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55df4b2519efb

按照乔吉奥·阿甘本的说法,“见证者”这个词本身,在拉丁语中有两个意义:一种指的是在审判中,介于诉讼双方中的第三方,即法庭中传唤的证人;第二种指的是自始至终经历了某件事的人,他能够承担对所经历事件的见证。我们理解见证文学,也脱离不了这两种语境,只有经历过某种劫难,幸存下来的人才有资格成为见证者,将他的经历,或口述,或书写,变成创作的题材,以常见的文学形式表达出,最终才能称之为见证文学。

我们能在“见证文学”这个术语察觉到了这种语义上悖论,一般文学总免不了有虚构的特征,是依托于作家的想象力,但见证文学,首先要求的是“见证”的真实性,甚至要具有法庭证词一般的效力。这种对见证文学的苛刻,源于见证者所经历事件的特殊性,他是某段历史的见证人,然后才能成为某种文学体裁的产物,所以,像德国作家本哈德·施林克的《朗读者》,乃至后来改编成同名电影,就算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也不能称之为见证文学,因为作者并不是幸存者中的一员。换言之,文学只是见证的一种表达方式,大量的见证文学并不具备文学上的审美意义,但是想要人们铭记历史,又需要文学,尤其是讲故事在大众生活中传播的影响力。这也是见证文学的悖论所在。

2008年,赫尔曼·罗森布拉特即将出版回忆录《铁丝网对面的天使》引起了广泛的关注。罗森布拉特在书中回忆道,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期间,他在铁丝网处遇到了一位年轻姑娘,她每天会带给他一个苹果。两年后,从集中营幸存下来的他在一次相亲中遇到了那位姑娘,后来他们结婚,过上了幸福的生活。这件事很快就被证明是他捏造,出版计划也被取消了。罗森布拉特是这样辩白的,“为什么我当初要这么做,写一个女孩儿和苹果的故事?那是因为我想给人们带来快乐。”但他的虚构的故事却无法让人快乐起来,任何大屠杀的回忆录都无法容忍这种虚构。这是见证文学的存在前提。

西方的见证文学最早见于美国的南北战争时期,很多记录这场内战的文字流传了下来,但是直到20世纪,见证文学才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学现象。两次世界大战构成了见证文学的物理源头,纳粹与犹太人大屠杀、苏联与古拉格集中营、南斯拉夫的种族清洗、卢旺达的种族灭绝、柬埔寨的红色高棉运动,这一个个震惊世人,惨绝人寰的事件是见证文学中无法磨灭的印记。

见证文学是一种幸存者文学,但幸存者并不是都能够言说,很多幸存者终生活在阴影之中,无法讲述自己的经历。这种排他性源于幸存者无法讲述的生命体验。就像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幸存者普利莫·莱维,他在奥斯维辛时已经意识到,他要成为一名见证者,讲述这里的故事,“我的一些朋友,非常亲密的朋友,从不谈论奥斯维辛,”但对其他人来说,活着的唯一理由就是确保见证不会消亡,“另一方面,其他人则不断地讲述着它,我便是其中的一员。”

但是这种讲述是否有人倾听,他并不知道,所以在他的作品中总是重复做着一个类似的梦,在这个梦里,他回到了家里,在亲朋好友中间,他有这么多东西想讲,但没有人听他说话,他们完全不感兴趣,他们总是胡乱里说一些别的,仿佛他不存在似的。这个终极困惑构成了他所有写作的核心部分:即我们如何讲述奥斯维辛才能引起别人的关注。

我们不要忘记,无论从现实政治层面,还是文学层面,莱维的预感都是正确的。当他作为幸存者千里迢迢回到家乡,没有人会倾听他的诉说,人人都在遭受苦难,人人都失去了一些东西,战争带来的创伤波及到了每一个人,奥斯维辛为什么要求特殊对待?“同事、上司、工人都忙着为别的事担忧——在苏联前线没回来的儿子、没柴的炉子、没玻璃的窗、冻破管子的冬天、通货膨胀、饥荒和夙怨。”当无人倾听的时候,莱维只能写作——我们能注意到,写作构成了固化记忆,避免遗忘的基础,换句话说,如果有人倾听的话,写作并无必要。我们要明白这点区别很重要,倾听的姿态才是见证文学的基础。

