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政治吗？有，而且只有一种，中共的政治。
中国有思想吗？有，而且只有一种，中共的思想。
中国有文化吗？有，而且只有一种，中共的文化。
……
中国有新闻吗？有，而且只有一种，中共的新闻。
其余问题，都是这样的一个“有吗？”，回答是“有”的问答方式，唯一的受益者，都指向一个词组、一个组织：中共。
2006年1月24日，《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被勒令停刊，台北的龙应台女士说，“它面对别人的历史持一个标准，它面对自己的历史时──错了，它根本不面对。它选择背向自己的历史。它拥抱神话，创造假象，恐惧真相……最怕的，显然是它自己”。它是谁呢？它为什么到了最怕面对自己的这一天呢？
就在龙应台女士在全球四家中文媒体同时刊登《请用文明来说服我──给胡锦涛先生的公开信》后，而全球中文媒体最多的地方──中国大陆却无动于衷，这个号称有2，000多家报纸的地方，却把龙应台当作敌人，当作“洪水猛兽”，又象防SARS一样被隔离开来。所以至今，没有一家大陆媒体在公开见报时提到龙应台的这篇文章。
与此同时，那些把《冰点》推倒在“冰袋”里的掌权者，岂能善罢甘休？他们拿出一份《〈中国青年报〉社党组关于对〈冰点周刊〉整顿和争取早日复刊的处理决定》（2月16日），妄图制造一个养在“冰袋”之外的毫无《冰点》内容的新《冰点》，因为原《冰点》的核心人物已经被发配到一个提前“养老”的地方：免去李大同《冰点》周刊主编职务，调新闻研究所工作；免去卢跃刚《冰点周刊》副主编职务，调新闻研究所工作。
一名职业新闻人，最担心的是没有事做，离开自己的新闻工作平台，可这便是当下残酷的现实。
《中国青年报》的新闻研究所到底是一个什么机构呢？无非是给那些退休人员、病休人员一个中转休息站，过渡一下，慢慢地他们就会适应没有工作的日子的。可年富力强的李大同、卢跃刚本不到退休年龄，却被发配这个地方，可以说这个地方是“整人”的地方，谁不听话，谁把关不严，谁不端正办报思想，谁被免职、扣发奖金和效益工资，谁造成了“恶劣影响”，谁就进“新闻研究所”。
几天前，北京的长者江平，以及胡绩伟等12位先生联名公开评论《冰点》事件。他们毫不客气地指出：2006年1月24日，《冰点》终被中宣部假手团中央的宣传机关下令停刊整顿，这是中国新闻恶性管理制度长期作祟的集中爆发。这是中国新闻界的重大历史性事件。历史证明：只有极权制度需要新闻管制，妄想永远把大众蒙在鼓里，贯彻愚民政策，图谋“一言堂”万寿无疆。然而无情的现实证明：恶性新闻管制的土壤注定要生长出李大同、卢跃刚、杜涌涛、贺延光和他们那个形弱质坚永葆朝气的《冰点》群体……
“据知中央从未授权他们（宣传部门）持有特权。”于是，可敬的老人们，江平、朱厚泽、李锐、李普、何家栋、何方、邵燕祥、张思之、吴象、钟沛璋、胡绩伟、彭迪、戴煌诸位，签发了这份《关于冰点事件的联合声明》，公开向中共中央提出如下要求──
1、中宣部就《冰点》事件向中央提出书面报告，深刻检讨，汲取教训，撤销“阅评小组”。
2、全面恢复《冰点》周刊，不得“秋后算帐”。
3、尽快出台《新闻保护法》，废除一切恶性管制新闻的办法，保障新闻媒体的职业权利。
《中国青年报》创办《冰点》，一为传播真实的声音，二为扩大《中国青年报》的影响，其实是生存与发展的问题。可是，以阴暗心理控制舆论的那帮人，则擅长“宣传”，敌视“新闻报道”，处处以“规定动作”限制公开报纸和职业新闻人的出版自由和言说自由，具体到第一版刊登什么，第二版刊登什么，都要严格规定。甚至刊登所谓“先进性教育”的稿子，具体到几百字之内，刊登什么版面，不得违反。
