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4月15日，波尔布特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一个传奇而充满矛盾的人生终于告一段落。
他曾是柬埔寨的最高领导人，但也是实行恐怖统治的独裁者；他出生在农民世家，却从小在皇宫长大；他是地道的柬埔寨人，却在法国接受了改变其一生命运的高等教育；他以巨大的权威掌控着“红色高棉”，却行事低调隐秘，以至于他登上国家总理的宝座时，世界仍对他一无所知。今天，波尔布特这个名字已经成为了当年让人闻之色变的“红色高棉”的代名词。这位当年的游击队领袖没有格瓦拉般的四海为家的精神气质，也不拥有普拉巴卡兰以卵击石式的斗争审美，更从不把坤沙式的独立王国当作终极目标。他是自称“毛主席的学生”的政治领袖，但他的几乎每一个决策都要比他的“导师”更加走向极端，并造成更为令人毛骨悚然的巨大灾难。当世人纷纷惊诧他的暴虐时，却又发现这个农民模样的政治领袖其实是一个温和的普通人。
一，邮轮的返航
故事要从1949年8月从西贡起航的牙买加（Jamaique）号远洋轮船讲起。这个时候正是东南亚的雨季，潮湿的空气和不断鸣响的汽笛是繁忙的西贡码头留给人们的最深印象。法国人已经在这里统治了将近一百年，处处都是法式风格的建筑和邮轮，只有那一张张行色匆匆的面孔才能让你意识到这里是离法国万里之遥的亚洲。
在踏上牙买加号的人群中，有21个身份特殊的柬埔寨年轻人。不久前，柬埔寨政府特地在首都金边为他们举办了饯行晚宴–作为新一批法国留学奖学金的获得者，他们是这个饱经苦难的国家的天之骄子、未来希望。在这些踌躇满志、前景光明的青年精英中，一个叫做沙洛特绍（SalothSar）的年轻人显得毫不起眼。在其他赴法留学的同学眼里，身材高大但相貌平平的沙洛特绍性格朴实、低调腼腆，谁也不会想到数十年后的他竟会成为一个在祖国家喻户晓的人物。当然，那时他已经改用了新名字：波尔布特。
波尔布特出生在柬埔寨的一个富裕的农民家庭，家境殷实，衣食无忧。他两岁那年，家里的表姐被选入皇宫成为王妃，更是一举让这个家跃入了社会上层。不久，波尔布特的大哥洛特颂（Lothsuong）依靠这层关系在皇宫谋得职位，并在四年后带着年幼的波尔布特来到首都居住。按照柬埔寨的传统，波尔布特出家6年，并在寺院里接受了基础教育。这个从农村来的小沙弥第一次体验到了集体生活。还俗后，特殊的家庭背景和他本人的良好成绩使他在同龄人的竞争中一直处于领先位置，更重要的是，他早早地接触到了一批后来成为他亲密战友的同学们：乔森潘、英萨利、符宁、胡荣、宋成……这些红色高棉元老的相似求学经历为这个后来掀起血雨腥风的组织刻下了深深的烙印：既是沙龙，也是家庭，最后才演变成会党。
最初，这个后来成为柬埔寨共产党中坚力量的小团体更像一个沙龙。留法期间，这批对祖国前途命运感到深深忧虑的年轻人不约而同地被共产主义理论吸引住了。不到一年时间，波尔布特就在巴黎加入了共产党，并成立了海外第一个“柬埔寨马克思主义小组”。包括波尔布特在内的柬埔寨留学生几乎天天都要举办讨论会，用全新的视角分析祖国的形势。有趣的是，这个带有沙龙色彩的学生团体竟开始产生了越来越多的家庭色彩–除了深厚的同学情谊，波尔布特和后来担任民柬外交部长的英萨利甚至娶了两姊妹为妻，成为了姻亲。而到了红色高棉后期，领导层中更是充斥着“第一代”领导人的各路亲戚。浓厚的家庭色彩也是红色高棉核心权力层保持长期“共进退”的重要原因。
当然，无论这个巴黎时期的学生团体是沙龙还是家庭，最终它都将卷入革命的洪流，化身为一个会党，或者某种程度上，变成一个帮会。当1953年，波尔布特登上了和他前往法国时搭乘的同一艘邮轮“牙买加号”返回祖国的时候，他对这个“会党”的雏形已经有了构想。
二，“大哥”的崛起
