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乔吉奥·阿甘本的说法，“见证者”这个词本身，在拉丁语中有两个意义：一种指的是在审判中，介于诉讼双方中的第三方，即法庭中传唤的证人;第二种指的是自始至终经历了某件事的人，他能够承担对所经历事件的见证。我们理解见证文学，也脱离不了这两种语境，只有经历过某种劫难，幸存下来的人才有资格成为见证者，将他的经历，或口述，或书写，变成创作的题材，以常见的文学形式表达出，最终才能称之为见证文学。
我们能在“见证文学”这个术语察觉到了这种语义上悖论，一般文学总免不了有虚构的特征，是依托于作家的想象力，但见证文学，首先要求的是“见证”的真实性，甚至要具有法庭证词一般的效力。这种对见证文学的苛刻，源于见证者所经历事件的特殊性，他是某段历史的见证人，然后才能成为某种文学体裁的产物，所以，像德国作家本哈德·施林克的《朗读者》，乃至后来改编成同名电影，就算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也不能称之为见证文学，因为作者并不是幸存者中的一员。换言之，文学只是见证的一种表达方式，大量的见证文学并不具备文学上的审美意义，但是想要人们铭记历史，又需要文学，尤其是讲故事在大众生活中传播的影响力。这也是见证文学的悖论所在。
2008年，赫尔曼·罗森布拉特即将出版回忆录《铁丝网对面的天使》引起了广泛的关注。罗森布拉特在书中回忆道，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期间，他在铁丝网处遇到了一位年轻姑娘，她每天会带给他一个苹果。两年后，从集中营幸存下来的他在一次相亲中遇到了那位姑娘，后来他们结婚，过上了幸福的生活。这件事很快就被证明是他捏造，出版计划也被取消了。罗森布拉特是这样辩白的，“为什么我当初要这么做，写一个女孩儿和苹果的故事?那是因为我想给人们带来快乐。”但他的虚构的故事却无法让人快乐起来，任何大屠杀的回忆录都无法容忍这种虚构。这是见证文学的存在前提。
西方的见证文学最早见于美国的南北战争时期，很多记录这场内战的文字流传了下来，但是直到20世纪，见证文学才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学现象。两次世界大战构成了见证文学的物理源头，纳粹与犹太人大屠杀、苏联与古拉格集中营、南斯拉夫的种族清洗、卢旺达的种族灭绝、柬埔寨的红色高棉运动，这一个个震惊世人，惨绝人寰的事件是见证文学中无法磨灭的印记。
见证文学是一种幸存者文学，但幸存者并不是都能够言说，很多幸存者终生活在阴影之中，无法讲述自己的经历。这种排他性源于幸存者无法讲述的生命体验。就像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幸存者普利莫·莱维，他在奥斯维辛时已经意识到，他要成为一名见证者，讲述这里的故事，“我的一些朋友，非常亲密的朋友，从不谈论奥斯维辛，”但对其他人来说，活着的唯一理由就是确保见证不会消亡，“另一方面，其他人则不断地讲述着它，我便是其中的一员。”
但是这种讲述是否有人倾听，他并不知道，所以在他的作品中总是重复做着一个类似的梦，在这个梦里，他回到了家里，在亲朋好友中间，他有这么多东西想讲，但没有人听他说话，他们完全不感兴趣，他们总是胡乱里说一些别的，仿佛他不存在似的。这个终极困惑构成了他所有写作的核心部分：即我们如何讲述奥斯维辛才能引起别人的关注。
