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西朝鲜”治下的香港岂有一国两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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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monstrators hold up portraits of five missing staff members of a publishing house and a bookstore during a protest over the disappearance of booksellers, in Hong Kong, China January 10, 2016. The banner reads, "Against political kidnapping. Safeguarding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Demanding the immediate release of the five people from Causeway Bay Books." REUTERS/Tyrone Siu - RTX21PV7

今年1月,香港民众走上街头抗议「被失踪」的铜锣湾书店5名员工。 图:达志影像/路透社资料照片

2015年10月以来,香港铜锣湾书店老板丶股东及员工5人先後“被失踪”,然後在中国的电视上痛哭流涕地认罪悔改。部分人员短暂返回香港丶向香港警方“销案”之後,又“自愿”北上“归案”。

铜锣湾书店系列绑架案,案情扑朔迷离,仍然在继续演进之中,仿佛有一双看不见的手在背後牵引这些受害者的一举一动,让他们成为失去自由意志的丧尸一般,听凭北京的指挥,恐怖气氛胜过具有香港特色的类型电影“鬼片”。

铜锣湾书店系列绑架案摧毁了香港人关於「一国两制」的最後幻想。2016年5月11日,美国国务院发表年度香港政策法报告,以3个段落谈及铜锣湾书店股东及员工失踪事件,并指该事件在香港和全球引起严重关注,是自1997年以来严重违反「一国两制」的事件。此前,香港官员包括特首丶律政司丶立法会主席都曾公开表达,在《基本法》下,中国执法机关不准在未经香港当局同意下执行任务。而李波在香港被绑架,则显示中共安全部门根本无视《基本法》的限制,在香港为所欲为。

香港出版自由紧缩,走向“内地化”

铜锣湾书店5人遭难,据说是因为出版政治类“禁书”,尤其是涉及到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八卦书籍”。

早在上世纪後半期的冷战时代,香港在英治之下享有充分的新闻出版自由,因而成为中国和台湾两边都趋之若鹜的“禁书”生产地。香港本身没有政治禁书,禁书是针对红色恐怖的中国和白色恐怖的台湾而言。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毛泽东丶江青丶林彪等以及党内高官都喜欢通过特殊管道,从香港获得政治类禁书丶色情图书和电影,这类书籍和影片成为他们的最佳娱乐。而两蒋统治时代的台湾,知识界的思想文化啓蒙,也得益於从香港夹带入境的禁书。在许多党外民主前辈的回忆录中,都生动地记载了当年他们如何如饥似渴地阅读来自香港的种种禁书。香港的禁书出版,逐渐成为香港出版业中的一个特殊领域,也成为全球华人能够“雪天读禁书,不亦快哉”的源头所在。

上个世纪80年代末,台湾解严并解除报禁丶党禁之後,台湾什麽书籍都可以出版,从鼓吹台独的书籍到毛泽东语录,不一而足,香港的禁书自然失去了魅力。而中国至今没有新闻出版自由,香港的禁书仍然是一扇中国各类读者获取异类资讯的重要视窗。即便是体制内的高官,不仅从香港搜寻大量政治类禁书,更通过“放料”给香港禁书出版业,使之成为中共党内政治斗争的延伸部分。

更有甚者,还有诸多退休高官在香港出版回忆录,披露党内机密,为自己的历史地位作辩护或漂白。比如,六四时担任国务院总理丶力主镇压学生运动的李鹏,刻意将日记稿件传至香港出版,企图撇清自己在六四屠杀中的责任。後来,在现任领导人的强大压力之下,这本已经印刷好的《李鹏六四日记》被迫销毁。再比如,曾长期主管意识形态领域的“左王”邓力群,在位时痛骂香港是一个“专门出版反动书籍的反共基地”,退休後却因为回忆录无法在中国出版,厚颜无耻地利用香港这个“反共基地”让这部差点只能“藏之於深山”的着作问世。

长期以来,中国官方对香港的禁书出版业“又爱又恨”。不过,为了让香港成为一个最佳“观测孔”,中南海对香港出版业者仍然网开一面。即便是烽烟四起的文革时代和邓小平血腥镇压六四学运之後风声鹤唳的90年代初,中共最高层都没有对香港的禁书出版领域斩尽杀绝。然而,习近平执政之後,连续推出诸多强硬手段,妄图将香港的禁书业全部扼杀,让中国游客在香港无书可买,也让香港彻底“内地化”。