当时的柬埔寨，刚刚从法国殖民者手里取得独立，被称作“独立之父”的西哈努克亲王声望如日中天。面对百废待兴的国家和日趋激烈的冷战对抗，西哈努克亲王正努力在大国的夹缝中寻找国家发展的机遇。虽然已经获得独立，但柬埔寨国内的政局依然非常动荡。一方面，由越南支持的“高棉解放运动”及其它反对现政权的派别不断向政府发起挑战，另一方面，西哈努克日益感到自己正在丢失对核心权力的控制–他的朝中重臣朗诺和施里玛达一步步攫取了实权，并获得了美国的支持。
此时返回祖国的波尔布特已经自认是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了。虽然他的公开身份是一名“进步知识中学”的法语教师，但实际上，他已经和陆续归国的同学们一起开展了大量建党的准备工作。1960年9月，“柬埔寨劳动党”在金边举行的一次秘密会议中正式成立。原印度支那共产党的元老杜斯木当选总书记，波尔布特则被选为中央委员，跻身党的核心层。两年后，杜斯木神秘失踪，波尔布特接任党的总书记。
虽然没有明确证据表明杜斯木的失踪和波尔布特有关，但如此蹊跷的事件后来还是遭到了许多人的怀疑。但无论如何，当时波尔布特给出的解释是“杜斯木同志遭到敌人绑架后失踪”，并一举掌握了柬埔寨劳动党的最高权力。从此，这个雄心勃勃的革命组织终于展现出它“会党”乃至“帮会”的一面：全党无条件服从一个领导者、杜绝任何党内反对派的存在、制定明确的党派纲领。15年后，波尔布特在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曾说：“1962年，党的路线被明确。一，进行民族革命，从柬埔寨消灭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二，进行民主革命，从柬埔寨社会中铲除封建地主、反对的买办资本主义制度。”
随着这个从事秘密地下活动的新生党派逐渐浮出水面，西哈努克政府加大了清剿力度。很快，波尔布特和他的亲密战友们的名字登上了柬埔寨全国通缉令，而且特殊的意识形态也让他们正式开始背上“红色高棉”的标签。但区区一纸通缉令已经阻挡不了波尔布特走向革命的步伐了。波尔布特和战友相继离开金边，进入丛林地区，正式开始游击生涯；“柬埔寨劳动党”也被更名为“柬埔寨共产党”。随后，他以柬埔寨共产党总书记的身份访问了河内和北京。在北京期间，陈伯达、康生等文革时代的代表人物为他系统地介绍了中共跃进、整肃的经验。更具意义的是，波尔布特在党内有了新的称号：“一号兄弟”（BrotherNumberOne），简言之，就是“大哥”。
接下来的几年里，波尔布特深深体会到了“枪杆子里出政权”的道理，并积极扩大武装力量，静待时机。至1970年初，红色高棉的根据地总人口已经接近100万，包括游击队在内的武装力量以超过5万人。
1970年3月，机会来了。朗诺发动政变，罢黜正在苏联访问的国家元首西哈努克。几乎走到穷途末路的西哈努克亲王不得不辗转来到北京，在毛、周的支持下，于北京成立了“民族团结政府”，对抗国内政变成功的朗诺势力。波尔布特敏锐地抓住了机会，与彼时的敌人西哈努克结成了同盟，共同反抗朗诺政权。由于越战的战火此时已经烧到柬埔寨，柬埔寨国内对于美国的敌视空前高涨，波尔布特和西哈努克捐弃前嫌建立的联盟迅速成为了国内反抗力量的核心。仅用了5年的时间，红色高棉游击队的星星之火，形成了燎原之势，竟一步步拖垮了受美国援助和武装的朗诺军事力量。就像当年斯诺在延安看到的景象一样，法国记者索恩在红色高棉的“解放区”看到了这样的景象：“抵抗武装在军事素质和武器装备方面都算不上先进，但游击队的指挥官非常强调纪律的作用……没有战事的夜晚，会举办各种会议和训练班。课程的语言非常简朴，主要集中在阵线的政治路线方面……这些刚进入训练班时可能连民族团结阵线是怎么回事都说不清楚的农民，居然能够在半个月后满口的政治术语，对敌我关系和各派矛盾说出一套完整的看法……”
1975年4月，战局日趋明朗，波尔布特的游击队节节胜利，包围首都金边。朗诺以及大部分的政府官员、外国使节纷纷从波城东国际机场起飞，逃离这个即将被红色高棉统治的国家。如奥斯卡获奖影片《战火屠城》(TheKillingFields)描述的，4月17日，当红色高棉武装进入金边，市民们惊讶地发现，这些扛着重机枪、身上挂满子弹的战士们竟大多还是十四五岁的孩子。他们脸上看不到“解放”首都的喜悦，相反，他们的神情显得冷漠、警惕，对这座古老的城市充满了敌意。