我们不要忘记，无论从现实政治层面，还是文学层面，莱维的预感都是正确的。当他作为幸存者千里迢迢回到家乡，没有人会倾听他的诉说，人人都在遭受苦难，人人都失去了一些东西，战争带来的创伤波及到了每一个人，奥斯维辛为什么要求特殊对待?“同事、上司、工人都忙着为别的事担忧——在苏联前线没回来的儿子、没柴的炉子、没玻璃的窗、冻破管子的冬天、通货膨胀、饥荒和夙怨。”当无人倾听的时候，莱维只能写作——我们能注意到，写作构成了固化记忆，避免遗忘的基础，换句话说，如果有人倾听的话，写作并无必要。我们要明白这点区别很重要，倾听的姿态才是见证文学的基础。
他的第一本书是在上班途中一章一章完成的，“我觉得像柯勒律治诗作中的老水手，在路边拦下赴喜宴的客人，诉说着自己的灾难。我写下血腥的诗句，告诉人们或写出那些故事，到最后，变成一本书。写作让我平静，觉得再次像个人，像个普通有家室，有远景的正常人，而不是个烈士、难民或圣人。”(《元素周期表》)当他带着完成的《这里是不是个人》交给出版社时，被拒的理由很直白，没有人喜欢关于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故事。
但是还有另外一种见证者。荷兰作家伊恩·布鲁玛在《零年》中提到他的父亲，一名法律学校的大学生，阴差阳错进入了德国集中营，战后得以幸存，千里迢迢从德国返回到荷兰之后，打算继续自己的法律学业。令人困惑的是，在进入大学时，他需要接受一种庆祝生还的整人仪式，这些新人被称为“胚胎”，被人扯着嗓子骂，戏弄，甚至人挤人被关进狭小的地窖里，称之为“玩转达豪集中营”。他的父亲说这种整人行为很正常，是大学延续多年的惯例。
布鲁玛说：“我对此感到困惑，但渐渐地，我觉得自己想通了。这种‘事情很正常’的思路似乎提供了一条帮助理解的线索。人们太想回到纳粹占领前，他们熟知的那个旧世界，在那个世界里，没有炸弹，没有集中营，没有杀戮，而整整‘胚胎’则稀松平常。这种想法意在重温旧梦，恢复传统，似乎这样，就算回归了本原。”
见证文学所能提供的见证极其脆弱，没有人倾听是一回事，就算有人去倾听，能够讲述自己的故事的人也是寥寥无几，大多数人都保持了沉默，就像布鲁玛的父亲一样，他接受那种整人的仪式，是因为他想维持正常生活的假象，假装他没有在集中营生活过，假装生活在旧世界，一切安好。但他无法假装的是，他活着回来了，而更多的人死在了那里，他们无法讲述自己的故事。
这大概是见证文学中最大的一个悖论，如果我们只能讲述自己的故事，无法代替别人讲述这种沉默的经验，我们怎么能够讲述那些已经死去的见证者的故事?用阿甘本的话说，见证者总以正义和真相的名义作证，但证词的价值在根本上取决于它所缺失的东西，证词的中心包含了一种无法被见证，并且免除了幸存者之权威的东西。真正的见证人，彻底的见证人，是那些没有承担见证并且无法承担见证的人。幸存者，作为虚假的见证人，通过一种委托而替他们言说;他们见证了一种遗失的证词。然而，在这里谈论委托是无意义的;被埋没者没有什么要说的，他们也没有什么需要被传达的教诲或记忆。他们没有“故事”，没有“面孔”，甚至都没有“思想”。无论是谁以他们的名义承担了见证的职责，都知道，他必须以承担见证之不可能性的名义来承担见证。但这在根本上改变了证词的价值——他们无法保证证词的真实性。
证词的真实性同样不可保证的，还有遗忘与恐惧的对抗。历史学家奥兰多·费吉斯在《耳语者》中提到，那些从古拉格劳改营回来的幸存者，很难开口谈论自己在“里面”的经历，即便在家人面前，也会把自己封闭起来。有些人不讲是因为害怕惩罚，其他人不讲是不想制造负担，或担心亲人不会或无法理解自己的遭遇。家长特别不敢告诉孩子，因为不愿让子女游离于苏维埃制度之外，或惹上麻烦，引起当局注意。
