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小戎：苏联异议作家的典型命运

俄国是文学的超级大国，哪怕到了苏联时代，煜煜生辉的作品仍层出不穷。文学的真谛是要探讨人最终的命运归宿，每一个真正的作家，他们的作品中都凝聚着自己对世界和人生的理解。在苏联时代，那些被称为“异议作家”的人，他们并非纯粹地在为反专制而写作，他们是在为人而写作。他们的作品之所以触动了专制势力的神经，是因为专制势力和真正的人生，是一对天生的敌人。此文并非要探讨这些异议作家的作品，而是要介绍一些典型异议作家的命运归宿。

被豢养的“拉普”控制着整个苏联文坛，凡越轨者，便打入地狱。就连玛雅可夫斯基这样的“无产阶级革命诗人”，也只好惨淡地自杀了事。异议作家，更加不可想象。

肉体上被消灭，是第一种典型。

英年早逝的皮里尼亚克，他被指为“白匪的代言人”，在肃反运动中遭枪决。曼德尔斯塔姆，他写了一首名为《克里姆林宫里的山里人》，“侮蔑”伟大领袖是“杀人犯，农民刽子手”。他没有逃过克格勃的搜捕，1937年被捕，次年被劳改营折磨至死。而曼德尔斯塔姆的好友，曾试图帮助他逃走并试图为他奔走呼告的巴别尔，自称“创造了一种新的写作题材：那就是沉默。”但是沉默也救不了巴别尔，他于1939年被捕，1940年1月26由贝利亚亲自审问，次日清晨被枪决于臭名昭著的卢比卡扬监狱。罪名：参加反苏联的托派组织，参与策划恐怖主义阴谋，为法国、奥地利政府充当间谍。在被枪决前，巴别尔说：“请让我把作品写完。”

作品被禁，写作权被剥夺，承受屈辱孤苦的后半生，是第二种典型。

布尔加科夫热爱文学且极具天赋，但年轻时迫于各种压力当了一名军医。一次，他前去拜访托尔斯泰，因为外界风传托尔斯泰将不久于人世，他想去和这位泰山北斗谈谈。当他终于请到假，风尘仆仆赶往托尔斯泰家中的时候，托尔斯泰第一句话说：“你累了，你的眼神充满疲倦。”于是往长沙发上一指，布尔加科夫便依言睡去。1920年，布尔加科夫终于投身文学，迅速声名鹊起，同时饱受凌辱。当凝聚着他一生思想精髓的《大师与玛格丽特》脱稿之时，他已完全沦为“人民的敌人”，作品完全被禁。布尔加科夫的晚年一直守着屈辱和孤苦，十几年来只做了一件事：反复修改《大师与玛格丽特》，一个字一个字地推敲，直至死去。也许在他的晚年，会时常想起年轻时在托尔斯泰长沙发上睡的那一觉。

所有的异议作家中，在我看来命运最悲惨的莫过于普拉东诺夫。他从一个平庸的社会主义歌者，转变成一名独立探索者之后，立即遭到封禁，被剥夺了写作的权力。走投无路的普拉东诺夫，只好到作协去当清洁工，给那些下三烂的无耻走狗文人们清扫垃圾。这样的奇耻大辱他居然能够承受，哪怕到下水道里去扫垃圾也要强无数倍！可怜的普拉东诺夫啊！连扫垃圾都得去扫作协里的垃圾。

“俄罗斯的月亮”、“20世纪的萨福”、“世界上最适合嘴唇与心灵的名字”，安娜．阿赫玛托娃。先获诺贝尔奖提名，继而被开除出作协，哪怕曾经写过《安魂曲》这样抛弃同专制势力的分歧，为卫国战争而歌的诗篇，也难逃这样的命运。晚年的阿赫玛托娃躲在自己的小屋里偷偷从事地下写作，随时准备接受入狱或枪决的命运。

面对驱逐出境的威胁，是第三种典型。

1958年，几经周折之后，瑞典皇家文学院终于通过决定，将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颁给帕斯捷尔纳克。帕斯捷尔纳克得到消息，立刻给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发来一封诚挚的电报。电文中喜悦与羞愧之情流于言表，他不敢相信自己能够获得诺贝尔奖，又深深为获奖而感到幸福。