三，“安卡”的实验
对于“一号兄弟”来说，舞台终于搭好了。
就在红色高棉游击队抵达金边的当天，人类历史上一个空前绝后的计划开始实施了，从此掀开了红色高棉执政的序幕：包括金边在内的所有城市的居民全部撤离，撤往农村进行劳动改造。于此同时，“安卡”宣布，柬埔寨即日起正式废除货币、市场和私有财产制度。
“安卡”在柬埔寨语中是“组织”的意思。波尔布特一直奉行“秘密”原则，不但自己行事低调隐秘，甚至连“柬埔寨共产党”这一称号都从未公开使用。一直以来，这个组织称自己为“柬埔寨革命组织”，直到1977年才正式公开。而“安卡”，实际上就是最高权威波尔布特的代名词了。
“安卡”发出的命令从来都是得到绝对服从和执行的。为了安抚百姓，金边的广播里开始陆续传来解释性的消息：“美帝国主义即将对金边进行轰炸，出于安全考虑，全体市民需要撤离，谁也不准留下……不准携带任何行李，因为不久后就可以回家了。”
士兵们用冲锋枪指挥着这座城市前所未有的大迁徙。“空城”的命令下达后，红色高棉没有给市民留下任何准备的时间，而是由全副武装的士兵遍地搜寻不肯离开的人，凡见到稍有迟疑的人，立即当街处决。顿时，金边满城枪声。有些家庭因为等待未归的亲人而遭集体杀害，有的医生和护士因为抢救病人延误时间而被击毙，路边还时常能看到弃婴和老人的尸体。由于奇缺食物和药品，这支百万人的迁徙大军中不断有人倒下，尸骨遍布金边通往周边农村的道路。一路上，大量人员仅仅因为戴着眼镜或是腕上带着手表而被枪决，理由是“眼镜象征知识分子，手表象征资产阶级”。而一些人冒险夹带了钞票，却发现货币已经被禁止使用，一切财产作废，自己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无产者”。
离开金边的大军走到半路时，人群又被强制停下，每个人被要求说出自己的出身和经历。凡是拥有知识分子、僧侣、技术工人、商人、城市居民身份的人，都被划分为“新人”，派往各地的农村进行“改造”。而一旦被鉴定为“朗诺政权的人”、“对新政权不满”或是“阶级成分包含地富反坏”，则一律格杀勿论。至于在柬埔寨文化中地位极高的僧侣，红色高棉的做法是“关闭所有庙宇，命令僧侣还俗”。
不到一周时间，金边这座被誉为“东方巴黎”的都市变成了一座废弃的“死城”。对于波尔布特来说，这场伟大的实验取得了一个完美的开场。在一份发给党内中层干部的文件中，波尔布特满怀自豪地说：“从金边撤出所有人口这样的壮举，是任何国家的革命都不可能做到的”。
在军队武力的强制下，百万城市居民迁往乡下改造，开始了家徒四壁、刀耕火种的生活。“新人”被要求学习农活，种地修渠，并加入合作社。合作社的劳动强度极大，每十天休息一天，每天的规定劳动时间是12.5小时，后来增至15.5小时。为监督进度，当局设立了自行车游车队到处巡视，严禁农民聊天、歇息。到了晚上，公社还要召开学习会，贯彻“安卡”的精神，进行政治学习。有时，干部们会鼓励“新人”忏悔自己在过去的犯下的错误，有些“新人”们这么做了，他们得到了在场所有同志的掌声和鼓励。可是当天凌晨，他们就消失了。
当城市“清空”以后，波尔布特治下的柬埔寨开始大步地迈向集体化，私有制被禁止。除了集体劳动以外，公社社员用餐一律在公社大食堂进行。起初规定一日三餐，后来由于粮食短缺改为一日两餐，再后来每餐饭仅供应稀粥和野菜。这套制度很快就使得柬埔寨“浮夸风”盛行，各地“放卫星”，全国不久便陷入了大饥荒，饿殍满地。根据相关回忆录，连身在首都金边的中国援柬专家都吃不饱饭，需要从中国驻柬使馆紧急调送压缩饼干充饥，更别说遍布全国农村的“新人”们了。然而，波尔布特在1977年访华时是这样介绍柬埔寨农业发展的：“1976年每公顷生产3吨稻谷的计划，我们已经胜利地完成了80%，这就使得我们能有足够的粮食解决我们人民的生活问题，平均每人312公斤稻谷，而且使我们能在1977年开始出口数万吨大米。”
