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已经过去二十七年了。关于八九民运的是非功过,与其去讨论和争论是非,不如多从记忆中整理出一些史实,提供给后人参考。毕竟,真正有资格说话的,其实是事实。而这一篇,我想就我记忆所得,回顾一下,自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三日学生走上广场开始绝食行动之后,曾经有过的几次撤出广场的机会。很多不了解事实的人,有的出于好意,有的出于恶意,都会疑惑或者指责当年的学生为什么不及时撤出广场。但是,事情并非如此简单,就让我们回到历史现场,再下结论好了。

真正有资格说话的是事实

五月十三日绝食一开始,从当局到知识份子,都一直有人建议和劝说学生撤出广场。第一次机会,是根据赵紫阳的回忆录记载,在他出访北韩回北京之后,曾经表示过对于《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的不满,而“修改四二六社论”正是当时学生绝食提出的两个条件之一。所以赵紫阳以总书记的身分,曾经在中共政治局会议上提议,重新发表一篇社论,改变四二六社论对学生运动的“动乱”定性,肯定学生的爱国热情。众所周知,这个建议被否定了,因为四二六社论是根据邓小平讲话的调子写的,否定邓小平意见,邓小平是不可能答应的。但是,如果当时真的按照赵紫阳的意思修改了四二六社论,学生绝食的条件就得到公开满足,撤出广场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第二次机会,是在五月十九日中共宣布戒严令,事态进一步恶化之后,在学者曹思源的积极活动下,二十四位全国人大常委联署,呼吁正在美国出访的全国人大委员长万里紧急返回,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废止戒严令。全国人大至少在名义上是中国的最高权力机关,如果万里真的回国主持并要求国务院废止戒严令,这不失为一次通过既有的权力机制解决问题的机会。事实上,万里本人支持赵紫阳的立场非常明确,他也确实接受建议,提前回国,所以当时我们还曾经准备组织上万民众到北京机场欢迎万里回国。然而,联署的消息公布后,组织者曹思源很快被捕,万里在压力下,飞机改降上海,这一次解决问题的机会又失去了。

开枪使最后撤出广场努力流产

第三次机会是五月底召开的“首都爱国维宪联席会议”向广场总指挥部提出关于撤出广场的十点建议,作为联席会议的召集人,我在广场的广播站宣读了我们的十点建议,但是这个建议没有被广场上的学生采纳。这件事外界后来有很多详细的报道,我就不重复了。

比较少为人所知的,是第四次机会。当“首都爱国维宪联席会议”撤出广场的建议被拒绝之后,刘晓波、王军涛等人在会上提议,发起第二波的绝食行动,这一次有知识界成员参加,分不同梯次,一周增加一批,这才有了刘晓波、侯德健等四人六月一日开始的绝食。这个计划,当然有增加对政府的压力,保持运动热情的目的,但是在讨论中,我们也确实希望通过知识份子以“绝食”方式展开的直接介入,让这些更富经验的人可以有机会力劝广场学生撤出。结果,这个本来很有可行性的计划六月一日启动,六月三日夜里,政府就下令开枪了。这最后一次撤出广场的努力也就流产了。

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从体制内的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到知识界的曹思源,到民主运动的组织者,都曾经一再努力,希望可以使得学生能够撤出广场,但是四次努力中的三次,都是在当局的抵制和打压下没有获得成果。这是历史的不幸与遗憾,也是不容抹煞的真相。

文章来源:动向2016年5月号

By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