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月12日大洋时报的《大洋广场》上阿本写了一篇“文化暴拳与海外民族主义”的文章，文章立意清楚，观点明确，且笔笔见血，难得一见如此豪爽之文，向阿本表示敬意。
不过有些地方值得商确。“三家村”是大洋时报每期头版一个小专栏，分别有鲍权、鲍民、鲍城执笔，号称“三家村”，说实话每期的文章都看了，而且觉得有些的确写得不错，至少和网上的名种评论文章水平持平，特别是最近几篇，如“赌城澳门的五一枪声”“北京的金山与广西的梁山”“有一种东西叫蓝藻”“洪洞县里无好人”基本把握了社会认知的主流，鞭鞑无情，入木三分，向读者展示了人的基本良知。分不清“三家村”里面谁是谁，不过在读“三家村”的文章时，的确感到三位执笔者在文笔、观点、立场上有较大的区别，阿本所及的“三家村”的文化恐怖主义倾向的提法略微有些过了，首先它不代表读者意愿，其次它也并不引导读者的意愿，最后这种意愿印在报纸上买给读者，还要看人家肯不肯掏钱。
海外民族主义经过国内二十年经济增长的发酵，使原本已经粘的情结更加粘得叫人发怵，在大一统的中华情结下，什么东西都不重要，，世界观的取向，人的基本价值，小百姓的生存权力都可以乎略不计，海外华人更有甚至，除了自已绿卡家产不要受到任何侵犯外，别人的自由、生存和各种权力统统可以去共产的，美其名日：中国好，世界才会更好。这点阿本看得比许多海外华人更清楚些。
的确“三家村”在海外民族主义方面好象也没有走出这个怪圈。记得在歌颂“神五”“神六”时“三家村”民族自豪感和当年“东方红一号”傲游太空，宇宙空间响“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一样的喜悦，有人说卫星上天中国人唯道不可以高兴和喜悦？可以，美国人四十年前讨老婆可以庆祝，四十年后中国人讨老婆也可庆祝，但是在中国上上下下都在搞政迹和形象工程的热潮中我们为什么不能把眼光放到这一片民族光芒的背后，近600亿人民币的天文数字可以把今天以至到2020年的所有失学儿童送进学校，我想卫星可以晚上天甚至不上天，孩子们可不能晚上学和不上学啊？海外的华人媒体不说些，不呼吁些什么，不把重点放在此处，那么海外华人的责任又在哪里？难怪阿本在文章中评判《大爆竹和小爆竹》引用“一个响彻云霄的大爆竹”“是大国堀起的宣示”等等语言有恐怖主义主的倾向是有根据的，中国人具有在外太空和美帝国主义叫板的能力不知是中国人的祸还是福？
“三家村”对台湾的民主进程和民主发展在民族主义的左右下好象也变得不重要，几次读到该报的评论，（当时还末有三家村）除了统一还是统一，统一变的至高无上，统一是大陆人送给台湾人最慷慨的礼物，在统一的口号下，二千三百万人生和死与十三亿中国人的利益相比微不足道，统一是大业，穷尽手段，为统一而统一。有时我在想若干年后会不会大陆人会为民进党树个纪念碑，以此纪念它在中国历史进步中的功迹，“三家村”的执笔们能否明白大陆和台湾之间的隔阂不是文化，不是血缘，而是制度，大多数不喜欢共产制度的台湾人选出了不喜欢共产制度的陈水扁，谨此而己，台湾人甚至把2008年、2012年、2016年的大选结果告诉了我们，不管他来之何党，他的名字叫“张水扁”“李水扁”“王水扁”。
海外民族主义的文化恐怖主义是存在的，但还没有到暴拳（鲍权）、暴民（鲍名）、和暴城（鲍诚）结成“文化暴力铁三角”的地步，要不然阿本的大作也不可能在此发表。不过海外的民族主义的表现有时比国内的更有过之而不及，例如：国内不会有任何一个媒体，包括《人民日报》都不会明码标价地谈论底气不足的“只有共产党能够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这些过时伦述，而在澳洲那些吃资本主义，用资本主义，睡在资本主义上的华侨们确借用媒体这一平台大表心迹，“得此真理，一生足矣”实在是不多见的无耻，难怪有网民说海外族主义比国内民族主义更不要脸！我再加一句，这种不要脸与年令成正比，越老越不要脸！
引用阿本在文章一段写得非常好的话：“自1949年至今的五十多年里经过诸多运动和文革的清洗之后，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思想在当今中国人身上荡然无存，人民的思想中只剩下混同于爱国主义的民族主义，凡于中国执政党思想不一致或有著利益冲突的均为中国的敌人，就是以中国人民为敌。民族主义情绪作为筹码，利益永远属于国家，荣耀永远归于党，而人民永远充当随时被点燃民族主义的‘爆竹’。”中国人有多少人问过为什么要抗美援朝？为什么要打自卫反击战？为什么要送枪送炮支援亚非垃革命？甚至少有人问过反右和文革这样的人间闹剧是怎么发生的。
中国己经不满足目前的和谐社会这种提法，最新最时髦的说法是和谐世界，这和当年红卫兵要解放全心人类有异曲同工之处，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己容不下民族主义们的狂燥，这可能是未来和谐世界中最不和谐一股力量。民族主义的精髓就是种族主义，种族主义的变种就是纳粹，而纳粹的最初扩张首先诉之于文化。仔细一想，当我们唱着：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行着少年先锋队队礼时，那手势，那眼神，那内涵与“Hi，希特勒！”又有什么根本区别呢？！
文章来源：阿森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