史料,如果不能说浩如烟海,也可谓洋洋大观。然而,对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基本性质和历史地位,学界和民间的分歧很大,毫无共识。文革究竟是不是一场“反修防修”、“防止复辟资本主义”的“大革命”?文革期间除了存在中共高层的权力斗争,社会底层是否还有一个民众起来反抗的“人民文革”?在2016年文革五十周年之际,笔者想谈谈自己对这个问题的浅见,以就教于有识之士。

笔者认为,文革的本质是毛泽东利用学生和民众,对以刘少奇为代表的、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大批他所认为的党内“走资派”,进行的一场大清洗,其主要目的是防止自己生前像赫鲁晓夫那样被赶下台,或死后像斯大林那样遭到清算。

文革发生时,我正在北京的中国科技大学念书,加入了科大的造反派组织“东方红公社”,参加过校内和四川的一些造反活动。历史事件的亲历者,事后研究该事件,既有优势亦有局限性。优势在于亲历者拥有第一手体验,一眼就能辨别非亲历者论说的不实之处;局限性则是亲历者容易囿于自己当时的立场而产生的偏见,或受制于自己见识的有限性,这正是笔者竭力想避免的。我与学界已睽违多年,难免学力有所不逮,只能尽力而为吧。

对于文革的性质,目前有两种观点在民间和学界颇有影响力,即“继续革命”论和“人民文革”论。

文革不是“继续革命”

“继续革命”论是毛泽东在1966年5月文革前夕提出、后经张春桥等人阐述、目前主要为毛左派们持有的观点。其主要内容是:文革发生前,中共中央及各省、市、自治区领导部门,存在一大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文化教育领域也存在一大批“反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毛泽东为了防止这些“坏人”篡夺领导权,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运动,打倒了这些“坏家伙”。因此文革乃是毛泽东所领导的、“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进行的一场“继续革命”。

这种观点基本上是一套政治宣传话语。即使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框架内分析,它既没有理论渊源,也缺乏实证资料的佐证,而且其使用的许多基本概念,缺乏严格的定义,在逻辑上也不能自洽,自相矛盾,漏洞百出。本文只简略分析相关的一个最基本的概念——“阶级”。

对于“阶级”,马克思没有做过明确的定义。列宁对“阶级”所下的经典定义是:“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大的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了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领得自己所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不同也不同。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1】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的一条附注中对“资产阶级”的定义是:“资产阶级是指现代资本家阶级,现代资本家是占有社会生产资料、使用雇佣劳动的。”【2】由此可见,马列主义理论的阶级定义,与生产资料的占有制度密不可分。

中共执政后,1950年代初的“土改”剥夺了地主的土地、房屋和其他财物,后来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又把土地等主要生产资料,收归到农业合作社和人民公社。1956年的“社会主义改造”把民族资本家的企业变为国有或集体所有,并把个体工商户改造成集体所有企业。按照列宁和恩格斯的定义,到1956年,中国已经没有了地主、富农、资本家等“剥削阶级”。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当时中国不存在现代社会学或政治学所说的社会分层(social stratification)现象,但社会学或政治学者使用的“阶级”概念,具有相对严格的定义,例如按照资产、收入、社会地位、职业等客观条件来划分阶级,这与“继续革命论”所说的“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阶级”是两回事,此不赘述。

然而,到了1962年,毛泽东突然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提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并在城乡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和“五反”运动),除了对民众重新划定“阶级成分”,还在基层干部中清查“阶级异己分子”、“贪污腐败分子”,而运动的重点则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到了文革,从中央到地方,一大批党内领导干部被打成走资派,无数知识分子则被打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那么,在“剥削阶级”已被消灭的“社会主义中国”,这些“新生资产阶级”是通过什么社会机制出现的?中国的掌权者根据什么标准,来辨别“新生的资产阶级”?既然生产资料已经全部“公有”,列宁的“阶级”定义在这里已经派不上用场。实际上,掌权者辨别“新生资产阶级”的唯一标准,就是看其言行是否符合“毛泽东思想”,尤其是看其是否忠于毛个人。按照这种主观性和随意性极大的标准,任何人都可以被定为“资产阶级”。最高领袖今天看你不顺眼,可以说你是“走资派”或“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把你打倒;明天他突然改变主意,可以说你是“革命干部”或“无产阶级知识分子”,让你升官。因此,在文革中,在发展经济政策上与毛泽东略有不同意见的刘少奇、邓小平等高级干部,被打成走资派;在日常生活中的某些言论跟毛的说法不完全一致的知识分子,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这种划分“阶级”的方法,在马克思列宁的书里找不到,在现代政治学、社会学中更是前所未闻,这的确是毛泽东的一大发明,难怪张春桥们欢呼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发展的第三个伟大的里程碑”!

马列主义认为无产阶级是“最先进的阶级”。共产党党章也承认,共产党由“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组成,但这么多党的领导干部,尤其是最高级干部,却成了“资产阶级”,普通党员中不知有多少人是“资产阶级分子”,这个党究竟是什么政党?“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伍”和“党内存在大量资产阶级分子”这两个判断自相矛盾,不可能同时为真,倒可能两个都为假。

毛左派们可能会说,邓小平等从1970年代末开始搞改革开放,许多国有企业和集体所有制单位垮台,中国出现大量私有企业,这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吗?这岂不证明邓小平等确实是走资派吗?文革中被整的知识分子得势后,越来越多知识分子摒弃马列主义,接受自由、民主、人权、宪政等“普世价值”,这岂不证明这些人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吗?因此,文革搞得完全正确,“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论完全正确。

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在经济上引进西方国家的市场机制,农村实行联产责任制,在城市把一部分国有和集体所有制的工、商业单位变成私人所有,并鼓励私有企业的发展。按照马列主义理论,这确实是在经济上“走资本主义道路”。然而,推动邓小平等人“走资”的,恰恰是毛搞的文革。

在文革中,各个阶层的人皆受严重伤害。到文革后期,底层的绝大多数干部和民众已不再相信那套“继续革命”的宣传话语。毛的极端经济路线被推行到极致,工人农民毫无生产积极性。全社会“走后门”成风,基层干部化公为私、收受贿赂、乱搞男女关系、搞黑包工等现象,远甚于文革前。毛去世后没几天,在我工作的四川合江县及相邻江津县一带,许多农民和生产队长私自把集体的旱地分给各户。邓小平具有1962年搞“三自一包”的成功经验,文革中被打倒后,下放到江西新建县农机厂劳动,对底层民情有了第一手了解。文革结束,他东山再起后,在胡耀邦、赵紫阳、万里等一批思想比较开放的干部推动下,借助平反冤假错案的东风,顺应民情,首先在农村,然后在城市逐步地“走资”。