在波尔布特看来，柬埔寨之所以沦为殖民地，屡遭外国入侵，是因为腐朽的“旧思想”污染了人们的灵魂。他决定进行一场彻底的全民文化改造。红色高棉关闭了所有的正规学校，禁止书籍出版，取缔传统艺术。全国的广播台只在金边保留一家，作为党的“喉舌”–由于民间的收音机均被没收，所以人们也只能在军队、工厂、机关和合作社集体组织收听。国内过去已出版的书籍被一律看作旧社会荼毒，遭到焚烧，而红色高棉政权并不出版新书，即使是阐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著作也从未印发。至于过去的知识分子阶层，几乎全部被打成叛徒、特务，在两年内被清洗殆尽。在日常服饰方面，百姓被强迫统一穿上黑色的革命装或者军装，而妇女不准留长发，不能戴首饰，否则就可能引来杀身之祸。
为了彻底改造下一代柬埔寨人，“安卡”决定消灭“家庭”这一概念。当局规定禁止自由恋爱，婚姻由“安卡”作主，实行“配给制”。谁自由恋爱或男女同行有亲密之嫌，就要在“生活会”上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不服者就被批斗。起初，结婚由“组织介绍”，到了后来干脆发展到由组织按阶级成份及合作社社员等级“指定”(如男学生必须娶农妇)。组织指定后得“绝对服从”，然后举行婚礼。每半年，公社安排一次集体结婚仪式，而仪式前，结婚配偶的姓名是绝密的。对于已婚的夫妇，夫妻二人必须分开编组，各自生活，一到两周才允许团聚一次。孩子们则被从父母身边带走，接受统一的管理和教育。母亲每月获准探视一次，父亲每半年探视一次。孩子们则被要求报告大人的“反动行径”。有一些人为了存活下来，假装不识字，但却被自己的孩子发现私藏了书本，报告给“安卡”。于是，父母被杀害了，而孩子们则得到奖励。波尔布特对这套大刀阔斧的社会改革感到满意，他曾对华国锋说：“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剥削阶级的腐朽、糜烂、偷盗、斗殴和肮脏的社会弊病和文化残余，在我国都已经基本上被伟大的群众运动扫除干净了。”
四，同志的屠刀
“安卡”的实验带来了毁灭性的后果，在这个“纯粹”的共产主义社会里，国民经济全面崩溃，粮食产量直线下降。但波尔布特仍然对“超大跃进”的计划充满自信，他在1978年4月说：“我们的祖国在各方面以跃进的速度取得了非凡的进展，特别是在农业方面有了大片大片的农田系统和纵横各地的水利系统。在工业和手工业方面，工厂和车间像雨后春笋一样蓬勃发展。卫生、社会福利、政治和文化教育、技术方面也取得巨大进展……由于柬埔寨共产党的领导，工人和贫农都成了河流、土地和革命的主人。他们有住宅、适量的衣服、足够的粮食，生活在平等、进步和繁荣的社会中……尽管民主柬埔寨刚刚摆脱了毁灭性的战争，正在从事农业生产，但却有了足够的稻米，除供给本国人民之外，还向外国出口。”
当然波尔布特并非完全看不到“革命”遭遇的困境，但是他把一切困难归结为“敌人的特务、叛徒、叛国贼进行的破坏和捣乱”，而最直接有效的解决办法就是“大清洗”。
在波尔布特出任政府总理后，他就开始以肃清亲越分子、克格勃间谍、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务和新混入党内的异己分子为借口开始内部清洗。柬共创始人之一高密、东北大区书记黎萨南、外交重臣韩森雷、驻越南大使森安、驻华大使笃砍敦、商务部长贵通和苏瓦西、交通部长笃平……数月内，一大批党内高级官员被枪毙。和历史上发生过的其它大清洗不同，红色高棉内部清洗时采用“全称判断”，即清洗对象可以是某个地区党政组织、军队系统的全部成员甚至总人口。在1978年，波尔布特下令对东部大区地方干部和军队系统的大清洗竟然在半年内处决了10万多人。东部柬埔寨变成一片人间地狱。
这场大清洗运动的代名词，就是“S-21”