宣传部门具体到这个地步，难怪大家不爱读报纸了，因为上面都是“规定动作”，都是同一种声音，同一张面孔，还称什么报纸，干脆叫《简报》好了。比如《人民日报》应该改名《党中央简报》，《中国青年报》改名《团中央简报》，直接拿党费、团费买断内容，全国免费发行好了。
一张读者欢迎的报纸，自然要“自选动作”，禁止“规定动作”。当下，为广大公众服务的传播普世价值的媒体，生于束缚重重的时代，只有有独立的大脑存在，就不能当“乖乖虎”、“听话狗”，而是继续披露真相、传播思想，做对社会有利的大众工具。
当年中国，遭遇政治、思想、社会文化黑暗时期，人们在反抗专制和暴政中，优秀的独立记者可以面临生命的危险，争说话的权利，争自由的声音，因为世界上只有捍卫的自由声音才弥足珍贵。当然，神圣的自由要有公义、公正做后盾。一个公开报纸，只有面向真理，不向暴力、政治收买和任何奴役低头，才享有真正的自由，才成为“第四种权力”。
当年，曾担任总理的朱镕基据说受邀请为中央电视台当时深受欢迎的《焦点访谈》节目题词：“舆论监督、群众喉舌、政府镜鉴、改革尖兵”。我在策划新书时特意把这四句话安排在封底上。这四句话也算是对“党的喉舌”的一个颠覆，强调“群众喉舌”，正视“公道、正义、真理”都在民间。可是，我们的某些宣传部门居然不敢公开提这件事，媒体也没有正式传播──私下传播比正式传播更有效，“第四种权力”从来都是属于人民群众的。
1999年11月，民族出版社正式出版我策划主编的《第四种权力──从舆论监督到新闻法治》一书，卢跃刚先生为之欣然作序，提出“坚持人道主义立场，恢复常识判断，只有在这样的意义上来理解所谓的舆论监督似乎才有意义。我想说的是，‘舆论监督’的权利不是谁恩赐的，而是《宪法》和公众赋予的，有着深厚的现代社会的法理基础。”
很简单，无论是新闻记者，还是编辑、总编辑，对新闻应该有这样一个最基本的认识和判断：为什么要进行采访和写作？新闻人的基本权利是什么？我们的新闻写给谁看？在一个社会生态环境中，舆论究竟代表谁的利益？怎样才能进行客观公正的报道？怎样才能逼近社会真实？
卢跃刚强调：“大家始终坚持的仍然是人道主义立场。尊重人性，尊重生命，尊重普通人的基本情感。这既是人性，也是常识。在没有相关法律的情况下，捍卫《宪法》，等于捍卫我们的权利。”“前国家主席刘少奇拿着《宪法》主张自己的权利，却被毫无顾忌地蹂躏，成为现代中华民族最耻辱的一页。那时，‘圣旨’大于《宪法》。《宪法》不能保护国家主席的生命安全，遑论黎民百姓？历史的教训太惨痛了。而作为‘喉舌’的新闻媒体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助约为虐，落井下石。我们只要翻开报纸的合订本，便会得到一个历史常识：脑袋应该扛在自己的肩膀上。这甚至不是历史常识，而是生物常识。还有许许多多常识问题，难以备述……”
当然，作为自我磨练出来的职业记者、编辑，李大同、卢跃刚诚然不会不知道在一个没有新闻自由的国度，“始终保持相对独立的新闻价值判断，做普世职业标准的编辑记者”几乎是不可能的。但哪怕是走钢丝、打擦边球、戴着镣铐跳舞，只要恪守新闻记者的职业良知，怀抱做人的真诚理想，也决不会无所作为的，李大同、卢跃刚等人就是一个最有力的例证。
只有有独立思考的新闻人，才能有望改变党报几十年形成的“奴才文化”、“小人文化”、“政客文化”、“说大话、空话、假话的文化”，采取相对中立的政治立场，始终保持相对独立的新闻价值判断，做普世职业标准的编辑记者，为早日享有“第四种权力”而服务、而努力，而献身。
未来，只有“宪政、民主、自由、真理”取代一种政治、一种思想、一种文化、一种新闻，中国才有多元化，中国人才能知道什么是幸福，什么又是不幸。只有知道了什么是幸福和不幸，才能真正避开不幸，追求幸福。
至于幸福是什么？龙应台有一篇“专为大陆而作”的文章，被《读者》杂志和网络广为转载，她提到：