知识分子在文革中遭受的迫害,执政党在文革中暴露出的黑暗面,文革实际活动的残暴,“继续革命”论的荒诞,这些因素导致许多知识分子从文革的迷雾中觉醒过来,破除了对毛的迷信和对官方意识形态的信仰,去追求自由、民主等西方国家的价值观。他们的思想转变,正是文革所造成的。

如果没有文革,中国很可能继续沿着文革前的道路走下去,中国社会的面貌就会跟现在的朝鲜差不多,不知何日是尽头。在这个意义上,也仅仅在这个意义上,毛搞文革立了一“大功”。

随着文革的破产,“继续革命”论进了历史博物馆。改革开放30多年来,经济获得快速发展,其弊病也越来越显著,官员贪腐,贫富分化,道德沦丧,社会不公,官民对立。某些人趁机捡起“继续革命”的旗帜,一些文革余孽也蠢蠢欲动,企图复辟毛的极左路线,甚至有人煽动再来一次文革。这是一股违反人性、违背人类社会发展方向的逆流。他们的图谋并非毫无成功的可能,但很小,因为中国和世界现在的境况跟1966年大不一样。

“人民文革”根本不存在

1990年代初,海外一些人提出“人民文革”论,又叫“两个文革”论或“社会冲突”论【3】。这种观点在学界和民间皆有一定影响。持此论者认为,文革期间,除了有毛泽东与刘、邓等高干在高层进行的“权力斗争”,还存在受中共迫害的底层民众(有人称之为“苦头派”),趁机起来反抗中共的统治。因而,除了在中共高层进行权力斗争的官方文革,在社会底层还有一个“人民文革”。

这种看法在微观上揭示出文革期间,不同社会地位的人表现出不同的政治倾向,丰富了我们对复杂的文革全貌的认识,这一点值得肯定。然而,总体而言,这是一种见木不见林的片面看法。持此论者只看到文革的局部,未看到全局;只看到支流,未看到主流。

文革不同于法国大革命、苏俄十月革命、中国的辛亥革命、农民造反等革命运动,也不同于共产党国家的匈牙利事件、布拉格之春、波兰团结工会等知识分子和民众自发地反抗共产党统治的政治运动。它是中共最高领袖毛泽东及其亲信煽动、利用和指挥学生、民众和军人,进行的一场清洗“异己分子”的政治行动。

文革期间,毛及其亲信自始至终掌控着运动的大方向,在一段时间内允许群众组织的存在,但密切注视他们的动向。如果群众组织的行动有利于自己设定的目标,就大力扶持或支持;如果他们的行动偏离了自己的目标,就强令其改正,或弃之如敝屣,予以打击甚至镇压。

说到底,文革中的群众组织只是被毛及亲信利用的工具而已。他们的所谓“造反”活动,只是“奉旨造反”,并非真正的造共产党政权的反。

汉语中“造反”一词,原意是指民间以武装对抗朝廷或政府。在中共话语系统中,如果造反的对象是被中共否定的物件,则“造反”是褒义词;如果造反的对象是中共或中共政权,则“造反”是贬义词。1966年6月24日至7月27日,清华附中的高干子女红卫兵先后贴出三篇题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其中第二篇引用了毛泽东1939年12月21日《在延安各界庆祝斯大林六十寿辰大会上的讲话》(此文未收入《毛选》)中的一段话:“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8月1日,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红卫兵写信,表示支持红卫兵对“反动派”的造反。《人民日报》8月发表清华附中的三篇大字报以后,“造反”一词和毛的那段话,就在红卫兵和民众中流行开来,并导致后来“造反派”一词的出现。但红卫兵组织或其他群众组织如果以“造反”冠名,往往加上“革命”或“红色”的前缀,以表示他们的“造反”与那种想要推翻共产党政权的造反有本质的不同。

“人民文革”论者认为,文革中的造反派组织和保守派组织有本质区别,前者由文革前受中共干部迫害、打击的“苦头派”组成,后者则是由党团员等既得利益者组成。因而,造反派的造反是“反迫害”、“争人权”,具有“正义性”。

文革中,先后发生过五波大规模的群众性“造反”浪潮。

第一波(1966年6月上旬、中旬)。6月初,毛下令官媒公布聂元梓大字报,全国高校和中学的一些师生群起响应,在校园内贴大字报,攻击学校领导人和教师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帮分子”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批判他们执行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

第二波(1966年6月下旬)。工作组接管学校,组织师生揭批学校领导人和“有问题”的教师。6月下旬,北京高校一些学生贴大字报反工作组甚至驱赶工作组。据我观察,这大致有四方面的原因。(一)工作组宣布《八条》规定【4】,阻止师生随意揪斗学校领导人和教师,搞人身侮辱甚至殴打(如北大6.18事件)。一些学生认为工作组设置条条框框,束缚群众的“革命”手脚,包庇“黑帮”。(二)工作组一般由上级机关派出,有些学生想揪上级机关里的更大“黑帮”。(三)工作组把党团员和学生干部当依靠力量,在学生中“划分左中右”,一些学生受到冷落或排斥,从而对工作组产生敌对情绪。(四)一些学生听说其他学校有人反工作组,就跟着起来反本校的工作组。面对学生的造反,工作组组织师生反击,批斗了一些学生,甚至把一些人打成“右派”或“反革命”。

第三波(1966年8、9月)。7月底,毛泽东撤销工作组,让群众“自己闹革命”。他还给清华附中高干子女组成的“红卫兵”写信,支持他们“造反”。

8至9月,全国各地先后出现四类学生“造反”组织:(一)高干子女红卫兵(俗称“老兵”,主要在北京);(二)由“红五类”组成的红卫兵(如北京的红卫兵“一司”和“二司”、重庆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三)以红五类为核心、包括非红五类的红卫兵(本文简称“老造反派”),如重庆大学八•一五、红卫兵成都部队、云南八•二三、青海八•一八、长沙“高司”等;(四)9月6日成立、以受过工作组迫害的学生为核心的首都三司红卫兵(简称“三司”)。

前两类红卫兵造反的对象,主要是学校领导人和教师中的“黑帮分子”,“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社会上的“黑五类”,以及所谓的“四旧”。“老造反派”除了整学校的“黑帮”,更把斗争矛头指向省市委领导人。“三司”的斗争矛头则直接针对刘少奇。前两类红卫兵对大多数省市委领导人,一般采取保护的立场,因而被“老造反派”和“三司”称为“保皇派”或“老保”。

