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韩寒有所谓逻辑和中国逻辑之说，我倒觉得还有个“旧社会”逻辑和“新社会”逻辑、领袖逻辑与大众逻辑之说。
网上有篇文章，题目很惹眼：《美国国务卿希拉里曾说，我帮德蕾莎修女提鞋都不配》。笔者寡闻，看罢，才知道德蕾莎修女自18岁从南斯拉夫被派往印度直到去世，都在为这里的穷人而苦心焦虑，敝精劳神，先后建造了50余所学校、医院和慈善机构，救助了无数穷人。
她因此被誉为“穷人的圣人”而得到世人的敬重。从诺贝尔和平奖到美国总统自由勋章，从卡内基奖到施韦策国际奖，全世界至少有80多个国家的元首、首脑、政府和各大领域的机构以及各个方面的国际组织，都向德蕾莎修女颁发过崇高的荣誉和奖项，还有几十所大学授予她名誉学位。
在1997年德蕾莎逝世那天，12个人抬起她的灵柩，印度包括总理在内的所有的高官都为她跪下了。灵柩所经之处，所有的人都从楼上走下来，给她下跪。印度政府为她举行了只有总统和总理才有资格享有的国葬，来自20多个国家的400多位政府要人参加了她的葬礼，其中包括三位女王与三位总统。
德蕾莎修女是阿尔巴尼亚裔人，出生在南斯拉夫联邦马其顿共和国，去世后这两个国家向印度提出把这位“穷人的圣人”安葬在自己的国家，被印度说服而割爱。
2009年10月4日，诺贝尔基金会评选“1979年和平奖得主特蕾莎修女”为诺贝尔奖百余年历史上最受尊崇的3位获奖者之一。(其他两位是1964年和平奖得主是马丁.路德金，1921年物理学奖得主爱因斯坦)
德蕾莎1960年代访问中国时，据说曾提出把她的慈善事业推展到大陆，被礼貌地拒绝了。
大概她不知道当时的中国“莺歌燕舞”，也不知道中国有个武训，更不知道这个武训在她访问的国家早已臭不可闻，不然不会自讨没趣。
武训是清末乡下人，目不识丁，一文不名，一场大病昏睡三天后，没有像洪秀全那样装神弄鬼，走上造反称王之路，而是发下宏愿办义学，让穷人的孩子能上学。为筹义学善款，他“边乞边佣”，历尽甘苦，三十多年无一日懈怠，乡绅杨树坊曾如此描述：“以佣工之钱所入无多，凡计日价工，凡挑担、拉车、推磨、拉砘，即极艰苦之事，苟可以获利者，无一不为。”有顽劣者提出喝尿给钱，武训也干。(引自唐之风博客，以下同)
武训靠行乞和帮佣先后办成了三所学校，经地方乡绅和官员奏请，清廷赐予他“乐善好施”的匾额，授以“义学正”名号，赏穿黄马褂。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当武训去世后，义塾师生都痛哭失声。出殡当日，堂邑、馆陶、临清三县官绅全体执绋送殡，各县乡民自动参加葬礼者达万人以上。
武训与德蕾莎修女，文化背景不同，出身经历各异，为穷人所做的贡献也有多寡之分，但如果德蕾莎知道在中国还有这样一个人，我想她一定会引为同道。
辛亥革命后，民国没有抛弃武训。北洋政府主持修撰《清史稿》，将武训事迹以“列传”形式编入，开正史为乞丐列传之先例。梁启超也曾为武训立传，通篇以“先生”尊称之。1934年，山东省教育厅长何思源等人发起组织了纪念武训诞辰97周年活动，蒋介石、李宗仁、蔡元培、张伯苓、蒋梦麟等民国军政文化要人纷纷为武训题词。蒋介石亲笔题写《武训先生传赞》：“以行乞之力，而创成德达才之业。以不学之身，而遗淑人寿世之泽。於戏先生!独行空前，仁孚义协，允无愧於坚苦卓绝。世之履厚席丰，而顽鄙自利者，宁不闻风而有立。”于右任题词：“人伦师表”;邵力子题词：“学不厌，诲不倦，孔子所以成为大圣人。武训先生虽未学，而必谓之已学，虽非直接施诲，而其为诲者实大，其不厌不倦，则犹与孔子无二致。吾人必须发扬孔武之精神，以学以诲，不厌不倦”。
