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学院党委书记袁南生在其《中国外交“愤青”现象为何千年不绝》一文中分析了自宋以来的“愤青”现象在中国外交史上不绝原因,他归纳了五点:一是对宋朝重文轻武、主和厌战政策反思和反弹的结果;二是中国封建社会从兴盛到衰落的历史趋势的产物;三是夷夏之“防”传统观念根深蒂固的影响;四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缺乏妥协文化;五是清谈误国历史遗风的影响。袁是外交行家,这五点是否归纳到位在此不论,我主要是借他对外交“愤青”现象的研究来谈谈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问题。

按照袁南生对“愤青”的解释,他把“愤青”定义为思想偏激、情绪化,有极端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沙文主义思想、言论和行动的青年,认为“愤青”同时具有四个基本特征,即思维的情绪化、非理性化、简单化;标榜爱国,仇恨西方国家,认为资本主义国家亡我中华之心不死;轻言战争,主张采取极端措施,甚至主张以暴力改变社会;拒绝妥协,对外交往一味主张强硬。在袁看来,中国当代社会“愤青”现象的产生除历史因素外,还同狭隘民族主义、极端民族主义的影响有关。民族主义情绪的影响百年来在中国不容小觑,而就全球来看,冷战结束之后,意识形态并未终结,民族主义业已取而代之成为最有影响力的因素。狭隘民族主义、极端民族主义者都是以爱国主义的面目出现,具有极大的迷惑性,带有绝对的不可置疑性。他们骨子里认为本民族利益天然高于一切,从而使“爱国主义”在一些时候、一些地方变成盲目的、狂热的情感,有时甚至演变成了“害国主义”闹剧、悲剧。

袁对“愤青”特征及狭隘民族主义、极端民族主义的分析我是赞同的,不过他的看法还是偏向外交方面,有拓展的必要。

自有民族和国家以来,对一个民族和国家的爱,是生活在这个民族和国家的大多数人与生俱来的不言而喻的情感,无须任何理由,我们批判和否定狭隘和极端的民族主义、民粹主义,但对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则不能简单地把它们也一否了之。

一般来说,将一种朴素的民族感情变成可资利用的资源,从政治上维护国家的利益或执政党的合法性,就是一个国家意识形态所需要做的工作,可称之为民族主义。

中国的民族主义是在和西方碰撞中产生的,伴随着落后就要挨打的屈辱记忆,除此之外,改革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壮大和国家实力的膨胀及国际地位的提高,民众的民族自豪感也高涨,这是中国民族主义的两个主要来源。当然,在这一过程中,官方有意识地加以塑造,从而使得民族主义成为今日中国一种重要的社会思潮。

任何民族主义最后都要指向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及尊严,中国也不例外。对中国来说,民族主义的基本功能在于强化民族的自信心、自尊心,进而促进、提高大众对于民族的归属感和民族内部的凝聚力;同时也增强人们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此外,在现实的民族国家的框架内,民族主义能够帮助大众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利益,不受外来的压迫和侵犯。这些都是民族主义的正面价值。但民族主义也有另一面,正如学者陈来所说,就动员能力而言,民族主义的长处是有很强的感性号召力,因此,当民族主义被某种过于功利的政治势力所运用和支配时,这种感召力就有可能变为一个没有制导的导弹,特别是在某种具体的、极端的情况下,变成一种排外主义和种族主义。这是民族主义的内在缺陷。另外,中国的民族主义民主建设不足,过度强调民族的整体利益而缺乏对个人权利的关注、尊重和激励,也是它的一个缺陷。我们需要认识民族主义的正反两面。

从一些被认为拥护民族主义的代表人物来看,中国的民族主义具有激进和反西方、反全球化的一面,主张和倡导带剑经商,以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这个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实际变成了国家主义。不过,也要看到,中国民族主义的激进化和情绪化,除了因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而产生的一种“虚幻大国感”外,也是因为受到外部刺激,比如北京奥运会西方一些势力对火炬传递的干扰。就此而言,中国的民族主义是对外部逼迫的一种应激性反应,是反应性民族主义,这跟进攻性民族主义不一样,虽然有时也披着一层强硬的外壳。

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如果舞剑的人不懂剑的秉性,没有很好地把握它,剑也是会伤己的。

与民族主义有关,当民粹主义打着民族利益的旗号时,它就变成了民族主义。但民粹主义也有自己的特点和表现形式,是一种相对独立的社会思潮。简单地说,民粹主义是一种倡导人民或者平民优先的主张。

中国自古就有深厚的民粹传统,即“均贫富”,从价值理念来说,“均贫富”追求的是一种平等价值,因此它在特定时期或阶段,对社会有一定促进作用。但“均贫富”也往往会造成社会生产力的大破坏。因为中国历史上的多次农民起义和造反,打的就是“均贫富”旗号,而每次农民起义和造反,总会造成社会的大动荡,导致社会的生产力出现大倒退。

除历史传统外,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我们又从理论上过分抬高了底层民众的政治地位和政治作用,这是民粹主义产生的第二个温床。但近年来民粹主义的兴起,与日趋严峻的贫富分化及民意政治的出现有很大关系。用学者俞可平的话说,民意政治的兴起,是近年中国政治一个明显的特征。特别是随着社交媒体的兴起,“民意”正在深刻地影响政府的决策和中国政治的进程,并改变中国的政治生态。在这一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催生了民粹主义。

民粹主义往往发生在一个社会处于向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它认为在由上层精英所主导的社会转型中,转型和改革的成果被少数精英掠夺,而大部分民众承担转型和改革的代价,这少数精英是造成多数平民贫困的原因,所以民粹主义非常痛恨和敌视精英,认为精英阶级所代表的统治团体,既腐化又堕落,人民群众才是社会进步的决定力量,从而把平民化和大众化作为所有政治运动和政治制度合法性的最终来源,以此来评判社会历史的发展。故民粹主义崇尚直接民主,要求普通民众直接参与政治决策过程,反对间接民主基础上的代议制民主,要求道德至上,并认为道德只存在于底层大众之中,崇拜魅力型的卡里斯马式领袖。在民粹主义盛行的国家,极端的平民化成为民意政治的合法性基础。从这个角度看,民粹主义也可称为平民主义。

不过,和民族主义相比,中国的民粹主义没有明显的代表人物,也没有明确的政治主张,它更多体现为一种不自觉的民粹主义思想倾向和情绪,表达的是民众对现状的不满。因此,要将民粹主义的危害减到最低,需要完善民意表达的相关法律制度,建立均衡的利益表达和处理机制,扩大和增加公民有序参与的渠道,让公民通过合法的渠道表达其诉求,从而防止和克服民意政治畸变为民粹主义、网络暴力和暴民政治。

这些年来,社会思潮风起云涌,尽管泥沙俱下,然而,不管是哪种主义,比起鸦雀无声、万马齐喑来,终究是一个社会的进步。

来源:思想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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