第四波(1966年10月-1967年2月)。1966年10月,“无产阶级司令部”号召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并把文革从学校扩展到工交、商业等各行业及街道居民,从大中城市扩展到县以下甚至农村。各地出现以党团员、干部和积极分子为骨干、保卫党委的保守派组织(如重庆“工人纠察队”),和以造“走资派”的反为主要斗争方向、由各种政治身份(但不包括“黑五类”)的人组成的造反派组织(如“成都工人造反兵团”)。造反派红卫兵联合社会造反派,与保守派红卫兵和社会保守派,展开了激烈的“文斗”。

“三司”在各地的老造反派队伍中拉出一些组织(如川大八•二六、西师八•三一),组成一支更激进的造反队伍(本文简称“新造反派”)。他们一方面打击保守派,另一方面攻击老造反派对当权派和保守派的立场“右倾”。

被中央文革冷落、有“保爹妈”倾向的“老兵”,在12月转而攻击中央文革、江青和林彪(“12月黑风”),立即受到“专政”。临时工、合同工、下乡知青、复员转业退伍军人成立的争取经济权益的造反组织,被中央文革扣上“经济主义”罪名加以镇压。

1967年元月,中央文革号召“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走资派夺权,并下令军队支持“左派”。军队大多支持成员相对较“纯”的老造反派(如54军支持重庆八•一五、成都军区支持“红成”)或保守派(如广州“地总”)。未获军队支持的新造反派则把斗争矛头指向军队。军队借助于经毛批准、中央军委于元月23日发布的《八条》命令(第一条就是下令镇压“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镇压了成员比较“杂”的新造反派及一些老造反派组织(“二月镇反”),并扶植一些保守派组织(如成都“产业军”、武汉“百万雄师”)。

第五波(1967年4月-1968年7月)。1967年4月,中央文革下令给被镇压的造反派平反,江青号召“文攻武卫”。新造反派翻身后,不仅大揪“军内走资派”,并在许多地方与保守派或未被镇压的老造反派展开长达一年多的大规模武斗。此期一些省市的文革发展可分为三类。(一),新造反派打垮了保守派和老造反派,如湖南。(二),新造反派与老造反派长期对峙,如四川。(三),新造反派与保守派长期对峙,如广东、广西。凡是两派长期对峙的地区,新造反派的后台往往是中央文革,其对立面的后台往往是林彪系统的军方或毛要保的个别高干(如韦国清)。

到1968年,毛急于建立新的“红色政权”,强行把两派捏合,成立以军人为主的各级革委会;在广西则以军队和保守派,严厉镇压了新造反派“四•二二派”;并派“解放军工人宣传队”接管学校。群众性“造反”活动就此消亡。

在上述五波群众性造反浪潮中,第一、三、四、五波皆是在毛和中央文革的直接号召或命令之后兴起的。而主要发生在北京高校的第二波反工作组的浪潮,似乎是学生自发的行动,其主要驱动力却并不是他们对共产党基层干部的不满,而是源于他们在文革前喝下的“狼奶”——他们所受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等极左的政治思想教育。

据我观察,在第四、第五波群众造反期间,新造反派成员的政治身份最“杂”,老造反派次之,保守派最“纯”。在文革初期挨整的(“右派”学生、“小邓拓”等)人,在文革前的多次运动中挨整的人,在本单位受当权派歧视、压制的人,非红五类家庭出身的人,参加或支持新造反派组织的比较多。党团员、文革前的“红人”,出身好的人,经济地位较好的国营大企业的职工,加入保守派的比较多。老造反派组织成员的情况,介乎两者之间。但这只是大体而言,绝非界限分明的“阶级划分”。例如,在重庆地区,新造反派(“反到底派”)在八大军工企业的势力就超过了老造反派“八•一五派”,而且军工企业反到底派的一些成员在文革初期参加过保守派组织“工人纠察队”。

但群众组织成员存在的这种区别,并不意味着当时出现了另一个“文革”。政治身份较“杂”的人,只是依附于新造反派或老造反派组织,这些人投靠造反派,虽然可能怀着各种个人目的,如想要洗雪自己的冤屈,改善自己的政治经济地位,报复整过自己的仇人等,但他们从来不是一股独立的政治力量,也不能左右群众组织的政治大方向。所有造反派组织的头头,基本上全是红五类、党团员,有的还是干部【5】。支配造反派组织的政治意识形态或其使用的政治话语,依然是毛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造“走资派”的反那一套。没有任何造反派组织,制定了公开的或秘密的以推翻共产党统治为目标的政治纲领,其绝大多数成员,更没有向往、追求西方国家的自由、民主、人权的价值观。在这一点上,造反派组织还不如1957年的“右派分子”走得远。

造反派与保守派、新造反派与老造反派之间的观点不同,与他们的成员成分差异有一定关系,但皆未脱离“无产阶级继续革命论”的大框架。任何群众组织的绝大多数成员,都认为自己忠于毛泽东的革命路线,是在响应毛的号召,进行“继续革命”。他们之间的立场差异,主要是因为各自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指示的理解有所不同。保守派认为,《十六条》中明言,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因而他们要起而保卫;而造反派队伍中成分混杂,有坏人乘机造共产党的反,他们提出的口号是“只准左派造反,不准右派翻天”。造反派则认为,如不首先把斗争矛头针对省市委,怎么知道里面有没有暗藏的“黑帮分子”?例如四川造反派起初提出的口号是“炮轰西南局,火烧省市委”;在中央文革表态,指控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是黑帮之后,造反派才把口号改为“打倒李井泉,解放大西南”,因而保守派保省市委就是在包庇“黑帮”。

据我所知,文革中确实出现了一些货真价实的造共产党反的群众组织,他们企图推翻共产党政权,有的还有武装。这些组织一经曝光,立即遭到造反派组织和公安机关的镇压。1967年冬,四川江津县的深山里出现了一个农民组织,其首领是一个20多岁的青年农民,自称“皇帝”,他还有两个青年女孩的“皇妃”。这个“皇帝”和两个“皇妃”被造反派抓到临时监狱里关了起来,后来交给公安局处理【6】。文革后期,在云贵川一些交界地区,在“敌台”的煽动下,一些贫苦农民成立了不少反革命组织,有的计划抢劫民兵的武器,甚至企图攻打县城。【7】这些组织的头头都被枪毙,一些成员被判刑。这类组织与造反派或保守派组织,在思想上和组织上毫无关系