他的第一本书是在上班途中一章一章完成的,“我觉得像柯勒律治诗作中的老水手,在路边拦下赴喜宴的客人,诉说着自己的灾难。我写下血腥的诗句,告诉人们或写出那些故事,到最后,变成一本书。写作让我平静,觉得再次像个人,像个普通有家室,有远景的正常人,而不是个烈士、难民或圣人。”(《元素周期表》)当他带着完成的《这里是不是个人》交给出版社时,被拒的理由很直白,没有人喜欢关于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故事。

但是还有另外一种见证者。荷兰作家伊恩·布鲁玛在《零年》中提到他的父亲,一名法律学校的大学生,阴差阳错进入了德国集中营,战后得以幸存,千里迢迢从德国返回到荷兰之后,打算继续自己的法律学业。令人困惑的是,在进入大学时,他需要接受一种庆祝生还的整人仪式,这些新人被称为“胚胎”,被人扯着嗓子骂,戏弄,甚至人挤人被关进狭小的地窖里,称之为“玩转达豪集中营”。他的父亲说这种整人行为很正常,是大学延续多年的惯例。

布鲁玛说:“我对此感到困惑,但渐渐地,我觉得自己想通了。这种‘事情很正常’的思路似乎提供了一条帮助理解的线索。人们太想回到纳粹占领前,他们熟知的那个旧世界,在那个世界里,没有炸弹,没有集中营,没有杀戮,而整整‘胚胎’则稀松平常。这种想法意在重温旧梦,恢复传统,似乎这样,就算回归了本原。”

见证文学所能提供的见证极其脆弱,没有人倾听是一回事,就算有人去倾听,能够讲述自己的故事的人也是寥寥无几,大多数人都保持了沉默,就像布鲁玛的父亲一样,他接受那种整人的仪式,是因为他想维持正常生活的假象,假装他没有在集中营生活过,假装生活在旧世界,一切安好。但他无法假装的是,他活着回来了,而更多的人死在了那里,他们无法讲述自己的故事。

这大概是见证文学中最大的一个悖论,如果我们只能讲述自己的故事,无法代替别人讲述这种沉默的经验,我们怎么能够讲述那些已经死去的见证者的故事?用阿甘本的话说,见证者总以正义和真相的名义作证,但证词的价值在根本上取决于它所缺失的东西,证词的中心包含了一种无法被见证,并且免除了幸存者之权威的东西。真正的见证人,彻底的见证人,是那些没有承担见证并且无法承担见证的人。幸存者,作为虚假的见证人,通过一种委托而替他们言说;他们见证了一种遗失的证词。然而,在这里谈论委托是无意义的;被埋没者没有什么要说的,他们也没有什么需要被传达的教诲或记忆。他们没有“故事”,没有“面孔”,甚至都没有“思想”。无论是谁以他们的名义承担了见证的职责,都知道,他必须以承担见证之不可能性的名义来承担见证。但这在根本上改变了证词的价值——他们无法保证证词的真实性。

证词的真实性同样不可保证的,还有遗忘与恐惧的对抗。历史学家奥兰多·费吉斯在《耳语者》中提到,那些从古拉格劳改营回来的幸存者,很难开口谈论自己在“里面”的经历,即便在家人面前,也会把自己封闭起来。有些人不讲是因为害怕惩罚,其他人不讲是不想制造负担,或担心亲人不会或无法理解自己的遭遇。家长特别不敢告诉孩子,因为不愿让子女游离于苏维埃制度之外,或惹上麻烦,引起当局注意。

