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07-05

副国级苏荣、广州市委书记万庆良、军委副主席徐才厚一个接一个落马,反腐风暴席卷党政军,民众开始相信,更大的老虎也一定会打掉,腐败没有特区,没有特权,更没有死角!这届政府的反腐决心与雷厉风行的大动作,无疑越来越多民众充满了希望,让少数贪污腐败分子胆战心惊。

但我们也要看到,虽然疾风骤雨似的运动式反腐对陷入腐败如此之深的中国很有必要,但对腐败最行之有效的最终解决办法,恐怕还得进一步走上制度反腐之路。当然,这一点我们已经在这届政府反腐过程中看到端倪:例如刚刚颁布七个省级法院试点改革和纪律检查的改革、整顿四风的严厉执行和对官员财产、出国定居的规定。这当然还远远不够,还需要进一步从制度上杜绝腐败、监督腐败、惩治腐败。可毕竟已经开了一个制度反腐的先河。

为什么说制度反腐如此重要呢?让我们先来看看中共反腐的历史。早在1932年,当时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谢步升利用职权贪污打土豪所得财务,私自利用公章开证明为自己偷运财务牟利。时任苏维埃共和国主席的毛泽东义愤填膺地说:“腐败不清除,苏维埃旗帜就打不下去……与贪污腐化做斗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天职,谁也阻挡不了!”是年5月9日,谢步升被枪毙。这是中共历史上记载被枪毙的第一个大贪官。

改革开放后,同样是在江西省这个曾经的革命圣地,2000年3月8日,中共以贪污受贿罪枪毙了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胡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个被判处死刑的副省级高官。我当时曾在文章说,当年,中共在南昌打响了反对国民党贪污腐败的第一枪,如今,中国又在南昌打响了清除党内贪污腐败的第一枪。没想到的是,十八大后落马的首位副国级高官苏荣又是江西的省委书记。

这就不能不让人想起1965年5月毛泽东重上江西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毛泽东在井冈山回想起三十年代实行的“士兵委员会”制时说:“(当年井冈山时期的)士兵委员会可以监督连长、营长、团长的,它有很大的权利。现在工厂的工会真的可以监督厂长、书记吗?谁又来监督我们的市委书记、省委书记?监督我们的中央领导……”

是啊,谁来监督我们的胡长清副省长和苏荣书记呢?谁来监督我们的市委书记万庆良?我相信作为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毛泽东一定是不想贪腐腐败盛行,他比谁都想保党救国的。他也比任何人都清楚不受限制的权力一定会造成贪污腐败,这也是他当初起来推翻国民党的理由与旗帜。只不过,毛泽东看到了问题,但他最终没有选择1946年7月他提出的那个办法。

那个办法是他当时在延安会见前来参加国共商谈的著名爱国人士黄炎培时提出的。当黄炎培问毛泽东取得胜利后将如何走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律”时,毛泽东爽朗回答说:“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会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执政后的毛泽东选择了另一种监督政府官员,控制、限制权力,防止腐败的办法——文化大革命!有史料显示,毛泽东就是在1965年重上井冈山思考“党是否会腐败会变质”时决定发动文化大革命的。

历史以经济发展停滞与无数人生命的代价清楚地告诉我们,用“文革”那种踢开政府、破坏法治的所谓“大民主”的方式无论是反腐还是闹革命,结果都会比“腐败”本身更糟糕。改革开放后,中国痛定思痛,反思了文革,开始实行改革开放,发展经济,并探索了一条适合中国经济发展的道路。但扪心自问,在反腐倡廉方面,有了什么新的办法?取得了什么新的成绩?

实事求是的说,从邓小平到江泽民、胡锦涛等几代领导人,哪一个不是世界上反腐最有力度的国家领导人?可这些年下来,中国的腐败情况如何,每一个人心里都清楚,有人说越反越腐,可能是带情绪的,但1932年被枪毙的谢步升贪污的那点钱,恐怕连买一亩三分地都不够,而2000年被枪毙的胡长清贪污的数额是500多万,如今短短十多年的时间,如果法庭宣判一个被抓的官员贪污了500万,不明真相的网友很可能会起哄说“这是一个清官”啊。

在短期内也许我们看不到腐败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甚至有些人认为腐败是经济发展的“润滑剂”,但当腐败的速度远远超过经济发展的速度,当贪腐官员积累不义之财的速度把靠劳动致富的民众抛得远远之时,经济发展带来的繁荣会蒙上一层厚重的阴影,民众的幸福感会减少,不满会增加。更糟糕的是,公权力的腐败正如污染一个国家道德之水的源头,他们才应该对中国社会道德底线一再下滑负责。

由于腐败积重难返,强势领导人是用强力手段甚至运动式反腐,减少阻力,瓦解利益集团是完全必要的,但要想彻底反腐,必须得趁热打铁,在反腐得到广大民众支持,又威慑到一些顽固的贪污官员与利益集团时,建立、完善反腐制度。如果不能用制度与机制的办法对腐败“除恶务尽、斩草除根”的话,如果不能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任何其它形式的反腐,尤其是运动式反腐,不但不会凝聚民心,甚至可能会让当局逐渐失去人心。

首先是“官心”。对于那些被抓起来的官员,有哪一个是真心服气?他们是贪污腐败最严重的吗?他们总会认为自己时运不佳,躺着也中枪了,甚至会说自己是权力斗争的产物!对于那些还没有被抓起来的贪官,他们掌握着不受限制的权力不敢用,心里不舒服,如果使用又有可能被随时抓起来,心里更加恐惧,于是,消极怠工,变戏法对付民众,等待反腐风暴的“一阵风”尽快过去。对于那些更多的没有贪污腐败的好干部好党员,他们心里甚至会更加不舒服、不满意:那些被揪出来的一个比一个大的贪腐分子像一个个发出恶臭的老鼠,败坏了整个公务员队伍,让普通的公务员在老百姓面前都蒙受了“贪污嫌疑犯”的不白之冤!

这样过一阵来一次,过几年来一阵的反腐注定会失去“官心”,却并不一定收获“民心”。为什么?很简单,抓了几个贪官,让普通民众一开始好象很解气,哇,家里有上亿现金啊?哇噻,睡了几十个黄花闺女啊?!军委副主席都是贪官,还怎么保家卫国?……可是,稍微有点常识与知识的人就不难看出,这种官员在我们的前后左右应该不少吧,不受限制的权力,注定会生出一窝又一窝的贪官污吏,现在抓了几个,还有多少漏网之鱼?尤其是当一阵风过去,阵阵风都吹过去时,怎么办?当初抓了一两个贪官达到的“解气”效果早就泄气了不说,每个人肚子里还憋了满满一肚子的怒气。甚至新上来接替贪官的官员,过几年又成了贪官。不信?看看这些被抓起来的贪官,几乎都管过地方中纪委、政法部门,都曾经不遗余力地抓过贪官啊。

所以说制度反腐必须最终建立起来,才能巩固如今建国以来取得的最大规模的反腐成果,才能让未来某一天我们不会见到更大更贪腐的高级官员。目前来看,我对这届政府的反腐决心与进一步作为还是有信心的。我认为这届政府不同以往的是,反腐力度异常的大,且已经开始在尝试制度反腐了。当然,我希望速度还可以再快一些!有些机会稍纵即逝,时不再来。

反腐必须找到制度解决途径,只有这样,才能除恶务尽、不留死角;只有这样,才能让贪污和不贪污的干部们都心服口服;只有这样,反腐的政府才会越来越更得民心。

杨恒均2014.7.4

文章来源: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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