还有两点也值得注意。群众“造反”的最早发生地是“阶级矛盾”相对较缓和的学校,而不是官民对立情绪最强烈的社会基层单位或农村。而压在社会最底层的“黑五类”则没有、不敢或不能参加任何群众组织。这两点也佐证了当时并不存在民众起来反抗中共统治的“人民文革”。

附带说一下“权力斗争”(power struggle)这个用语。“人民文革论”者以及国内外的其他一些学者往往用这个词来描述文革期间中共高层的斗争。我认为,这个用语是不准确的,至少不适合用来描述文革第一阶段的中共高层动态。在第一阶段,中共高层只存在一个以毛泽东为首的集团,并不存以刘少奇为首的另一个集团,更不存在两个集团之间展开的权力争夺战。以毛泽东为首的集团对刘少奇等人步步紧逼,而刘少奇等人被动挨打,节节退让。只有在第二和第三阶段,林彪集团与中央文革之间,老干部集团与中央文革之间的斗争,倒带有强烈的权力争夺色彩。

文革是一场大清洗

就其实质而言,文革是一场大清洗,即毛泽东利用一部分学生、民众、干部和军人,对党政军部门的负责人和教育文艺部门的知识分子中他所认为的“敌人”,所进行的一场长达十年的大清洗。

这场大清洗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66年初到1969年3月,被清洗对象主要是以刘少奇、邓小平等为首的中央和省市党政部门的负责人,文教部门的知识分子,以及极少数军队高级干部。第二阶段,从1969年3月九大召开以后,到1971年九•一三事件发生后约两年内,被清洗对象是林彪集团及陈伯达。第三阶段,从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到1976年9月,被清洗对象是以邓小平为首的一批在文革初被打倒、九•一三事件后被解放的一些党政干部,以及被视为这些干部的后台的周恩来,周恩来因在1976年1月去世而未被清算,文革大清洗因毛于同年9月去世而终止。

文革大清洗的这三个阶段,并非毛的事前计划。有论者指出,“(毛泽东的)文革发动,无论从成立组织机构到起草纲领性文件,还是从实施方法到开展步骤,一切都让人感到突然、意外与仓促,显得轻举妄动而准备不足,与深思熟虑大不相称”。“在66年3月中下旬之前,毛泽东运筹帷幄、思索考虑的是打倒刘少奇,而未及想到发动文革”,“作为一场政治运动,‘文化大革命’的概念是在66年3月中下旬在毛泽东心目中才出现形成”【8】。此一观察是符合事实的。

在文革的第一阶段,毛想要清除的只是刘少奇及其在中央各部门和省市领导部门的追随者。毛在中央部门所信任和依靠的主要是中央文革、林彪、周恩来、康生等人。但在运动的过程中,他对“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的林彪是否真的忠于自己,逐渐产生了怀疑。

在群众造反和军队“支左”过程中,林彪集团与中央文革的分歧和矛盾越来越大。中央文革要揪军内的走资派,涉及林彪集团的人,遭到林彪的强烈抵制(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冲派”的冲突)。在四川,林彪的嫡系54军支持重庆的八•一五派和成都的红成派,而中央文革支持成都的八•二六派和重庆的反到底派。在广州,林彪集团成员黄永胜支持保守派“地总”,中央文革支持造反派“旗派”。刘、邓等“走资派“被打倒后,林彪在党、政、军各部门,大量安插自己系统的人,还培养、重用自己的儿子林立果。这些情况,逐渐引起毛对林的怀疑和警惕。

在1970年庐山会议上,林彪集团(以及倒向林彪的陈伯达)和中央文革的矛盾爆发出来。毛旗帜鲜明地站在中央文革一边,打倒了陈伯达,然后用“掺沙子、扔石头、挖墙脚”等手段对付林彪集团。1971年9月,林彪被逼得坐三叉戟飞机逃往苏联,途中因飞机失事而身亡。林彪集团其他成员就遭到清洗。

如果说林彪做过许多错事或坏事,九•一三事件却是他一生中最值得肯定的一页。九•一三事件标志着文革的破产,使无数中国人包括知识青年开始觉醒。林彪之所以走出这一步,这不仅与他的倔强性格有关,更可能是因为他吸取了刘少奇的教训。对于毛施加的迫害,刘采取了不抵抗态度,最后仍落得悲惨的下场。林彪不愿重蹈覆辙,宁愿背上“叛党叛国”的罪名,也决不屈服于毛的淫威,“完蛋就完蛋,老子下定决心,今天”不再陪你(毛)玩了。林彪此举,颇有几分“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壮色彩。只是不知道他当时是否为原先不遗余力地吹捧毛而感到后悔?

林彪集团垮台后,在文革初期被打倒的一批老干部获得解放并被重新启用,被打成“全国第二号走资派”的邓小平再度出山,他们集合在周恩来的下面,与文革新贵们不断发生摩擦。此时,党政军大权实际上落到以周恩来为首的老干部手中。但毛泽东对周恩来并不放心。他指示四人帮等文革新贵,发动了批林批孔批周公、评法批儒、评《水浒》批投降派宋江等运动,矛头暗指周恩来,1975年又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矛头指向邓小平。1976年年初周恩来病逝,4月北京发生天安门事件,邓小平再度被打倒。同年9月毛去世,华国锋等人在中南海逮捕“四人帮“,为文革划下休止符。如果毛当时没有那么快去世,他将继续清洗下去,直到他最相信的四人帮和侄子毛远新等牢固地掌握中央大权,他才会放心离世。

文革大清洗与前苏联1930年代的大清洗有许多相似之处。两者皆是最高领袖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长达数年之久的整肃党内、军内、知识界以及社会底层大量“敌人”的大型政治行动。两个大清洗的结果亦很相似。

在中国,文革前在世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及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及候补书记一共38人(其中彭德怀、黄克诚、谭政文革前已被撤职),到九•一三事件发生时,其中21人被打倒,占总数的55%。九•一三事件后,这21人中有九人被解放或安排工作,其余12人直到文革结束后十一届三中全会才获得平反。七名政治局常委中,刘、邓被打倒,朱德、陈云靠边站,被清洗的人数超过一半。引人注目的是,文革前不是中央委员的毛的妻子江青和林彪的叶群,在九大上,越级进入政治局。在1974年召开的“十大“上,林彪集团成员以及陈伯达被清洗。1976年,邓小平再度被打倒。