“幸福就是，生活中不必时时恐惧。开店铺的人天亮时打开大门，不会想到是否有政府军或叛军或饥饿的难民来抢劫。走在街上的人不必把背包护在前胸，时时刻刻戒备。睡在屋里的人可以酣睡，不担心自己一醒来发现屋子已经被拆，家具象破烂一样丢在街上。到杂货店里买婴儿奶粉的妇人不必想奶粉会不会是假的，婴儿吃了会不会死。买廉价的烈酒喝的老头不必担心买到假酒，假酒里的化学品会不会让他瞎眼。小学生一个人走路上学，不必顾前顾后提防自己被骗子拐走。江上打鱼的人张开大网用力抛进水里，不必想江水里有没有重金属，鱼虾会不会在几年内死绝。到城里闲荡的人，看见穿着制服的人向他走近，不会惊慌失色，以为自己马上要被逮捕。被逮捕的人看见警察局不会晕倒，知道有律师和法律保护着他的基本权利。已经坐在牢里的人不必害怕被社会忘记，被历史消音。到机关去办什证件的市井小民不必准备受气受辱。在秋夜寒灯下读书的人，听到巷子里突然人声杂沓，拍门呼叫他的名字，不必觉得大难临头，把所有的稿纸当场烧掉。去投票的人不必担心政府作票、总统作假。
“幸福就是，从政的人不必害怕暗杀，抗议的人不必害怕镇压，富人不必害怕绑票，穷人不必害怕最后一只碗被没收，中产阶级不必害怕流血革命，普罗大众不必害怕领袖说了一句话，明天可能有战争。”
可是，虽然“幸福就是，寻常的日子依旧”，但到2006年2月19日这一天，山东的盲人维权者陈光诚已经被软禁177天了，受“孙志刚冤死案”连累的《南方都市报》负责人喻华峰还被关在监牢不得恢复自由，《新京报》总编辑程益中被迫失去工作，《冰点》主编李大同、副主编卢跃刚遭遇被扣发奖金和效益工资、被分配新闻研究所的非正常待遇……
是谁施加给一个无辜的盲人、几个普通的新闻人这么多的不幸呢？
只要中国只有一种中共政治，只有一种中共思想，只有一种中共文化，只有一种中共新闻，那么，陈光诚被软禁和生前被软禁的赵紫阳、现在仍被软禁的鲍彤没有任何实质的区别；喻华峰、程益中、李大同、卢跃刚的遭遇，与孙志刚的遭遇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广东汕尾的太石村维权农民被血腥镇压，广东中山市三角镇蟠龙村村民维权被大批军警驱逐，一些人被逮捕，照样司空见惯，与60年前“万恶的社会”也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还有网络上，微软的电子信箱上照样出现“内部错误”，Google和雅虎、思科照样为虎作伥，视公义、真理和自由为无物，与30年前“同一种声音”相比，又有什么不一样呢？
2月14日，北京的刘晓波说，“难怪有中国的基督徒说：虽然中国人缺乏宗教感，大多数人也不信西方的上帝，但上帝的普世恩惠决不会遗弃苦难的中国人，互联网就是上帝赐给中国人的大礼，它为中国人摆脱奴役和争取自由的事业提供了最好的工具。”
现在，一元化的中国，幸好有了互联网这个“上帝赐给中国人的大礼”，多元的让世人荣耀的光来到了中国。“生命在他里面，这生命就是人的光。这光在黑暗中照耀，黑暗没有胜过这光。”（这段话来自中文标准译本的圣经《约翰福音》第一章的四、五节，感谢亚洲圣经协会翻译出这么好的圣经句子）光的出现，就是黑暗的末日。今天，无论那些黑暗势力如何死守自己的那一种政治、一种思想、一种文化、一种新闻，上帝都不会站在中共那边，上帝是属于公义和博爱的，有着“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九大特性，任何反对公义和博爱的，抵制这九大特性的，只得无奈地退守到撒旦那边，走向穷途末路。
今天，虽然中国的思想文化掉进“冰袋”里，但是上帝来到中国──神州，自古以来这就是神的领地，中国人在光的荣耀下，必得自由，必得拯救。
相信未来。
文章来源：民主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