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准一生是书生。在他人生晚年，陪伴他的不是亲人，而是各种中外典籍。顾准读书的特点是，不仅阅读而且笔记。其笔记有令人击节者，亦有令人扼腕处。1922年梁启超的《先秦政治思想史》亦在顾准晚年视野。照例，一边抄录，一边评论。但这些评论是清一色的批评。梁启超并非不可批，顾准批梁大抵不脱五四新文化的框架。五四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就是顾准对梁的态度。梁启超与五四新文化并非同道，无论政治上还是文化上，他都是一个传统主义者。1922年五四新文化还没有走出它的繁盛。梁启超通过先秦政治思想的讲演发出与五四不同的声音。顾准作为“五四之子”，为捍卫五四而批梁，心志固可解，但在批梁时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却显现出和五四一致的相对简单化的一面。
这是顾准对《先秦政治思想史》的总评价：梁写此书，“固然是他的意志的产物，而1922年的局势和他所处的社会的历史的地位，却决定他只能写出这样一本宗儒家、反斗争，回到先王之制的先秦政治思想史”。[1]在另一页，顾准又批梁“是以儒家哲学为武器来反对五四运动”。[2]
以下不妨具体。这是顾准抄录梁启超的一段话：“自由与干涉相对待。政治上干涉主义之利病，在我国先秦时代，实为学界争论最剧之问题。结果不干涉主义殆占全胜。……故秦汉以降，我国一般人所享自由权，比诸法国大革命以前之欧洲人，殆远过之，事实俱在，不可诬也。”[3]过录之后，顾准批评：“一、梁启超说这些话是在1922年，那时候正是‘打倒旧礼教，孔家店’风靡全国的时候，他却认为自由平等为‘先王之制’所固有，所以这是针对五四运动而说的。”又说：“……我们有千年传统的专制主义，和为了维护专制主义的‘礼教’(孟德斯鸠所说的风俗、习惯、宗教、法律的混合品)。梁对这个礼教一字不谈，反而说……这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因为‘礼教’，依靠它的道德权威，把‘法律’、‘学理’所许可的东西，全盘抹煞了。”[4]
“先王之制”不是专制，但先王之制之后却是传统专制。专制之下有无自由，梁启超认为有，顾准认为没有。至于经过五四“小传统”的百年熏陶，我们当然更可能会异口同声地说没有。当年五四新文化如此反传统，从政治角度言，即欲“由专制政治趋于自由政治;由个人政治趋于国民政治;由官僚政治趋于自治政治”。[5]可见，专制之下无自由，这样一种政治认知，乃自20世纪《新青年》始。
顾准所以认为专制与自由对立，除五四外，另有来自黑格尔的资源：“专制主义加上礼教，使‘理论’上除一人而外都是自由平等的，其实是只有一个人是自由的，其余的人都是‘不自由的平等’的。黑格尔和孟德斯鸠都说这是普遍农奴制。”[6]黑格尔当年谈中国，曾谓中国只有一个人的自由，即皇帝的自由。那么，在传统专制下，如果皇帝不论，人们是否都是平等地不自由呢?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卢梭有言：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如果这个枷锁可以作为专制的隐喻，传统专制其实真的无以把自由给枷锁起来。我们所以能够接受专制压制自由，盖在于20世纪的我们饱受现代专制之苦，因而不自觉地把专制自古而今一体化，认为它的存在必然是自由的不存在。这恰恰是五四新文化的认知之误。比如五四新文化痛批的北洋专制，就是一种传统专制。正是它给了五四新文化发生和产生的自由土壤，除非你可以想象五四新文化会发生在20世纪以后的任何历史阶段。五四新文化所以与传统过不去，在于它简单接受了历史进步论，所谓新即好、旧即坏。岂不知正如章太炎“俱分进化论”所言：善进恶亦进。恶亦进的典例，便是专制从传统到现代摇身一变成为极权主义。正是极权主义性质的专制方如卢梭之枷，无往不在地扼杀自由。比较而言：传统专制是消极的，正如现代专制是积极的。相应地，消极专制有自由，积极专制无自由。前者的自由乃是多与少，后者的自由则是有与无。