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说：“武训虽然死了，他的精神可是要活到千万年的。如果我们个个都有武训的精神，还怕国家不进步吗?”。因此，从1942年起，陶行知所办的育才学校几乎年年举办武训纪念会。1945年在重庆发起的纪念武训诞辰107周年大会，到会的有1000多人，郭沫若、陶行知、邓初民、柳亚子、罗叔章等著名学者和社会活动家到会宣讲。郭沫若在《新华日报》纪念武训特刊上题词：“武训是中国的裴士托洛齐，中国人民应该到处为他树铜像。”称赞武训：“在吸吮别人的血以养肥自己的旧社会里面，武训的出现是一个奇迹。他以穷苦出身，知道教育的重要，靠着行乞，敛金兴学，舍己为人，是很难得的。”这一时期，《义丐武训传》《武训先生年谱》《武训画传》等书作也大量出版，全国有七省30多所学校以武训命名。
让陶行知先生以及同时代所有人想不到的是，天翻地覆后，武训不仅受到严厉批判，还遭受了挫骨扬灰之灾。
事起电影《武训传》。1950年，上海拍摄了这部影片并请求北京方面审片。周恩来、朱德以及新闻出版总署署长胡乔木等人观看后给予了肯定，朱德称赞电影“很有教育意义”。1951年公映后，得到一致好评。但到毛泽东这里，他不干了。
老人家与作古了一个多世纪的武训较上了劲。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题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的社论，就是他的手笔。社论写道：
“《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
字字挟风带火，通篇电闪雷鸣，气势咄咄逼人。社论题目名曰“讨论”，《武训传》的主创人员及同仁看了这篇社论，无不大惊失色。周恩来因与该片有染而做了检查。
见风使舵，郭沫若立即发表文章，斥骂武训“以一人之身而兼备了大流氓、大骗子、大地主、大债主、大名人、大善士、大偶像……真可谓集封建反动落后势力之大成了。”
一场批判电影《武训传》的运动在中国大陆轰然兴起。
《武训传》批判对电影界，对知识分子，产生了巨大的震慑作用。据夏衍说：“1950年、1951年全国年产故事片二十五六部，1952年骤减到两部。剧作者不敢写，厂长不敢下决心了，文化界形成了一种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风气。当时就有人向我开玩笑，说拍片找麻烦，不拍保平安。”这是看得见的影响，看不见的呢?譬如对历史的修正，对是非的颠倒，对价值的扭曲，对人们心灵的毒化，恐怕才刚刚开始。
韩寒有所谓逻辑和中国逻辑之说，我倒觉得还有个“旧社会”逻辑和“新社会”逻辑、领袖逻辑与大众逻辑之说。
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逻辑：在武训所处的时代，你只能上梁山，如果你想积德行善，干点对穷人有益的事情，就是“丑恶的行为”。1965年在对《海瑞罢官》的大批判中有一个惊世骇俗的结论：清官比贪官还坏，就是这一逻辑结果。
这个逻辑在鲁迅面前遭遇了尴尬。鲁迅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没有人管什么尴尬不尴尬，就如郭沫若自扇耳光并不觉得有什么难为情。武训头上被结结实实扣了一个屎盆子。顺理成章，到1966年“文革”中，山东冠县的红卫兵拿着铁锤、榔头、钢钎，高喊着“破四旧、立四新”的口号，砸开了武训的坟墓，挑出‘义丐’的尸骨，用锤子砸碎，连同棺木一并放火烧了。
冤有头，债有主，武训碍着谁惹着谁得罪了谁?
这显然是一个小儿科问题。
从这时开始，就不讲理了。讲点理，要等到三十多年后了。1986年，国务院办公厅作出为武训恢复名誉的决定。(2016.4.15)
来源：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