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励之将刘辽引为知己

前两天得知北师大物理系的刘辽教授去世,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许良英先生发起的多封公开信上,都有刘辽的签名,他不仅是一位有专业成就的物理学家,更是一位有良知、有风骨的知识人,曾与许良英、方励之一起站在争取人权、民主的行列中,作为爱因斯坦思想在中国的传播者、阐释者,他们身上都有一种独特的精神气质。经历一九八九年的时代风暴,那一代有担当的知识人正在凋零,中国依然在幽暗的中世纪长夜中徘徊,曾让多少人怀抱希望的一九八○年代被坦克碾碎了,国在人心碎,国在山河破,每天耳闻目击都是令人沮丧的消息,这一切都是二十七年前当局用铁血手段镇压正义呼声的结果。

方励之夫人李淑娴女士得知刘辽先生去世的噩耗,托人送上哀思:“我几乎没有面见过刘辽,但我从我丈夫方励之的言谈中知道,刘辽是一位学识渊博、人品高尚、也曾经历过我们同样的‘五七’之灾,且能奋起,不仅在学术上达到高水平,道德上一直保持独立的人格。这都使方励之将刘辽引为知己。……二○一二年,方励之不幸在不期情况去世,刘辽当时已在病中,得此消息,泪流满面,并嘱他的学生发来悼念的信。这都标志他们的友谊不同寻常。我被阻隔在遥远的大洋之外,愿你和励之在天庭相会。那里,不再有禁锢,你们又可以自由地交谈。”

二十七年前,方励之夫妇首遭中共通缉,方励之自述的前言即以《对一张通缉令的注释》为题,通缉令证明了他们在八十年代推动中国历史进程的努力,即使通缉令下达之后,仍有许多朋友认同他,愿与他同“罪”。他特别提及,当他一年后离开中国,到达英国后,曾收到挚友许良英从北京寄给他的信,附了两篇大批判文章,一篇是由公安部副部长顾林昉署名的文章,一篇是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的文章。文章的目的是为了论证对要求民主自由者的通缉及镇压是正确的。许先生要他注意,文中严厉批判的最“反动”的言论之一正是自己说过的话,那也是他们在那个时代所达到的认识。相距二十七年,他们已陆续离开这个世界,如今认同他们观点和选择的刘辽先生也走了。时间的改变并没有更新眼前的世界,中国还是那个古老的中国,我心中常常浮出这些少年时熟悉的诗句:

我被钉在监狱的墙上/黑色的时间聚拢,一群群乌鸦/从世界的每个角落从历史的每个夜晚/把一个又一个英雄啄死在这堵墙上(江河)

许良英倡民主科学为精神财富

二十七年了,我手头仍保存着两篇大批判文章,那是许先生从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八日出版的《半月谈》特刊《时事报告》月刊上复印下来的。署名“锺礼”的这篇就是中宣部理论局的大作,题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在理论上的主要表现》,概括了五个方面,“一、在经济领域鼓吹私有化,否定公有制”;“二、宣扬政治多元化,主张多党制”;“三、歪曲和攻击马克思主义”;“四、在民主、自由、人权问题上制造混乱”;“五、大谈反传统,搞所谓新启蒙运动”。此文批判的对象有《世界经济导报》、王元化主编的《新启蒙》丛刊、电视政论片《河殇》涉及的言论,有被点名的苏绍智、严家祺、方励之、李洪林、包遵信、金观涛、苏晓康等的言论,有未点名的温元凯、许良英等的言论。其中,有关民主、自由、人权的言论,集中批判了这些观点──

把民主视为“普遍的人性的体现”,说什么“民主的本质是没有阶级性的,也不存在国界。何谓东方特色,不过是传统的封建专制的烙印……”提出:“民主与科学是全人类共同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一切现代化国家的立国之本。”这些集中反映了在民主问题上的自由化观点。

上述言论全部来自许良英发表在一九八九年五月八日《世界经济导报》上的一篇二千来字的短文,原文说:

在理论上,社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社会形态,因此,民主与科学更应该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立国之本。遗憾的是,长期以来人们没有认识到:民主与科学是全人类最宝贵的共同精神财富,也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的基础和前提;没有这个前提,就根本谈不上什么社会主义建设。