在斯大林的大清洗中,出席苏共第十七大的1966名代表中,有1108人因反革命罪被逮捕。十七大选出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共139人,其中80%的委员被逮捕,并且全都被处死。1923年4月召开的十二大选出的七名政治局委员中,除列宁早年逝世外,斯大林把另外五人(加米涅夫、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李可夫、托姆斯基)都置于死地。1919—1935年先后选出31名政治局委员中,有20人遇害。

在两场大清洗中遭难的,不仅有大批的共产党高级干部,还有数量多得多的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1991年6月,苏联解体前夕,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克留奇科夫公布的数字是:1920年到1953年,苏联约420万人遭到镇压,其中200多万人是在1937-1938年的“大清洗”中受到镇压的。但在苏联和叶利钦时代主持过平反工作的雅科夫列夫在2000年对记者表示说,斯大林镇压的牺牲者涉及2000万人,也许还要多【9】。

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合编的《建国以来历次政治运动事实》披露:1984年5月,中央经过两年零七个月的全面调查、核实,重新统计的“文革”有关数字是:420万余人被关押审查;172万8千余人非正常死亡;13万5千余人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武斗中死亡23万7千余人,703 万余人伤残;7万多个家庭整个被毁。

但两个大清洗之间,有一个最明显的不同之处。在文革的第一阶段,清洗是由最高领袖毛泽东煽动大量的学生和民众进行,而苏联大清洗则主要是通过国家专政部门——内务部及法院进行。因而,在表面上,前者容易使人认为文革是一场全民狂热参与的群众运动,后者会使人产生斯大林重视法律程序的错觉。这种不同,主要是因为斯大林和毛泽东各自面临不同的政治形势,特别是毛泽东借鉴了斯大林的“前车之鉴”所致。

1930年代,斯大林虽然已经掌握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但他的地位并不稳固。苏共十七大选举中央委员会时,列宁格勒州委书记基洛夫得票最多,斯大林得票最少,基洛夫实际上已成为苏联仅次于斯大林的第二号人物。一些知道列宁遗嘱的苏共老干部曾秘密集会,酝酿以基洛夫取代斯大林。斯大林知道后,派人暗杀了基洛夫,并以此为由,动用国家专政工具,在党内展开大清洗。【10】

毛泽东1960年代在中国党内和民众中的威望如日中天,党内无人胆敢觑觎毛泽东的地位。苏联大清洗制造的许多冤案,后来却被赫鲁晓夫一一平反。毛是一个善于吸取历史教训和借鉴外国经验的人,他从苏联大清洗被翻案的事件中,不难得出一个重要的教训:斯大林的大清洗只依靠国家专政工具,很不彻底,让赫鲁晓夫这种最危险的人物得以幸存下来并混入最高权力层。他不能走斯大林的老路,而必须另辟蹊径,于是就发动(煽动)民众,尤其是“喝狼奶长大的”青年学生。对从中央到地方的干部,来一场彻底的清洗,并让在运动中冒出来的“左派”人物进入各级权力层。

毛为何搞文革大清洗

对历史人物行为动机的任何探讨,都属于某种猜测,都带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但某些历史问题,尤其是涉及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又往往需要探讨其动机。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对待无心之失和有意作恶的态度是大不相同的。司法部门对于过失杀人和有意谋杀的定罪和量刑,更是大有区别。对历史人物的行为的评价,亦当如是。

许多论者探讨历史人物的动机,只是根据其言论和文字,这未必靠得住。因为人是会撒谎的动物,尤其是政治人物。政治人物的许多邪恶行为,其动机不敢示人,却用冠冕堂皇、美丽动人的言辞包装起来,以便哄骗追随者为其卖命。

我认为,探索动机的一种更可靠的方法是,把政治人物的言论、文字与其实际行为做一比较,看两者是否一致。如不一致,就需要到其宣扬的政治理论的框架之外,去寻找其真正的动机。听其言,更要观其行。在昭显真正动机的诸种信息中,行动比言论要重要得多。

毛泽东在73岁的高龄,发动了一场文革大清洗,而且认为这是他一生中做的最重要的两件大事之一。他究竟为什么要这样做?他是出于“善的”动机,即为了清除党内走资派,防止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或为了实现其共产主义理想,打垮脱离人民的共产党官僚,在中国建立一个更平等的社会,还是出于维护其私利的“恶”的动机?

毛左派相信,毛搞文革是出于“善”的动机。但某些对文革持否定态度的学者,也持类似看法。这里的“善”,是指追求或维护全社会或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善”的对立面“恶”则是指维护或谋求个人的私利。

《炎黄春秋》杂志前副社长杨继绳认为,毛泽东搞文革,是为了“追求共产主义理想”,为了“建立他的乌托邦。他要建立一个全新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没有城乡差别,没有工农差别,没有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差别,所有的被压迫者都获得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平等权利。”【11】其实这是毛1966年《五•七指示》里的部分内容。

我毫不怀疑毛以及许多共产党人刚投身革命时,怀着强烈的理想主义——相信共产主义最终会在全球实现。毛1958年搞大跃进时,甚至相信共产主义社会会在中国很快建成。但大跃进的惨败,国际共运的分裂,导致毛的快速实现共产主义的愿望迅速破灭。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毛说,“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因此,短短四年之后毛就发动文革,其动机就不可能是为了追求共产主义理想。

假定毛的《五•七指示》的说法完全符合马列主义理论或中国社会的实际。我们来看看文革中后期,刘少奇等走资派被打倒后,毛推出的一系列“新生事物”:废除高考制度,把中学生赶下农村,从工农兵中选拔学员上大学,在农村搞赤脚医生和“合作医疗”,派城市医生组成的医疗小分队去农村,把知识分子赶到僻远地区建立“五•七干校”,进一步开展“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解放军”运动等等。

我的第一点质疑是,推行这些“新生事物”,就一定要打倒刘少奇等走资派吗?我找不出任何证据可以证明刘少奇等人已成为推行这些新生事物的障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中共从1950年代就开始实行的政策,而“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解放军”也是文革前就推行的运动,刘少奇不仅没有反对,而且积极支持。

我的第二点质疑是。在文革后建立的“新社会”里,“所有的被压迫者都获得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平等权利”吗?在文革中后期,全社会“开后门”成风,尤其是在大学招生、军队招兵、工厂招工方面,各级干部纷纷开后门,把自己的子女送进大学、军队和工厂,而无权无势的绝大多数民众对此极为不满。1974年江青批“走后门”,毛泽东却批评江青说:“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还说他也“送几个女孩子到北京大学去上学了”【12】。

与城市职工生活关系最密切的是工资。1972年,政府给工资最低的一部分城市职工涨了一级工资(人民币五元)。然而,当时全国职工的平均月工资不到50元,而干部工资级别最高的毛(404元),却没有主动降一点自己的工资(即使他降低一半工资,也丝毫不会影响自己一家的生活,毛本人过着全国最大特权的生活)。尤有甚者,毛自己的稿费存款(其中相当一部分稿费的合法性值得疑问)到毛去世时却超过100万元(人民币)【13】。这能证明毛追求的是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吗?

