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月16号那天,北大、清华和政法大学的几位硕士研究生到我家来玩。三校学生坐在一起,自然是海阔天空,闲聊一气。不知不觉间,话题集中在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上:许多海归派老师很让学生失望。照理说,海归派的知识界结构和学术眼界都要优于本土学者,可在学生们看来实际未必。他们觉得,海归派普遍显得精神消沉、创造力枯竭。用一句老话可以说是“革命意志衰退”。至于为什么?大家没有答案。

无独有偶,近日网上流传艺术家陈丹青先生的一篇文章《海归派的羞耻与责任》,所持观点与几位研究生的感觉如出一辙。陈先生是海归派的一员,我试图从其字里行间寻找这个本当卓荦出众的群体何以如此“泯然众人矣”的答案,可惜没有找到。我不属于海归派,作为局外人,只能隔着布袋估计猫的颜色。我想答案可能有以下几个:第一,海归派四十岁以前几乎全部由一连串的考试组成,中国考罢去外国接着考,几十年疲于应付考试,几乎没有好时候,等拿到学位“功成名就”回国,体力、心力也基本耗尽了。

第二,一直都在被别人考试,也就意味着一直都在按别人的日程表被动地捱日子、熬岁月、拼年头,久而久之,“自由意志”失去太半,野性和冲劲儿消失殆尽。第三,在这漫长的光阴里,他们几乎没有时间独立思考,也几乎没有时间好好练笔,以写出一手好中文或好英文。简言之,他们许多人可能甚至没有养成热爱书面表达的习惯,好比一个鞋匠,他们竟不爱拿锥子。

第四,拿到洋学位,回国货与“帝王家”,又正赶上中国大学的“原始资本积累”,野蛮收费;如今大学教师N子登科,仿佛什么都不缺,也就什么都不用想。回国就是他们人生抛物线的顶点,此前的学历积累支撑后半生下坡期间的开门七件事没问题。记得16号那天其中一位同学提到一个很具体的现象:“这些年来这么多海归派学者拿着博士学位回国,可是你听说他们中的哪一位出版了有影响的博士论文?很少,几乎没有。莫说有影响,他们的博士论文甚至很少出版——根本拿不出手。”我请他解释为什么。他说:“他们博士论文中讨论的那点儿中国学问,也只够唬唬老外;要在中国出版,那就真的是献丑。”

陈丹青先生说:“由于制度滞后,以及普遍的急功近利和机会主义,人文艺术领域的海归派几乎没有影响;而据我所知,大部分非人文类专业的海归认同这种高级工具角色,并对现状非常满意,属于利益分享的群体。”

实际上认同这种高级工具角色,并对现状非常满意的,不仅是非人文类专业的海归,人文艺术类海归也都归化到这个现状里去了。他们不仅满意现状,而且成为现状的爪牙。虽然学术无创见,可多半都捞个一官半职,洋学位、官本位,要什么有什么。讲洋,人家是洋博士;讲土,人家是院长系主任,风雨不漏、身名具泰。

清华大学法学院一位副院长,美国、香港地游学了不少地方,可是这样的经历并没有让他长成色。他有一句学生们都耳熟能详的话。每当有学生试图与他探讨法律如何才能对党和政有约束力的时候,他总不阴不阳地说:“某某某,党什么时候又得罪你了?”院长大人这话还不把学生吓死呀!丹青先生说“海外经历最可贵的财富不是所谓前沿专业知识,而是独立人格、自由思想,以及因此体现的一系列价值观”,您瞧这位海归派院长的人格、思想、价值观如何?“海归不应该仅仅带回各种专业知识或技能,现代价值观才能从深远处对中国发生影响”,可是这位海归院长却是这样对中国发生着影响!2006年1月号的《开放》月刊发表了我的一篇文章《导师是学生思想自由的第一杀手》,写的是两三年前自己的一点感受。现在看来,这种情况恐怕要严重得多。大学里的思想屠杀可能已经达到必须引起全社会正视的、触目惊心的程度。

2006年1月26 日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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