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08-18
“复杂中国”一词和《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先生一起，伴随着巨大的争议进入了人们的视野。
在我看来，“复杂中国”这一说法本来无错。胡锡进先生在一次访谈中说：“现在社会科学很发达，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流行的社会科学基本上是对西方，因为这些社会科学全是西方发明的，他们做下来，然后传入中国。这些社会科学的理论基本上是对西方人群的集体行为和集体心理的一种描述和总结。当套到中国身上的时候，会发现这些社会科学其实有点紧巴，中国这个国家太大了，这个社会太大了，也确实很复杂，这些社会科学对中国一讲的时候会发觉有些东西包不住，Hold不住，这是中国的第一种复杂性。”
其实不光中国，西方社会也同样“复杂”。社会科学在研究人类社会时总是捉襟见肘的——社会科学在解释过去发生的事情时头头是道，然而一旦企图预测未来，就总是错误百出，与物理学这样“真正的”科学不可同日而语。英国哲学家哈耶克说，这是因为物理学研究的都是简单的东西。人类社会是目前我们所知的最高层次的自组织系统，社会科学要想研究如此复杂的对象，其难度自然不是研究简单粒子的物理学可比的。
那么，胡锡进为什么会因此而被骂呢？在我看来，这主要是因为胡先生没有摆正自己的位置——胡先生没有清晰地认识到自己也是复杂社会的一部分，而不是超然于社会之外或者高于社会之上的什么东东；胡先生和复杂社会中的所有人一样，只能根据局部的信息采取行动，对整个系统的行为是无知的。“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复杂社会中自然既有左派也有右派，既有进步也有保守，既有和谐也有对抗……然而胡锡进先生自己也是局中人而不是局外人，胡先生动辄代表“中国”、“社会”和“历史潮流”说话，其实只不过是企图把自己的局部认知强加于整个社会的全部复杂性之上而已，这难免会招人反感。
有论者认为，“复杂中国论”是“国情特殊论”的翻版，是拒绝“普世价值”的老掉牙论调。然而在我看来，恰恰因为中国是复杂的，所以我们才需要自由、人权、法治等“普世价值”。
正是因为中国是复杂的，即使是政府也只是复杂中国的一小部分，也只能掌握很少的一部分关于社会的信息，而不可能掌握整个社会的全部复杂性，所以政府不可能代替整个社会做出决策和采取行动。因此，政府必须允许每位公民拥有自由行动的空间，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每位公民的积极性和聪明才智，充分利用他们所掌握的分散的知识为社会服务；同时，政府还必须遵守社会中自然演进出来的抽象规则，不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整个社会之上。因此我们可以说，“复杂中国”与自由、人权、法治等“普世价值”并不矛盾。
胡锡进先生还喜欢站在“历史潮流”的高度，把那些曾经挑战过现有秩序但未能成功的人称为失败者。胡先生说：“中国的改革实际上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个违规的过程，原来有一套规矩，原来有一套办法，逐渐人家把它打破了，你第一次打破它的时候感觉是一种违规，这在任何领域都有，在新闻领域也有。但是很重要的一点，在你违规的时候，你心中想的是什么，你如果心中想的就是炒作，就是给社会制造麻烦，为了你报纸的一己之私，如果目的就是这样，你很有可能闯不过去，很有可能你会出问题。如果你心中想的确实是社会的利益，确实是这个国家的利益，是人民的利益，你确实是想推动问题的解决，确实想在推动问题解决的过程也推动中国的进步，维护这个社会的总的根本的利益，那么你的这个违规就有可能成功，就有可能你在违规了之后，你能够走得过去。”
胡锡进先生的一个错误是认为自己可以掌握历史潮流，另一个错误就是不了解复杂社会的一些特点。
其实政治抗争就像创业、发明和科研一样，可能90%、99%甚至99.9%的尝试都会失败，然而成功的那一次却可能改变整个世界的面貌。而且哪些尝试会取得成功也是难以预测的——越是小概率事件就越是不可能事先预测到。（用当事人的主观愿望来推断未来成功的可能性更是不靠谱：首先，当事人的心理状态别人是不可能知道的；其次，有心栽花花不活，无心插柳柳成荫的事情在历史上不胜枚举。）然而，越小概率的事件，其影响往往越大（这是符合幂次定律的）。我们甚至可以说，历史就是小概率事件积累的产物。
从胡锡进先生喜欢谈论的“主流”和“边缘”的角度来说，宇宙的“主流”是没有生命存在的，人类也曾经是一小撮极端边缘化濒临灭绝的猴子。我们就生存在“边缘”之中，是“边缘”创造了历史。
RF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