在赫鲁晓夫解冻后几十年内出版的古拉格回忆录,给普通人如何铭记斯大林时代的家史,带来了强大冲击:“所有关于斯大林恐怖的回忆录,都是幸存者重新建构起来的叙述。他们讲述的,通常是炼狱和救赎的故事——即穿越古拉格的‘地狱’再回到‘正常生活’的旅程——叙述者通过则和谐讲述超越了死亡和苦难。这种令人振奋的道德精神,有助于解释这些文学性回忆录的积极影响,促使古拉格幸存者都以同样方式来回忆自己的故事。尤其是叶夫根尼娅·金兹伯格的回忆录,已成为幸存者的叙述模式。她的文学结构,更受到无数业余者的模仿,后者的人生往往与她相差无几。金兹伯格回忆录的统一主题是通过爱来获得新生——这一主题使她的写作极具感染力,成为文学佳作。……这种叙述轨迹,在回忆录文学中受到无休止的模仿。这类‘家族历史’和‘纪录片故事’,在基本结构、形式、道德色彩上,几乎是千篇一律的。其中的统一性十分明显,光用文学潮流是解释不清的。也许,这些回忆录的作者都有过不同寻常的生活,感到有必要把自己的命运与同类人的命运连接起来,以同一文学模式来回忆自己的人生。”

这种建立在苏维埃大叙事中的、虚假的见证者文学,直到阿列克谢耶维奇这样的作家和记者出现才得到改观。我们要注意到这点区别,阿列克谢耶维奇并非典型意义幸存者和见证者,但是为什么她所写下的反而是见证文学?

简单来说,她并不是在写作,她只是采访,记录,剪裁,筛选。她创造了一种新的文学体裁,介于记者采访与口述史之间的文献式复调书写。她这样评价自己的写作:“我一直在寻找一种体裁……在这种体裁里,人类的声音自己说话。在我的著作中,真实的人讲述时代的主要事件,例如战争、切尔诺贝利灾难,以及一个庞大帝国的崩溃。他们一起用口头语言记录国家的历史,他们共同的历史,又讲述各自的人生故事。”

诺贝尔奖颁奖词中提及这种写作,“它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都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通过对人们心声仔细地组合拼接这样非凡的方法,阿列克谢耶维奇加深了我们对于整个时代的理解。”所谓的“组合拼接”正是她独特的创作方式,她从不写作任何虚构性作品,她只是通过对大时代中无数小人物的采访,筛选出符合自己需要的文献,将各种立场的文献组合成一个时代的主题,这就是她的创作。

某种程度上她说的是对的,根本就没有任何与事实相等的文献,关于记忆中的每一件事,从不同的立场看,不同的时间看,不同人物的记忆中都会有很大的差异,只有综合尽可能多的人和角度,才能接近时代和历史的真相。这也是见证文学的精髓。最关键的是,阿列克谢耶维奇并不创作任何东西。这种创作源于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任何普通人的口头都可以讲出精彩的文学。

阿列克谢耶维奇回忆她小时候从老人那里听来的故事说:“我的父亲,我的祖母告诉我的故事,甚至比记录在我书中的更令人震惊。这就是我童年心里的震动,我的想象力也被永远地撞击了。”所以她很小的时候就对这种倾听的故事感兴趣,倾听是她所有作品的基调,也是她能够让所有人放下戒备,放下内心的恐惧,讲述自己的见证历史的前提。正如前文所言,莱维的见证文学写作正是因为建立在倾听的不可能之上。

但是在这里,讲故事的人并未像本雅明所言的那样失落了,这个传统在政治与恐怖记忆的冲击之下,逐步退隐到了私人领域,沉默的是假象,失落的是表征,遗忘的是大历史。这种枯燥的大历史是历史学家的专业,恰恰是文学家最不该感兴趣的,文学家应该对人类情感的历史感兴趣,这也是见证文学的主题,“人们在事件过程中所想的,所理解的,所记忆的。他们相信和不信的,他们经历的幻觉、希望和恐惧。不管怎样,在如此众多的真实细节中,这是不可能凭空想像或发明的。”

来源:思想者博客

By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