……

过去,人们习惯于把西方发达国家早已行之有效的民主制称为“资产阶级民主”,而轻率地予以否定,并宣称我们应建立有东方特色的民主。只要我们认真考查一下世界文明发展史,对东西方文明的历史和现状作一客观的比较,就不难发现:民主同科学一样,都是人类理性的产物,是普遍的共同的人性(即区别于兽性的人性)的体现,它没有阶级性,也没有国界。所谓东方特色,实际上是封建专制的烙印,主要表现为特权思想、等级制、世袭制和人身依附关系,这是同民主水火不相容的。

批判文章的摘引与原文不完全吻合,就是以下的反驳也显得软弱无力──

其错误在于:首先,把民主看成“普遍的人性的体现”,这是离开社会关系抽象地看待人性的历史唯心主义观点,它就像把自由或自私看成人的固有本性一样的荒唐。其二,由此出发,认为民主是超阶级、超国界的,而且美其名曰“民主的本质”。再次,把“民主”、“自由”、“人权”作为“现代国家的立国之本”,其目的是要否定四项基本原则是我国的立国之本。

“民主沙龙”与《新五四》刊物

由公安部副部长顾林昉署名的那篇文章《从动乱和暴乱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阶级斗争》,强调“这场风波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长期泛滥的恶果”,“他们从三个方面采取行动,有计划、有组织地制造了这场社会动乱和反革命暴乱。”

“一是制造推翻共产党、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方面舆论。”列举了于浩成、严家其、方励之等人的言论,其中也有不实之辞,比如说:

王若水、许良英等人纷纷登台亮相,搞什么“首届幸存者诗歌艺术节”,给“西单墙”过十岁生日,大造推翻共产党的舆论,鼓吹要形成最大的“压力”,要在“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五四运动七十周年”时,为争民主而斗争。

所谓“大造推翻共产党的舆论”一看就是危言耸听,与当时的事实不合。许良英先生在旁边用红笔写了一句话:“这个会系北岛发起,虽有请柬给我,但我因路远没有去,方励之夫妇倒是去了的。”

“二是搞签名上书活动,要求释放政治犯,向党中央施加压力。”列举了方励之和北岛发起的三十三人、许良英发起的四十二人、戴晴等发起的四十三人这一系列签名运动。

“三是蛊惑和煽动高校的青年学生,挑起动乱和反革命暴乱。”主要列举北大研究生刘刚和在校生王丹搞的“民主沙龙”,邀请方励之、吴祖光、许良英等人演讲──

在“民主沙龙”活动的基础上,王丹等人筹办了《新五四》刊物,聘请了三十名“顾问”,都是李淑娴介绍的,大部分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头面人物。包括许良英、方励之、李淑娴、于浩成等人。据头面自己透露,他们通过这个沙龙,第一步要在校园里建立民主堡垒,达到校园生活充分自治,像波兰一样形成“压力集团”。第二步要联合严家其之类的所谓“精英”,建立自治组织,成立反对党。第三步就打算联合党内“民主派”,搞多党制,三权分立,建立资本主义制度。胡耀邦同志逝世后,他们自以为时机已到,加快了制造动乱的步伐。

这一指控没有来源,只是含混其辞地说“据他们自己透露”,与历史的事实不合,属于夸大其辞,上纲上线。当然,到了“六四”之后,坦克登场,赤裸裸以武力说话,出现这些子虚乌有的说法也没有什么好吃惊的。如果真像这篇大批判文章中所说的那样,中国知识人如此有准备、有谋划、有组织,二十七年前的那场民主风暴也不会如此惨烈的收场了。王丹回忆录提及《新五四》的顾问夏衍、冰心是邵燕祥介绍的,此外有吴祖光、孙长江、林自新、牧惠等,与此颇有出入,更不要说那三“步”谋划。

二十七年后,重读官方当年的大批判文章,令人遗憾的是,即使那个时代最露头角、最有见地、最有担当的知识人,也并没有像官方批判的那样走得那么远,至少八十年代他们对于改革还是抱有希望,绝大多数人对共产党的自我更新没有绝望,他们还是在寻求“补天”之路,即使在广场的山呼海啸中,绝大多数青年学子又何尝不是如此。悲剧就是这样演成的,坦克出场,只是为了维护绝对权力,不惜流血、不惜后果,不计一切代价。斲丧的却不止是一代人,而是整个民族的正气,走向现代文明的正常道路又一次被折断。哀哉,中国!

文章来源:动向2016年5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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