为何消极专制有自由。借用自由主义的意思，它天然就是小政府大社会。浑不似现代极权，社会延伸到哪里，权力的控制就覆盖到哪里。权力具有强制性，自由正是强制的不存在(哈耶克)。且不说老子的政治理论是“无为而治”，即梁任公的不干涉，此点对后来的皇权统治有相当影响，如汉初的“黄老之治”。即使就实际统治言，政府小，权力半径就小，控制范围有限。在其控制之外，正是政府无力管(皇权不下县)亦不愿管(除了税收、诉讼、捕盗等有限事务外)的民众自由空间。相传上古时代“击壤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这最后一句，庶几是传统社会的自由写照。另外，已故台湾学人、哈耶克的中国弟子周德伟，亦曾给传统专制作过独辟蹊径的解释：“中国之所谓帝王专制，不过帝王对其所管辖之臣僚专制而已。”[7]官僚既要做官，必须接受专制。至于一个庄户农民，帝王之权几乎涉及不到他(天高皇帝远)。
消极专制有自由，此自由正是哈耶克意义上的消极自由(或谓个人自由)。人的生活分公私两块，传统社会不可能给人们公共领域中的自由，即政治自由;但另一面是个人自由，皇权一般不染指。因此，私域中的自由从先秦到清末始终广泛存在，尽管它的制度框架是专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理解当时梁启超为什么反对孙中山的反满革命。在他看来，那个时代的自由是充分的，比如有办教育的自由，有信仰自由，有迁徙自由，有言论的自由(反政府除外)，亦有结社自由等：革命何为。然而，孙中山鼓动革命的三民主义第二义即民权，这是政治领域中的自由。梁启超认为中国四万万人中，当时识字者只有四万，一万人中只有一个，谈何民权。民众程度不够，所以他先后鼓吹开明专制和君主立宪，意在维持个人自由的同时渐进政治自由。这实在是一个被历史排斥了的高明见解(20世纪的中国历史专干这事)。直到五四，梁启超对五四民主亦持此态度。认为民主就“我国过去之国情——因地理及其他关系所产生之社会组织——多不适于此类方法之实验;既不能有可恃之方法，则不敢轻为理论的主张……”[8]对此，顾准批梁“站在‘科学与民主’的对面，装成一个民主派的样子，实际上企图继续他的专制主义，这就是伪善了”。[9]任公一生不伪，他既没装成什么民主派，当然更不是什么专制派。在任公的“立宪政治学”里，反民主未必是专制，反专制靠的是宪政也未必是民主。但顾准是五四“民主政治学”的传人，当然不能接受任公对五四民主的态度。
如梁所述，中国没有民主传统但有自由传统，五四为争取自由而反传统，实在是反错了地方。不难观察到的是，五四反传统，尤反传统之礼教。当年“只手打孔家店”的吴虞在《新青年》发表《礼论》，谓：“专制之国，其御天下之大法，不外礼与刑二者而已。”[10]以上顾准指认礼教的功能是“为了维护专制主义”。接下来，针对梁启超关于儒家“礼治主义”的论述，再行指出：“礼治，是维持专制主义的秩序。”[11]顾准的表述显然来自五四的表述。这两条一礼教一礼治，分殊在于礼治是君主以礼治天下，礼教是儒家以礼教天下。两者同源而异出，其要害在礼，正如礼的要害又在专制。
礼治之礼抑或礼教之礼，果然是专制之礼?如果这是五四新文化以来对传统文化占主流地位的评价，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听听不同的声音，甚至是自由主义的声音呢?梁启超在谈先秦政治思想时，是把儒家的礼治与法家作对比而立论的。他认为：“儒家最崇信自然法，礼是根本自然法则制成具体的条件，作人类行为标准的东西。”[12]礼之渊源甚久，甚至可以追溯到远古巫祝文化中的祀天仪式。所以，在发生学上，梁任公视礼之来源为自然法。而后在历史的演变中，正如孔子所言：“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所以代有损益，在于礼与时俱化。梁启超言：“礼这样东西，本是以社会习惯为根据。社会习惯，多半是由历史上传统的权威积渐而成。”[13]这个“传统权威”在历史上不是一个定量而是变量。故“积渐”过程，就是礼的损益和演化的过程，它表现为哈耶克所描述过的人类社会自生自发的扩展秩序。因此，自远古而先秦而秦汉而唐宋而元明而清末，礼的一贯制，“绵绵若存，用之不勤”(老子)。直到五四新文化，方千百世而一朝为斩。所以，和法家的制度特点对比，包括以上传统礼治的发生与扩展，梁启超认为儒家的“礼治主义很像英美的自由主义”。[14]这并非妄言。我们今天都习惯认为五四新文化是自由主义，未必。那个时代的自由主义其实是在新文化的对立面如梁启超严复这样的文化保守主义者那里。道理很简单，自由主义从来不会对自己的文化传统持彻底否定的态度。