1964年12月12日,毛泽东在一份批示中写道:“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是他唯一一次提出“官僚主义者阶级”的提法。【14】但在整个文革过程中,无论是中央文件还是官方媒体的政论,我从未看到有这个说法。相反,1964年毛主持制定的指导四清运动的文件《二十三条》和1966年8月毛主持制定的指导文革运动的《十六条》,都说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而“走资派”或“黑帮分子”只是干部中的“一小撮”。

在文革初期,广大基层干部受到群众尤其是造反派组织的批斗,几乎所有单位的当权派都被当作走资派而被打倒。但对于从1967年开始的对走资派的夺权活动,毛提出的方针是由解放军、“革命干部”和群众组织代表“三结合”,建立“革委会”,1967年4月毛又发出“解放干部”的号召。于是,运动初期被打倒的大多数基层干部被“结合”进革委会。1968年毛下令“整党”,恢复了基层的党组织。到文革中后期,县以及县以下的绝大多数基层干部基本上官复原职。而各级革委会实际上形成一套新的官僚系统,而且这套新官僚系统比文革前的官僚系统更专制,整起无辜民众来下手更狠,更不讲法治,文革中的大多数冤假错案,就是在革委会成立后制造出来的。

在文革前和文革初对毛的心思揣摩得最深的林彪,1966年8月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一语道破了毛搞文革的本质,他说,文革就是要“罢一批人的官,升一批人的官,保一批人的官”,也就是说,要清除那些对毛不忠心或不大忠心的干部,提升那些对毛忠心耿耿的干部,文革只是换人做官而已,而绝不是要根本改变中共原来的那套官员由上级决定的干部制度,去实行什么由人民选举官员的巴黎公社制度。造反派中的某些天真幼稚的年轻人,错误地揣度圣意,以为毛搞文革,要打倒从中央到地方的所有旧官僚,实行巴黎公社式的“民主制度”。例如湖南中学生造反派杨曦光(后改名杨小凯),1968年年初写了一篇著名的文章《中国向何处去》,就是这种思潮的代表,结果他马上就被关进监狱去了。

要探索毛搞文革的真正动机,首先就不得不探索毛为何要打倒刘少奇。毛发动文革要清洗的首要目标,就是当时的国家主席、中共党内第二号人物、全党全国公认的毛的接班人刘少奇。对于刘少奇这位在1921年就参加中共,以后跟毛泽东一起,一直从事着中共革命领导工作的亲密战友和同乡,毛1966年对刘的态度简直是深恶痛绝,恨不得置之死地而后快。文革中,他把刘少奇定为中国“头号走资派”予以打倒,1969年召开九大,他又给刘少奇戴上“叛徒、内奸、工贼”三顶骇人听闻的大帽子,将其“永远开除出党”,最后又把刘迫害致死。

在诸多探讨毛的文革动机和毛打倒刘少奇原因的文章中,我认为只有《人民日报》前副总编、已故学者王若水(1926-2002)在1996年发表的文章《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革?》【15】,对这个问题分析得最透彻,最有说服力。

王若水说,要搞清毛的文革动机,必须上溯到1950年代。1953年斯大林去世,引发了毛想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袖的野心。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做秘密报告,揭露斯大林搞大清洗的罪行,并批判斯大林搞的个人崇拜。揭批斯大林的问题,对毛的野心有益无害,因而毛只是觉得有点过头;但批判个人崇拜,却妨碍了毛的野心,因此毛痛恨赫鲁晓夫。

为了实现个人的野心,1958年毛发动了大跃进运动,想以比苏联更快的速度发展中国经济,结果一败涂地,导致全国至少一千万人“非正常死亡”【16】。从此毛就“有块心病(obsession)——赫鲁晓夫的影子”。闯了这样一场大祸,将来中国党内会不会有人学赫鲁晓夫的榜样,要来对毛算这一笔帐?这样的人可能是谁呢?

1959年庐山会议,彭德怀以给毛私人写信的方式,对大跃进中的过左做法提出措辞温和的批评,却触痛了毛的敏感神经,因为他从彭身上看到了赫鲁晓夫的影子,马上给彭扣上“右倾机会主义”、“修正主义”、“里通外国”等大帽子,把彭等四人打成“反党集团”,会议主题也从原来的纠“左”变成反“右”,全国继续搞大跃进,最后导致经济崩溃,无数民众饿死。

在严峻的形势面前,中共中央不得不于1961年初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并在1962年召开县以上干部参加的“七千人大会”。毛在会上轻描淡写地做了几句自我批评。刘在会上作报告说,缺点错误和成绩的比例,不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而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有些地方的缺点错误可能是“七个指头”;造成经济困难的原因,有些地方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是否正确,要五年、十年后再做结论。刘还为彭德怀讲了一些公道话。而林彪却在会上力排众议,大吹三面红旗,为毛泽东推卸责任,还说缺点错误都是下面的干部没有学好毛泽东思想造成的。刘和林在大会上的不同表现,使毛认为刘将来会是一个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林才是最忠于自己的人,从而开始考虑以林取代刘,这就为后来的文革埋下了种子。

王若水的上述看法基本上站得住脚,但需要做些补充。

七千人大会结束后,1962年2月,刘少奇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西楼会议”)上,批评七千人大会“对困难情况透底不够,有问题不愿揭,怕说漆黑一团!”他还说:历史上人相食,是要上(史)书的,是要下“罪己诏”的。

同年5月,刘少奇在北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五月会议”),决定为前几年被打成“右倾”分子的党员平反,并同意邓子恢等提出的扩大自由地、在个别农户分散的地区允许单干等建议。为了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尽快解决全国严重缺粮的急迫问题,陈云、邓小平等人建议在农村恢复大跃进前的“包产到户”,得到刘少奇的赞同。

刘少奇的儿子刘源回忆,同年7月上旬,在中南海游泳池,刘少奇与毛就陈云、田家英关于包产到户的建议,发生了激烈争论。刘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17】