S-21本来是地处金边东北的一所中学。1975年底被用作红色高棉关押犯人的看守所。短短4年时间，这里总共关押过20000多犯人，据信只有6人侥幸生还，足以和纳粹集中营相提并论。
在这座四周架起带高压电的带刺铁丝网的恐怖监狱中，原先的教室被改造成一个个狭窄的拷问所，所有的窗户都被铁条覆盖，并绕上电线以防止犯人逃脱。S-21中的被关押者除了少数朗诺政府的官员、刑事犯罪分子外，绝大多数是红色高棉的官员或柬共党员、大区书记等高官、士兵、知识分子等。所有的供词均承认犯有反党罪行，供认自己是外国情报机构的特务。这些供词都是在严刑下被逼供的，包括妇女、儿童在内的嫌犯供认后即被枪毙。随着处决任务越来越多，为了节省子弹，S-21开始用棍棒重击、斧头砍杀犯人。后来S-21的罪行被揭发后，人们在这座监狱发掘出近9000具尸体，而许多头盖骨上还留有斧头砍出的痕迹。
严刑逼供是S-21的常规事项。到达集中营后，犯人们先被照像存档，然后被强制脱去所有衣物，去除所有可能的自杀物。接着，S-21会逐一对犯人进行审问，并设计出一套用来让犯人承认有罪的审讯系统。犯人们会被电击、热烙，悬挂或被其他可怕的工具予以审问。很多犯人根本受不住酷刑而死亡，即使是意志最坚强的犯人，让其招供也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供词的不断增加就使得牵连的人员越来越多，党内人人自危，每个人都拼命保全自己、揭发他人。S-21的人道主义灾难使得当时该监狱的主管康克尤（KaingKekIeu）后来成为了千夫所指，而这位被视为魔头的监狱长是如此辩解的：“我是做了很坏的事情。但是我改变不了什么。所有指示来自红色高棉中央……只要被捕，就必须死。这是党的决定。我们只是负责审讯和向中央报告……我无法逃避，因为我的家人是他们的人质。一旦我逃离岗位，我家人的下场与其他犯人的命运一样，我反抗也帮不了谁。”
对于波尔布特来说，事情似乎并不那么复杂。他判断“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帝国主义和外国反动派的间谍特务”约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一或百分之二，基于此，坚决镇压这“一小撮反革命”是理所当然的。
这场大清洗不但在柬共内部不断发酵升级，也在全社会铺开。1978年，红色高棉还公布了《处理懒惰人法则》。根据这个法则，被判定为无故不出工、迟到早退、磨洋工的农民均将被罚停食、带脚铐劳动。屡犯者则直接用实心木棍处死。令人悲叹的是，连华侨也不能幸免这场灾难。尽管中共是世界上仅有的几个对红色高棉友好的政权之一，但在柬埔寨的华侨全部被定性为“资产阶级”，华语被禁止，一旦发现有人讲广州话、潮州话或海南话便会以“搞特务活动”为罪名而被捕。当时，大量的华侨逃到中国驻柬埔寨大使馆或找到中国援柬专家，请求祖国的帮助，然而他们得到的答复却是“要坚忍，顾全大局”，或是“你们应该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对你们有好处。”
五，枭雄的尾声
尽管一再强调柬埔寨革命的高度独立性，波尔布特从未否认自己是“毛主席的学生”。1976年毛去世，波尔布特代表柬共发来唁电。唁电中，波尔布特称毛为“兄弟般的战友中国人民的敬爱的伟大领袖，国际无产阶级和世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杰出导师，柬埔寨人民亲密和热情的战友”，并真诚地表示“对于我们柬埔寨革命来说，毛主席提供给我们最珍贵的援助就是‘毛泽东思想’。”在唁电中，他甚至还提及《论持久战》、《矛盾论》、《实践论》、《新民主主义论》、《论人民民主专政》等“不朽的文献”，并多次引用“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人民战争”、“民族统一战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等典型的毛式论断。