但是，面对这苏联历史上的第一次诺奖，当局立刻发话：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所颁发的奖项，不是授予诗人帕斯捷尔纳克，也不是授予作家帕斯捷尔纳克，而是授予劳动人民的敌人、苏维埃政权的侮蔑者帕斯捷尔纳克。这是对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恶毒的攻击。苏联方面决不允许，也决不承认。

帕斯捷尔纳克得知这一消息之后十分难过，他万般期望想要去瑞典领奖，但是赫鲁晓夫亲自下达了指示：若去领奖，便剥夺他苏联公民的身分，要将他驱逐出境。

帕斯捷尔纳克向赫鲁晓夫投降了，他给赫鲁晓夫写信，恳求不要对他采取极端措施。他没有去领奖。西方世界立刻对帕斯捷尔纳克本人开始攻击，骂他：“懦夫！”“奴才！”连他自己的朋友，也纷纷离他而去。被驱逐出境有什么可怕的？又不是让你去蹲劳改营！去西方，还可以继续写作，在自由世界里当个公民有什么不好？我们留下来是因为我们出不去，而你明明可以出去却被吓成这个样子！

帕斯捷尔纳克余下的日子都在孤苦与寂寞中煎熬，承受整个世界的侮辱。包括来自赫鲁晓夫方面的侮辱和来自赫鲁晓夫对立阵营的侮辱。两年后，帕斯捷尔纳克在孤寂中去世。

对于一位作家来说，不能写作如同不能呼吸，帕斯捷尔纳克整个残年都在窒息中挣扎。他为何要选择窒息？因为他深爱这片土地。如果说：屈辱象鞭笞，写作象呼吸，那留在故土，就象在子宫中接受母亲血的滋养。

俄罗斯人有深厚的故土情结。赫鲁晓夫老奸巨猾，他深知：对于有些人来说，把他们从这片土地上赶走，比抓进牢里更能折磨他们的心灵。而且这样也不用承担太大国际舆论压力。

1970年，索尔仁尼琴也获奖了，勃列日涅夫效法赫鲁晓夫，索尔仁尼琴受到了和帕斯捷尔纳克同样的威胁。他获奖的消息传来，几乎没有一张报纸报道这条消息。但索尔仁尼琴与帕斯捷尔纳克不同，他以劳改营中数以千万记的政治犯代言人自居，他要去为这些劳改营中苟延残喘的生灵们领奖。于是他放言：我既不离开，又要领奖，看你们能把我怎么样！

一天，躲在朋友家中的索尔仁尼琴被邻居出卖，行踪暴露，他迅速遭到克格勃绑架。被强行扭送进一架军用飞机。他问：要带我去哪里？无可奉告。直到飞机降落在西柏林，索尔仁尼琴看着前来欢迎他的人山人海般的德国人，才知道已到西方。但是索尔仁尼琴面对这热情的欢呼，英雄和受难者的光环，却愁眉不展，心情凝重。他意识到，自己也许永远无法重归故土。

最后提一位特殊人物，此人不知能否称得上异议作家。

1965年，苏联当局终于扬眉吐气：肖洛霍夫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全国上下一片欢呼：自己作协里养出来的人终于也赚了个诺奖回来。各级领导人的贺电、贺礼在天上飞来飞去，上上下下对他赞不绝口。肖洛霍夫风光无限，头上光环，颈上花环，伟大领袖的亲切接见，平民百姓的欢呼雀跃。他被视为全苏联的英雄，航天英雄加加林也无法和他相比。肖洛霍夫一直在高枕无忧地享受晚年。谁也不明白，《静静的顿河》究竟是怎么写出来的？甚至有人怀疑他在剽窃。

笔的威力和机器的威力，究竟哪一个更强？机器可以在瞬间摧毁无数肉体，而笔则可以永世挽救无数灵魂。机器终将被笔点化为腐朽。

任何时代，任何国家的专制势力，本质都相同。而无论任何人，作家也好，各行各业的人也好，如果不幸生活在专制之下又不愿放弃探索，那就只有去承受不堪承受的命运。致哀！致敬！

文章来源：民主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