不难想象,“人相食”、“上史书”、“罪己诏”这些话,对于深谙中国古籍的毛来说,会产生多么大的刺激。刘少奇的这些言论行动,使毛认定刘在内心里是反对自己推行的三面红旗的,就是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一定要把他拿下。

毛要打倒刘,并不像毛后来自吹的那么容易,“只要动一根指头就可以打倒你”。在七千人大会上,刘的主张得到绝大多数县以上中高级干部的拥护。召开政治局会议或中央全会,毛的主张未必能得到多数票。于是毛采取了迂回战术。他通过林彪在军内搞学习毛著作运动,“学雷锋”运动,支持周恩来组织创作大型音乐舞蹈节目《东方红》,派江青搞“样板戏”,把自己树立成一个一贯正确、战无不胜的伟大领袖。同时,毛大造舆论,在国内外寻找和制造敌人。他组织“左派”秀才,连篇累牍地批判“苏联修正主义”【18】。他号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危言耸听地宣扬“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他在城乡开展“四清”和“五反”运动,指控文化部是“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和“外国死人部”;指控中宣部是“阎王殿”,号召“左派”起来“打倒阎王,解放小鬼”;指控卫生部是“城市老爷部”;指控文艺界跌到“修正主义的边缘”,会成为“裴多菲俱乐部”;组织人马批判杨献珍的“合而为一”论、邵荃麟的“写中间人物论”、周谷城的“时代精神汇合论”、《李秀成自述》等等。整个中国变成了一个杀气腾腾、四处寻找敌人的大战场。

1964年10月,赫鲁晓夫被勃列日涅夫等人用阴谋手段赶了下台,毛很可能因此产生了危机感和倒刘的急迫感。当月,江青在北京找李希凡,撰文批判北京市副市长吴晗的历史剧《海瑞罢官》,未果。次年2月,她跑到上海,找到张春桥和姚文元,成交。1965年11月10日,《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王若水的文章还说,“支配毛泽东发动文革这一行动的,主要并不是他的理论认识,而是他的情绪和性格。甚至他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也不过是给这种动机穿上一件合理化的外衣而已。”这段话的后一句完全正确,前一句则没有点破实质。我认为,毛搞文革大清洗、打倒刘少奇以及一大批“走资派”的主要动机,是出于他的私心—–维护自己生前的最高权力和死后的名誉。

这里涉及一个更深的理论问题:像毛这样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否有私心,是否会把个人的私利,置于全党、全国和人民的利益之上。

“无产阶级革命家”不同以往任何种类的政治家,他们信仰马克思主义或马列主义,要“解放全人类”,其最终目标是在全世界建立“没有人剥削人、没有人压迫人的共产主义社会”。这一史无前例、“极其高尚”的事业,对“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思想、理论水平、道德、工作作风等各方面提出了极高的要求。1964年7月14日,毛泽东在《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一文中,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个条件。这应该是对“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最低要求。我们来看看,毛本人是否符合这些条件。

第一条:“他们必须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毛篡改马列主义经典作家关于“阶级”、“资产阶级”的定义,没经过仔细的调查研究,自己炮制出一个不伦不类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这是真正的马列主义者应有的行为吗?

第二条,“他们必须是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的绝大多数人服务的革命者”。

毛搞大跃进,导致上千万人饿死,但他决不下“罪己诏”,不做深刻检讨、认真改正自己的严重错误,反而把婉言批评他的彭德怀打成反党分子,后来又发动文革,把指出他错误的刘少奇打成走资派,并置之死地而后快。这是“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绝大多数人服务”吗?

第三条:“他们必须是能够团结绝大多数人一道工作的无产阶级政治家。不但要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而且要善于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还要善于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并且已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

毛搞文革,整了那么多的共产党干部,这是搞团结吗?

第四条和第五条:“他们必须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模范执行者,必须学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必须养成善于听取群众意见的民主作风。而不能像赫鲁晓夫那样,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专横跋扈,对同志搞突然袭击,不讲道理,实行个人独裁。”“他们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富于自我批评精神,勇于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而绝不能象赫鲁晓夫那样,文过饰非,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把一切错误归于别人”。

这两条中批判赫鲁晓夫的那些话,“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专横跋扈,对同志搞突然袭击,不讲道理,实行个人独裁”,“文过饰非,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把一切错误归于别人”恰恰是对毛一系列行为的生动写照。

毛的实际行为说明,他不仅不符合他自己制定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条件,而且自1958年大跃进以后,毛就把个人利益置于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利益之上。

对于毛的种种“异常”行为,无论用传统马克思主义,斯大林的马列主义,还是毛发展了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皆无法得到合理的解释。本文试图以新的理论资源,对此做出解释。

社会生物学家发现,自私(selfish)是人的天性。当然,人的天性还包括利他主义(altruism)的成分。但两相比较,自私具有更多的原生性,是第一位的、无条件地;而利他主义具有较多的派生性,是第二位的、有条件的【19】。“无产阶级革命家”也是人,是人就有私心。现代经济学里的“经济人”(Economic Man)假设,就是基于人的自私天性。我认为,在政治学中,亦可提出“政治人”(Political Man)假设。经济人从事经济行为,会追求其经济利益的最大化。政治人的政治行为,亦会谋求其政治利益的最大化。经济利益可以用金钱的多少来衡量,而政治利益则包括权力、地位、名誉、影响力等等,其中权力是最核心的因素,目前还难以量化。在非民主制国家,已处于权力巅峰的国家最高领袖,其谋求政治利益最大化的主要表现,则是提防和粉碎其他政治人的篡权阴谋;而对于具有强烈历史使命感的最高领袖,其谋求政治利益的最大化,还包括竭力维护自己死后的名誉。

必须指出,政治人谋求私利,未必一定损害公共利益。正如资本家追求利润,亦可能促进全社会的经济发展,政治人谋求私利,既可能伤害也可能有利于全社会。例如毛泽东发动大跃进,其动机带有想当国际共运领袖的谋私成分。但如果大跃进搞成功,会大大加快中国经济的发展。可惜由于毛不懂经济,大跃进搞砸了,而且搞砸得很厉害,结果严重伤害了中国经济,给中国民众带来一场大灾难。政治人谋求私利是促进还是伤害公益,最关键的因素恐怕在于政治制度的设计。