中国对于红色高棉的支持也是不遗余力的。1977年9月波尔布特访华，《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刊发相关报道，不吝赞美之辞：“全国解放后，柬埔寨人民在柬埔寨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为保卫和建设国家而继续斗争。柬埔寨人民保持高度的革命警惕，粉碎了国内外敌人的阴谋活动，巩固了无产阶级政权。在重建和发展国民经济方面，柬埔寨人民发扬战争时期的革命英雄主义传统，艰苦奋斗，不断总结经验，取得了新的成就。由于热火朝天地开展了大办农业的群众运动，在短短的时间里基本解决了粮食问题。今日的柬埔寨到处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而华国锋则在欢迎宴上称波尔布特为“坚强的革命战友”。
这一次，波尔布特在中国前后逗留了半个月。和他年轻时来中国学习游击战经验不同的是，他如今是来社会主义“老大哥”这里取经的，尽管中国当时已经结束文革，并已经开始酝酿改革开放了。波尔布特参观了大寨、华西大队（今华西村）、上海城东公社毛巾厂等计划经济时代的代表性单位，并表示自己“深受启发，要把中国的经验带回柬埔寨去。”
相应的，中国副总理陈永贵（大寨的代表性人物）、人大副委员长邓颖超也相继访柬，受到波尔布特的热烈欢迎。陈永贵几乎跑遍柬埔寨的每个大区，一再赞赏柬埔寨人民“冲天的干劲和忘我的劳动推动工农业生产以跃进的步伐向前发展，短时间内就基本解决了粮食问题。”邓颖超也说自己“既是客人，又要当学生。”
可叹的是，两个红色政权的历史轨迹很快就滑向了不同的方向。1978年起，波尔布特的国家开始濒临崩溃。除了饥荒、屠杀造成的非正常死亡外，当年8月爆发的大规模洪水进一步将红色高棉推向深渊。波尔布特强硬地表示“柬埔寨在严重的自然灾害面前能够自力更生，绝不会接受任何国家或国际组织的援助”，结果这个政权彻底失去了民心。1978年下半年，一批为躲避大清洗而逃至越南避难的前红色高棉军官组织了一支规模庞大的反抗力量，他们在越南的支持下，向波尔布特和他的武装发起了挑战。红色高棉4年左右的残酷统治很快走到了尽头。面对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越军，红色高棉的这支由游击队发展而来的国防军一溃千里。尽管越南和柬埔寨之间有着很深的历史纠葛，但相比之下，百姓更希望尽快结束这段令他们不堪回首的红色时代。人民不再为波尔布特的游击队提供支持，而是纷纷找到越军，主动为其引路。
波尔布特怎么也无法想通为什么自己会被人民抛弃。金边失守后，他率领红色高棉残部重回丛林，开展游击战，力图重新执掌政权。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红色高棉执政期间犯下的罪行逐渐露出水面，柬埔寨的新政府也得到平稳过渡，波尔布特的地盘越缩越小，连他的老朋友中国人也彻底抛弃了他。1979年波尔布特撤入丛林时，《人民日报》在头版刊发《胜利一定属于柬埔寨人民》一文，用坚定无比的口吻支持波尔布特。可6年后，当波尔布特迫于压力退休时，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对此发表评论：“这是柬埔寨联合政府内部的人事调整，看来这种调整有利于团结柬埔寨人民，我们尊重柬埔寨人民的选择。”
重新转型为游击队领袖的波尔布特一直在咬牙坚持，最终还是走向了毁灭。1997年，他怀疑自己的亲密战友，也是红色高棉的总司令宋成通敌，亲自下令枪毙宋成一家老小11人。这件事情终于在红色高棉内部引发激烈反应，宋成的部下逮捕了波尔布特，并将他软禁。次年，这位柬埔寨的一代枭雄病故，对外公布的死因是心脏病突发。他的死亡被视作一代暴君的离去，而他曾经“兄弟般的战友”中国也仅称他为“前红色高棉领导人”，并未用任何其他正面的修饰语。