23条已经悄然在香港实施

铜锣湾书店的5名涉案人中,桂民海和李波是主角。桂民海在泰国的度假屋中被多名不明身分的男子带走,然後在电视上自称是爲10多年前的一起车祸“投案自首”。然而,泰国海关并无桂民海的出境记录。李波则是在香港郊区的仓库附近,遭到不明人士之绑架,之後在深圳与前去探访的妻子会面。然而,香港出入境处证实并无李波的出境记录,香港警方在其家中找到回乡证。除了共产党,哪一个黑帮有这种通天的本事,可以在不同地点实施绑架乃至让被绑架者爲绑匪开脱呢?

而李波原本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普通香港人,这一次出乎意料地成为国际新闻的主角。中共安全部门对李波的越境绑架,涉及香港的言论自由及一国两制的生死存亡,更涉及海外数千万华人乃至所有批评中共政权人士的言论自由和生命安全,其恶劣程度超过中共对国内人权活动人士的打压,并因践踏国际法和联合国人权宣言,成为全球瞩目的国际性事件。

在香港各个领域占据要津的中共地下党们,在铜锣湾书店系列绑架案在国际媒体上的报导如火如荼之际,终於按捺不住,站出来捍卫党的名誉丶丑化桂民海和李波等人。看北京脸色行事的行政长官梁振英表示,警方正调查事件,希望失踪的李波提供相关资料助查案。李波已经落入中共魔爪,如何自己提供资料?这个说法就像是要求“没有来的人举手”一样荒诞。金融界立法会议员吴亮星引述朋友讯息,指「五条书局友」偷渡回内地宿娼嫖妓被捕,遭到李波妻子的痛斥。中澳法学交流基金会主席马恩国表示,李波可能违反涉及国家安全的刑法。「《基本法》不是至高无上丶不可撼动的,党和国家的安全稳定才是至高无上丶不可撼动。」马恩国甚至以贩毒作比喻,认为李波是「主犯」,执法部门不只要抓贩毒的人,更要抓制造毒品的人。出版批判中共领导人的书籍,难道可以比拟爲制造毒品吗?

官方喉舌《环球时报》的社论,不打自招地暴露出以习近平爲首的中央政府对香港的防范以及改造之心:「在『两制』的同时,香港与内地还首先同属『一国』,香港不能是敌对势力从事颠覆国家政治制度活动的特殊基地。」社论直接抨击铜锣湾书店说,书店业者「以挑衅的政治方式为自己谋利」丶「不能不说它变相插足了内地的事情,损害了内地保持和谐稳定的重大利益」。所以,即便铜锣湾书店业者的出版活动符合香港现行的法律法规,但北京不再袖手旁观,在香港的所作所为,仍然可以用内地的法律来惩罚之。

铜锣湾书店系列绑架案,让每一个香港人都必须面对“丧钟为谁而鸣”的严峻处境。就连养尊处优丶富可敌国的李嘉诚,都感到寒气逼人。香港大学研究中国媒体的专家班志远说,无论这些书商遭遇了什麽,他们命运的不确定性都「让每个人感到惊恐」。香港资深评论人徐少骅指出,「李波事件」反映出一种特殊的「中国逻辑」,「按此逻辑推论,在香港的合法行为只要被视作影响到国家的和谐稳定,就是犯了国法,无论你身处哪里,中国公安系统都有权把你抓回去伏法」。换言之,虽然23条国安立法未能成功,但没有23条,中国公安仍然可以奔赴香港执行中国的法律。