如果梁启超认为礼治主义和自由主义“很像”，这样的礼治便与专制无涉。但传统中国自秦而下是制度层面上的专制，此点亦不容辩诬。这里不妨再看看以上周德伟的看法：“礼治(Government by Li)乃风俗习惯传统及人民共同接受之道德标准之治。”[15]此正与以上顾准谓礼趋同(即孟德斯鸠所说的风俗、习惯、宗教、法律的混合品)。不过，礼治本身，事实判断易而价值判断难。顾准认为礼“是维持专制主义的秩序”，周德伟认为：礼“以现代西方术语表示之，此乃私法系统(private Law System)，类似英国之判例法(Common Law)”。[16]两个判断褒贬各异。在周德伟眼里，法家是帝王造法，主张绝对君权，因而是专制主义的。但中国历史的实际情形，帝王专制其范围所及主要是从中央到地方的政府官僚机构。官僚之外，民众不但是自由的，而且是自治的。自治的骨干，都是饱受儒学浸淫的传统士君子和退休官僚。因此，周氏这样申论：“中国帝王之权力以西方术语表示之，有神圣之权利(Divine Rights of Emperors)，但至高无上之权力(Supreme Power)，则只及于臣僚。至于管辖人民之权力，则远不如传统风俗习惯及孔子。”[17]因此，传统华夏为政之道，不是法家的专制而是儒家的礼治发挥了最大的作用。尤其整个民间社会，渗透人心并指导人们行为的，不是专制法家而是礼治儒家。因此，我们惯说传统政治是外儒内法;但根据周德伟，是否可以作这样一个转换式的表述：专制国家，礼治社会。
顾准和梁启超，或顾准和周德伟，孰是孰非。任何一个文化传统包括礼或礼治并礼教，无不是神魔共在、邪正合体、良莠并存、利弊俱有。未必需要简单地否定顾准以及矗在他后面的五四新文化。传统旧文化的弊端他们确实也触着了。礼教自宋明后对正常人性有压抑的一面，哪怕它是对原始儒家的歧出，但也是实实在在的历史。故五四新文化在批礼教的同时张扬“个性解放”，良有以也。但正因为它对传统的理解流于片面与简单，以致要彻底摒弃。结果礼对人性正常规约的一面亦被消解，“个性解放”径直下三路为“性解放”。因此，从五四到文革，当传统文化一味成为人们眼中的负价值时，通过顾准这一批梁个案，我们可以听听梁启超周德伟等自由主义者的声音。毕竟他们对传统文化的判断不是剑走偏锋，而是把握住了主脉。
【注释】
[1]《顾准笔记》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第194页
[2] 同上第189页
[3] 同上第196页
[4] 同上第197页
[5] 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新青年》第一卷6号
[6] 同《顾准笔记》第197页
[7] 周德伟《自由哲学与中国圣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22页
[8] 转引《顾准笔记》第199页
[9] 同上第200页
[10]吴虞《礼论》，《新青年》第三卷3号
[11]同上第204页
[12] 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东方出版社2012第279
[13] 同上第284页
[14] 同上第285页
[15] 周德伟《自由哲学与中国圣学》第120页
[16] 周德伟《自由哲学与中国圣学》第121页
[17] 周德伟《自由哲学与中国圣学》第123页
2016-02-24首发于腾讯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