六，红色的幽灵
今天的柬埔寨已经走过了那段血雨腥风的历史，走向了和平。红色高棉在波尔布特去世后也迅速解体，游击队员纷纷走出丛林，重返社会。红色高棉的前领导人也陆续接受了审判。这些前领导人在法庭上几乎都把罪恶推到了波尔布特一人身上–“是波尔布特让我这么干的”、“我没有决策权，波尔布特才有”，“我不执行的话，波尔布特就要清洗我全家”……这些辩词也渐渐强化了人们心中波尔布特“青面獠牙”、“混世魔王”的形象。就像乌干达统治者伊迪·阿明被传为嗜食人肉一样，波尔布特本身的罪恶、人性的扭曲被人们深深铭记。
可这，恐怕并不是真实的波尔布特，把责任推给波尔布特“丧尽天良”显然是有失公允的。大多数与他接触过的人都真诚地表示，波尔布特是一个面目慈善、言语轻柔、腼腆憨厚的人。他有着农民质朴的面孔和心灵，满腔的爱国热情，还有坚强的意志。从踏上牙买加号的航船起，他就一直为心中“建设新柬埔寨”的理想日夜奋斗。他执着地相信自己找到了国家富强的答案，而这个答案，就是后来被视作飘荡在全球的“红色幽灵”。从这个意义上说，波尔布特已经超越了毛泽东，这个被他视作革命导师的共产主义者。毛无论怎样推动无产阶级专政，也不至于完全割掉“资本主义尾巴”。然而波尔布特走的更极端、更彻底、更快，他和他的游击队用机关枪顶着每个柬埔寨人的后背，一步到位地把这个国家推向了共产主义的理想国。毛在中国发起的每一个运动，都有了柬埔寨版本，只是这些新版本更加走向极致。
那么问题出在哪儿呢，是马克思主义吗？我们不难发现，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有着严密的逻辑理论和强大的道义力量，既包含着“理性”的科学论断，也包含着“人类解放”的道德感召力，因此能够产生极大的社会动员力。而且，在一个矛盾重重，战乱不断的社会里，阶级斗争学说比主张和平宽容的自由主义更富有说服力。更重要的是，马列主义描绘的世界蓝图中，给出了一个重大的利益重新分配方案，这对于柬埔寨这样的后发国家来说有着天然的吸引力——爱国主义和民族复兴的热望大大增加了马列主义对“第三世界”爱国者们的诱惑。而且，按照这套理论，无产阶级将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一旦实现，这个意识形态集团的权力核心，将历史性地创造人类文明的新形态，名垂青史，这难道不令人怦然心动吗？
波尔布特心动了。但是，把红色高棉的罪恶归咎于马克思主义引发的乌托邦幻想，亦把问题简单化了。真正可怕的，不是“乌托邦”，而是“强制实现乌托邦”。乌托邦本身强调人类的德性、理想秩序，是向善的力量，只有当它与权力、暴力结合，强制所有人为实现乌托邦而“改造”的话，带来的才是我们在柬埔寨看到的悲剧。所以，人类文明未必要“告别乌托邦”，而是要“告别强制”。当然，告别强制要比告别乌托邦困难得多，因为强制背后是暴力和利益，而乌托邦本身往往只是托辞。
对于波尔布特来说，这一切显得太过抽象了，因为权力和理想在他的脑海中已经纠缠在一起，无法各自分辨了。他更像是一个糅合了乌托邦理想和强烈爱国热情的权术家–对“制度理性设计”的极端自信、引领民族复兴的使命感以及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在这个柬埔寨人的身上碰撞到了一起。从这个意义上讲，当波尔布特晚年一再坚持自己“良心是清白的”时候，我们也多少能够理解他内心深处的逻辑。如果说波尔布特亲手设计的制度是陷入了“理性的自负”的话，那么波尔布特本人其实也陷入了“德性的自负”。致命的自负遮蔽了自己内心的残忍和乖张，也造就了不可抑制的自我膨胀。当古往今来失去权力的大人物为“为什么我的人民抛弃了我？”而哀叹迷惑的时候，波尔布特的故事可能是最好的教材。
来源：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