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从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中共发布《五？一六通知》算起，到本年五月，中国大陆史无前例的浩劫“文化大革命”就是整整五十年了。但五十年后的今天，大陆形势似乎又有了这场浩劫的某些气象，甚至有所谓“十日文革”之惊心动魄。于是反思这场浩劫的缘由和教训，似乎比一九四四年郭沫若作《甲申三百年祭》（述说明末李闯造反的历史教训），有了更现实的必要。
共产专制下的个人崇拜是文革之源
这场浩劫的罪魁祸首，无疑是毛泽东。但对于毛为何要发动这场“革命”，至今居然还有人以为其“目的之一”是为了“彻底剷除党内的‘修正主义路线’”，“遏制执政党的制度性腐败蜕化”。这其实是中共官方一贯坚持的鬼话，即毛氏“好心办坏事”。由此出发，则文革有理，毛氏居功厥伟；由此出发，则值此中共愈加腐败蜕化，“二次文革”或如所谓马克思主义者对待黑格尔辩证法那样，攫取其“合理的内核”？
其实，从文革一开始，明眼人就已看出，这其实就是毛泽东因为担心刘少奇及其系统要夺走他至高无上的权力而作的拼死一搏。当年，“大右派”章伯钧就说过：“斯大林病亡后赫鲁晓夫上台的事实，让他忧心忡忡，疑心重重，生怕谁抢了他的金交椅。这个运动，说是文化革命，我看还是围绕着那把金交椅转罢了。”（章诒和：《两片落叶，偶尔吹在一起》）。但章氏这段话还没有点出文革更深一层的缘由：即毛何以能有如此逆天大力，陷中国大陆于万劫难复？缘由恰恰是首先由刘少奇本人极力鼓吹造成的毛氏个人崇拜！再深一层说，个人崇拜也非刘一人所能吹起，而是共产专制制度的必然产物！共产专制──个人崇拜──无所制约──社会劫难，这就是文革的全部因缘链。苏共出了斯大林，柬共出了波尔布特，中共毛之后又出了邓小平（六四屠杀），现在习近平也在蠢蠢欲动，甚至北韩出了金正恩，都源于同样的一条因缘链。这是共产专制制度的铁律！沿着这条因缘链，毛从他的“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起，得志便猖狂，一意孤行于他的罪恶的乌托邦（美其名曰“社会主义”），也为着自己的“金交椅”而狗烹他昔日的同伙（“走资派”）。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所谓“路线斗争”和“反修防修”。
“二次文革”在行动？
专制下的个人崇拜，成为了今天我们必须吸取的最重大教训和面临的最严酷现实。
有人以为毛之后，大陆不可能再有二次文革的条件，也没有任何人再有发动二次文革的力量。此言大谬！文革得以风生水起是靠了共产专制下的个人崇拜，中共专制不除，宪政不行，个人崇拜就完全可能再起，而二次文革怎么不可能再起？君不见习近平在“小组治国”以及攫取个人权力的邪路上越走越远，掀个人崇拜甚至还欲自封“核心”。“核心”者，即邓氏“毛在毛说了算，毛不在我说了算”的帝王代名词也。现在甚至连个人崇拜、集权独裁、思想管制、摧残网路大V公知维权律师等所使用的方式、语言（围攻任志强）和歌曲（《要嫁就嫁习大》、《东方又红》）也都是文革的翻版。如此，“二次文革”难道不是在蠢蠢欲动中？
警惕向帝国转型
二○一三年十月，习氏上台不到一年，大陆著名独立学者王康指出当前中国存在两种转型的可能性：民主宪政转型或帝国转型，并指出后者可能性更大。考察今日中国之情势，这一观点实在值得严重注意。首先，中国两千多年漫长的专制体制，使大陆百姓对皇权专制真有点麻木不仁。直到今天，参观故宫的芸芸众生，还是不时流露出对皇家的无比尊崇，“老佛爷”还经常挂在嘴边；直至今天，大陆百姓很多还奉毛如帝如神，不时祭拜乃至跪拜。这就充分证明，专制和个人崇拜的土壤其实还相当肥沃。其二，在这样的沃土里，共产党略施小惠（“让步政策”），民众就很容易感激涕零。如朱鎔基“六四”期间对上海工人略施笼络即见效就是明证。最后，习氏争霸海外（非洲、钓鱼岛、南海），使相当部分大陆百姓在“民族主义”的幽灵下视习氏为可令“中华崛起”之君。仅此三条，大陆再次滑向共产帝国就绝非没有可能，虽然预料习氏还不会傻到启动帝国的名称和僭用皇帝的称号。所以，如果不彻底反思和剷除造成文革的专制个人崇拜，二次文革和向帝国转型就是当前中华民族的最大危险。
二○一五年九月，习仲勋故居扩建成为占地至少百亩的大型陵园。陵，帝王“龙驭上宾”之居也，如秦始皇陵、明十三陵、清东陵，国民党也建了个中山陵，而习仲勋，即便有功，区区一“副总理”耳。这使人联想起明王朝嘉靖的“大议礼之争”。嘉靖靠过继当上了皇帝，硬是给自己的生父兴献王加上个帝号为明睿宗，并配享太庙。想不到不到五百年，此类事竟然重演于今日！这么大的工程，习本人不知情？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如此，习氏究竟要做什么？
希望在于知识分子的觉醒
按毛泽东之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毛氏此处所称的“人民”，明显是指处于社会底层的农工，但这一说法完全经不起推敲。固然，造反、打天下，需要诸多的炮灰，但真正推动（无论是正向还是逆向）社会革命或变革的核心力量，只能是贵族（在现代就是中产阶层）及其知识份子。例如在中国只能是项羽刘邦而不是陈胜吴广，只能是李世民而不是程咬金；而在共产党，也只能是毛泽东而不是湖南的暴民。朱元璋似乎是个例外，但朱的背后还是有李善长（“在世萧何”）和朱升（“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这样的知识份子谋主；而李自成之所以失败，正如《甲申三百年祭》的分析，一个重要的甚至是致命的原因就是他拒绝并杀害了李岩这样的精英知识份子。面对薄熙来的文革复辟势力，温家宝提出要依靠“人民的觉醒”。这“人民”，首先就只能是中产阶层及其代表知识份子，他们才是阻止中国向帝国转型，并推动向民主转型的旗手。正是他们，才是中国希望之所在。正是这样，方励之、刘晓波以至最近的任志强、蔡霞、贺卫方等的风起云涌前赴后继，就有了特别重大的意义。而从“十日文革”的迅速破产，我们看到了十年文革之为人所深恶痛绝，看到了中国民主转型的希望和曙光。
一九六六的文革，在中国农历恰是丙午年，似乎正应了中国“丙午红羊劫”之数。龚自珍有词曰“无奈苍狗看云，红羊数劫，惘惘休提起”。当年岳飞《满江红》咏歎“靖康耻，犹未雪”（徽钦蒙尘高宗南渡北宋灭亡），就是发生在一一二六的丙午红羊年；洪扬的“太平天国”（一八五一），也是在一八四六的丙午红羊前后，洪扬红羊，谐音也。谶纬之说，未可全信，姑此存照。
俱往矣，丙午文革！人们期望，下一期丙午，即十年之后的二○二六年，当是中华民族万象更始、朗朗乾坤、红红火火的新时代。
是为祭。
文章来源：争鸣2016年5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