在赫鲁晓夫解冻后几十年内出版的古拉格回忆录，给普通人如何铭记斯大林时代的家史，带来了强大冲击：“所有关于斯大林恐怖的回忆录，都是幸存者重新建构起来的叙述。他们讲述的，通常是炼狱和救赎的故事——即穿越古拉格的‘地狱’再回到‘正常生活’的旅程——叙述者通过则和谐讲述超越了死亡和苦难。这种令人振奋的道德精神，有助于解释这些文学性回忆录的积极影响，促使古拉格幸存者都以同样方式来回忆自己的故事。尤其是叶夫根尼娅·金兹伯格的回忆录，已成为幸存者的叙述模式。她的文学结构，更受到无数业余者的模仿，后者的人生往往与她相差无几。金兹伯格回忆录的统一主题是通过爱来获得新生——这一主题使她的写作极具感染力，成为文学佳作。……这种叙述轨迹，在回忆录文学中受到无休止的模仿。这类‘家族历史’和‘纪录片故事’，在基本结构、形式、道德色彩上，几乎是千篇一律的。其中的统一性十分明显，光用文学潮流是解释不清的。也许，这些回忆录的作者都有过不同寻常的生活，感到有必要把自己的命运与同类人的命运连接起来，以同一文学模式来回忆自己的人生。”
这种建立在苏维埃大叙事中的、虚假的见证者文学，直到阿列克谢耶维奇这样的作家和记者出现才得到改观。我们要注意到这点区别，阿列克谢耶维奇并非典型意义幸存者和见证者，但是为什么她所写下的反而是见证文学?
简单来说，她并不是在写作，她只是采访，记录，剪裁，筛选。她创造了一种新的文学体裁，介于记者采访与口述史之间的文献式复调书写。她这样评价自己的写作：“我一直在寻找一种体裁……在这种体裁里，人类的声音自己说话。在我的著作中，真实的人讲述时代的主要事件，例如战争、切尔诺贝利灾难，以及一个庞大帝国的崩溃。他们一起用口头语言记录国家的历史，他们共同的历史，又讲述各自的人生故事。”
诺贝尔奖颁奖词中提及这种写作，“它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都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通过对人们心声仔细地组合拼接这样非凡的方法，阿列克谢耶维奇加深了我们对于整个时代的理解。”所谓的“组合拼接”正是她独特的创作方式，她从不写作任何虚构性作品，她只是通过对大时代中无数小人物的采访，筛选出符合自己需要的文献，将各种立场的文献组合成一个时代的主题，这就是她的创作。
某种程度上她说的是对的，根本就没有任何与事实相等的文献，关于记忆中的每一件事，从不同的立场看，不同的时间看，不同人物的记忆中都会有很大的差异，只有综合尽可能多的人和角度，才能接近时代和历史的真相。这也是见证文学的精髓。最关键的是，阿列克谢耶维奇并不创作任何东西。这种创作源于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任何普通人的口头都可以讲出精彩的文学。
阿列克谢耶维奇回忆她小时候从老人那里听来的故事说：“我的父亲，我的祖母告诉我的故事，甚至比记录在我书中的更令人震惊。这就是我童年心里的震动，我的想象力也被永远地撞击了。”所以她很小的时候就对这种倾听的故事感兴趣，倾听是她所有作品的基调，也是她能够让所有人放下戒备，放下内心的恐惧，讲述自己的见证历史的前提。正如前文所言，莱维的见证文学写作正是因为建立在倾听的不可能之上。
但是在这里，讲故事的人并未像本雅明所言的那样失落了，这个传统在政治与恐怖记忆的冲击之下，逐步退隐到了私人领域，沉默的是假象，失落的是表征，遗忘的是大历史。这种枯燥的大历史是历史学家的专业，恰恰是文学家最不该感兴趣的，文学家应该对人类情感的历史感兴趣，这也是见证文学的主题，“人们在事件过程中所想的，所理解的，所记忆的。他们相信和不信的，他们经历的幻觉、希望和恐惧。不管怎样，在如此众多的真实细节中，这是不可能凭空想像或发明的。”
来源：思想者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