寒蝉效应已经不止於文化丶学术和新闻出版这些跟意识形态有关的领域。香港学者蔡子强在《压垮驼峰的最後一根稻草》一文中指出,李波案的影响已经溢出新闻出版和文化界,波及商界。不同的外国商会,都不约而同对李波失踪案表示高度关注。很多外商因为节省成本和开拓市场的关系,不得不在大陆设厂或销售点,却仍然选择把总部留在香港,这是因为他们对香港的法制仍有信心,认为可以为他们提供足够的人身安全和人权保障,而非像在大陆般,一旦惹上官非,便无所适从,甚至求助无门,任由宰割。但李波失踪案,却对这些外商带来了很大的心理震撼,原来在大陆惹上官非,就算身在香港,也可能会被挟持返大陆,让外商不得不重新考虑,在香港是否真的绝对安全,是否应再保险一些,把亚太总部撤离香港,迁至新加坡等其他亚洲都会。事实证明,摧毁香港金融和国际营商中心地位的,不会是占领中环,反而可能是一国两制的遭到蚕食丶日暮途穷。

习近平可能对铜锣湾系列绑架案不知情吗?

中共当局对铜锣湾书店事件的解释,越描越黑。纽约大学法学院教授孔杰荣(Jerome A. Cohen)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当局至今不知如何对香港书商被绑架事件做出解释,讲出各种版本的故事,但一次比一次显得更愚蠢。绑架和电视认罪等一系列违反国际法和中国刑诉法的行为,显示中国执意向世界宣布它蔑视法治。有关李波被绑架的丑闻是非常悲惨的故事,「这是中共日益挑衅行为的一部分,运用绑架和其它非法手段把那些他们不喜欢的丶批评中国的人士抓到中国去」。

海外亲共媒体见势不妙,爲习近平辩护説,铜锣湾书店系列绑架案发生之时,北京最高层并不知情,这是下面的官员胡作非为,败坏了领导人的名声。对此,孔杰荣反驳说,这是无人相信的胡说八道,「习近平可以谴责那些行为,他可以解雇那些做坏事的人,但我们没有听到任何反应,没有批评,也不承认,甚麽也没有。事实证明,这些绑架者的所作所为正是他们的领导人想要他们做的,他们想制止有关习近平的书的出版。」毫无疑问,是先有了习近平义和团和红卫兵式的执政方式,才有下面的强力部门的为所欲为和邀功请赏。很不幸的是,香港成了被这头公牛肆意捣毁的瓷器店。

习近平上台之後,彻底改变了此前邓小平留下的“韬光养晦”的对外政策,要向慈禧太后那样“对万国宣战”。因此,习近平对处於帝国边缘地带的香港也不再使用江胡两朝的怀柔手段。习近平命令有关部门推出“净网”丶“固边”丶“清源”丶“秋风”和“护苗”等一揽子的信息管控专项计划,国信办在向互联网企业负责人解释有关行动时说,将运用多种手段重点打击港台主要“反动传媒机构”,全面打击丶封堵境外媒体资讯及出版物。

铜锣湾书店的系列绑架案,正是在此一背景下展开的。身兼数10个职位丶“全知全能“的习近平,不可能闭目塞听,对此类国际瞩目的事件一无所知。为了将一本涉及习近平情史的书籍“扼杀在电脑中”,习近平当局撕下最後一层面纱,露出与北朝鲜金家政权一样的狰狞面目——人们终於发现,在制度文明的层面,鲜衣怒马的中国并不比缺衣少食的北朝鲜进步和文明多少。近年来,幽默的中国网民给中国取了一个新鲜而亮丽的名字“西朝鲜”——因中国在地理上位於北朝鲜的西边,故以此命名。“西朝鲜”丶“赵家人”和“强国”,像暗号一样,成为中国网民个个心知肚明的创意词汇。

铜锣湾书店系列绑架案显示,中共政权已经百无禁忌,亲手撕毁《基本法》和一国两制的承诺,更是无情践踏《中英联合声明》。对此,国际社会的反应一波高过一波。李波持英国海外居民证件,而桂民海更是持瑞典护照,英国和瑞典不能无动於衷。英国和瑞典原本积极呼吁解除欧盟对华军事禁运,这一次,两国公民或居民被中国政府秘密绑架,使得两国政府不得不重新评估与中国的关系,下一步不太可能继续爲中国充当说客。反之,欧盟议会丶美国国会等机构有可能通过相应的制裁法案,认定中国为“绑架恐怖国家”,与北朝鲜并肩而立。那麽,下一步,习胖与金胖会“相见欢”吗?

来源:新头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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