人的自私天性导致权力的腐败性。一百多年前英国著名政治理论家阿克顿勋爵(Lord Acton,1834-1902)有句名言:“权力容易导致腐败,绝对权力绝对导致腐败。”(Power tends to corrupt, and absolute power corrupts absolutely.)这原本是阿克顿对天主教会掌权者的行为所作的判断,后来成为政治学者分析权力-腐败关系时引用最广的一条语录。近年来的一些实验心理学研究,证实阿克顿的此一判断具有相当坚实的科学依据【20】。西方民主国家通过多党制、分权制衡等制度,来遏制政治人的权力腐败倾向,遏制他们把私利置于公益之上的行为。而极权专制国家的最高领袖,由于掌握了几乎不受制约的最大权力,很容易为了私利而损害公共利益,给整个国家带来灭顶之灾。毛搞的文革大清洗,在他生前能够得逞,最根本的原因恐怕就在于此。

(2016年1月31日初稿,4月5日第五次修改。华新民、熊伟、徐友渔、胡平等友人阅读本文初稿后提出宝贵意见,特此致谢)

注释:

【1】《列宁选集》第4卷第1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06年。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第217页,恩格斯为1988年英文版《共产党宣言》加的注。(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10月。

【3】郑义:《两个文化大革命刍议》,《华夏文摘》增刊第83期《文革博物馆(三)》,1996年4月16日;刘国凯:《封杀不了的历史》,香港刘青山出版,国际书号962-8229-01-X,1996年12月。

【4】1966年6月3日,刘少奇主持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提出了关于学校文革的八条要求:(一)大字报要贴在校园内;(二)开会不要妨碍工作、教学;(三)游行不要上街;(四)内外区别对待,不准外国人参观,外国留学生不参加运动;(五)不准到被揪斗的人家里闹;(六)不准打人、污蔑人;(七)注意保密;(八)积极领导,坚持岗位。这八条要求没有形成文字,而是口头传达到基层。http://www.bdlrl.com/ship/_private/01_wxys/004_dsbj/wg-10.html。

【5】例如,当年赫赫有名的北京“五大造反派领袖”,其文革前的政治身份如下:

聂元梓,北大哲学系党总支书记,1938年参加中共的行政12级高干;

蒯大富,祖父是新四军战士,父母是1940年代中共党员,高中时入团,1963年考入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绝密专业,是“共青团活动积极分子”,同年11月《人民画报》把他作为“贫下中农子弟上大学”的代表,刊登他的照片(唐少杰:《一叶知秋:清华大学1968年百日大武斗》)。

韩爱晶,出生劳动人民家庭,生父是革命烈士,继父是中层干部,1964年考入国防科委所属的北京航空学院三系(飞机制造系),成为“入党积极分子”;

王大宾:出生四川贫农家庭,1961年考入北京地质学院探工专业,在校加入中共。

谭厚兰,中共党员,1965年作为调干生进入北京师范大学政教系。

【6】1967年冬,我曾在江津造反派头头的陪同下,去江津卫生学校看过被关押在那里的那个农民“皇帝”及其两名“妃子”。

【7】1970年代,我在四川合江县当船工,川江沿岸近20个县市张贴的法院布告显示,各地都破获了多个“反革命组织”,其成员主要是贫下中农。我的一位叶姓邻居,参加了贵州赤水县的一个“反革命组织”。该组织有300多人,计划抢劫公社民兵的枪械,甚至计划攻打县城。该组织被破获后,叶姓邻居由于是贫农成分,只在公社住了几天“学习班”,就被释放回家。

【8】萧象:《从微观历史看毛泽东发动文革之动因》,爱思想网,2015年12月22日。

http://m.aisixiang.com/data/95433.html

【9】左凤荣:《苏联的大清洗——关键在哪里?》,《炎黄春秋》2014年第6期。

【10】黄金生:《大清洗:一场恐怖的人间悲剧》,《国家人文历史》2014年第22期。

【11】杨继绳:《道路•理论•制度——我对文化大革命的思考》,《博讯》网站,2015年8月4日。http://www.boxun.com/news/gb/pubvp/2015/08/201508040834.shtml#.VwF4BvkrLIU。

【12】赵一楠:《毛泽东最后一次长篇讲话(2)》,2011年2月23日,中国共产党新闻网。http://dangshi.people.com.cn/GB/85038/13986848.html

【13】根据红旗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毛泽东遗物事典》,毛泽东的稿费存款,“在50年代即达100万元(见王彬彬的《毛泽东的稿费》一文,《新语丝》网刊,2003年12月31日)。毛泽东的管家吴连登透露,毛泽东去世时,其稿费存款余额为124万元(见司马昭的《关于毛泽东巨额稿酬》一文,《炎黄春秋》网刊外稿,2008年11月)。1966年文革开始后,各出版社废除了稿费制度,停止给作者发放稿酬。但毛和江青却继续领取高额稿费,这些稿费的合法性存疑。

【14】毛泽东于1964年12月12日和1965年1月15日,对陈正人社教蹲点报告的批语和批注中提到“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毛的此一提法,很可能来自吉拉斯(又译德热拉斯,Milovan Djilas,1911-1995)的名著《新阶级》,此书的中译本于1963年由世界知识出版社以“内部读物”的方式出版,这本书很可能首先送到毛的案头。吉拉斯在此书中提出,共产党掌握国家政权后,共产党的官员会变成为垄断社会权力和所有资源的新的特权阶级。文革中,毛和中共中央的所有指示和运动的实际进程都显示。毛并不认同吉拉斯的此一说法。

【15】王若水: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革?,香港《明报月刊》1996年10月号。

【16】中国在三年困难时期(1959-1961)“非正常死亡”的具体人数,学界存有争议。从数百万到杨继绳估计的3600万。我的保守估计是至少1000万。

【17】刘源、何家栋:《毛泽东为什么要打倒刘少奇》,《爱思想》网站,2010年4月7日。http://www.aisixiang.com/data/32876.html

【18】1989年5月,邓小平在北京会晤戈尔巴乔夫时,提到中共在1960年代批判“苏联修正主义”一事,他说:“过去我们双方都说了一些空话,说了一些过头话,现在应忘记过去,面向未来。”邓小平的这番话,相当于承认当年中共批判“苏修”是错误的。

【19】参见Richard Dawkins:The Selfish Gene(中文译本《自私的基因》),1976;Edward O. Wilson:The New Synthesis,1975,On Human Nature,1978;Steven Pinker:Blank Slate,2002。

【20】Samuel Bendahan, etc:Leader Corruption Depends on Power and Testosterone,The Leadership Quarterly,Vol. 26, Is. 2, Apr. 2015, P. 101–122.

来源: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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