昝爱宗:中国的思想文化掉进“冰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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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政治吗?有,而且只有一种,中共的政治。

中国有思想吗?有,而且只有一种,中共的思想。

中国有文化吗?有,而且只有一种,中共的文化。

……

中国有新闻吗?有,而且只有一种,中共的新闻。

其余问题,都是这样的一个“有吗?”,回答是“有”的问答方式,唯一的受益者,都指向一个词组、一个组织:中共。

2006年1月24日,《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被勒令停刊,台北的龙应台女士说,“它面对别人的历史持一个标准,它面对自己的历史时──错了,它根本不面对。它选择背向自己的历史。它拥抱神话,创造假象,恐惧真相……最怕的,显然是它自己”。它是谁呢?它为什么到了最怕面对自己的这一天呢?

就在龙应台女士在全球四家中文媒体同时刊登《请用文明来说服我──给胡锦涛先生的公开信》后,而全球中文媒体最多的地方──中国大陆却无动于衷,这个号称有2,000多家报纸的地方,却把龙应台当作敌人,当作“洪水猛兽”,又象防SARS一样被隔离开来。所以至今,没有一家大陆媒体在公开见报时提到龙应台的这篇文章。

与此同时,那些把《冰点》推倒在“冰袋”里的掌权者,岂能善罢甘休?他们拿出一份《〈中国青年报〉社党组关于对〈冰点周刊〉整顿和争取早日复刊的处理决定》(2月16日),妄图制造一个养在“冰袋”之外的毫无《冰点》内容的新《冰点》,因为原《冰点》的核心人物已经被发配到一个提前“养老”的地方:免去李大同《冰点》周刊主编职务,调新闻研究所工作;免去卢跃刚《冰点周刊》副主编职务,调新闻研究所工作。

一名职业新闻人,最担心的是没有事做,离开自己的新闻工作平台,可这便是当下残酷的现实。

《中国青年报》的新闻研究所到底是一个什么机构呢?无非是给那些退休人员、病休人员一个中转休息站,过渡一下,慢慢地他们就会适应没有工作的日子的。可年富力强的李大同、卢跃刚本不到退休年龄,却被发配这个地方,可以说这个地方是“整人”的地方,谁不听话,谁把关不严,谁不端正办报思想,谁被免职、扣发奖金和效益工资,谁造成了“恶劣影响”,谁就进“新闻研究所”。

几天前,北京的长者江平,以及胡绩伟等12位先生联名公开评论《冰点》事件。他们毫不客气地指出:2006年1月24日,《冰点》终被中宣部假手团中央的宣传机关下令停刊整顿,这是中国新闻恶性管理制度长期作祟的集中爆发。这是中国新闻界的重大历史性事件。历史证明:只有极权制度需要新闻管制,妄想永远把大众蒙在鼓里,贯彻愚民政策,图谋“一言堂”万寿无疆。然而无情的现实证明:恶性新闻管制的土壤注定要生长出李大同、卢跃刚、杜涌涛、贺延光和他们那个形弱质坚永葆朝气的《冰点》群体……

“据知中央从未授权他们(宣传部门)持有特权。”于是,可敬的老人们,江平、朱厚泽、李锐、李普、何家栋、何方、邵燕祥、张思之、吴象、钟沛璋、胡绩伟、彭迪、戴煌诸位,签发了这份《关于冰点事件的联合声明》,公开向中共中央提出如下要求──

1、中宣部就《冰点》事件向中央提出书面报告,深刻检讨,汲取教训,撤销“阅评小组”。

2、全面恢复《冰点》周刊,不得“秋后算帐”。

3、尽快出台《新闻保护法》,废除一切恶性管制新闻的办法,保障新闻媒体的职业权利。

《中国青年报》创办《冰点》,一为传播真实的声音,二为扩大《中国青年报》的影响,其实是生存与发展的问题。可是,以阴暗心理控制舆论的那帮人,则擅长“宣传”,敌视“新闻报道”,处处以“规定动作”限制公开报纸和职业新闻人的出版自由和言说自由,具体到第一版刊登什么,第二版刊登什么,都要严格规定。甚至刊登所谓“先进性教育”的稿子,具体到几百字之内,刊登什么版面,不得违反。

宣传部门具体到这个地步,难怪大家不爱读报纸了,因为上面都是“规定动作”,都是同一种声音,同一张面孔,还称什么报纸,干脆叫《简报》好了。比如《人民日报》应该改名《党中央简报》,《中国青年报》改名《团中央简报》,直接拿党费、团费买断内容,全国免费发行好了。

一张读者欢迎的报纸,自然要“自选动作”,禁止“规定动作”。当下,为广大公众服务的传播普世价值的媒体,生于束缚重重的时代,只有有独立的大脑存在,就不能当“乖乖虎”、“听话狗”,而是继续披露真相、传播思想,做对社会有利的大众工具。

当年中国,遭遇政治、思想、社会文化黑暗时期,人们在反抗专制和暴政中,优秀的独立记者可以面临生命的危险,争说话的权利,争自由的声音,因为世界上只有捍卫的自由声音才弥足珍贵。当然,神圣的自由要有公义、公正做后盾。一个公开报纸,只有面向真理,不向暴力、政治收买和任何奴役低头,才享有真正的自由,才成为“第四种权力”。

当年,曾担任总理的朱镕基据说受邀请为中央电视台当时深受欢迎的《焦点访谈》节目题词:“舆论监督、群众喉舌、政府镜鉴、改革尖兵”。我在策划新书时特意把这四句话安排在封底上。这四句话也算是对“党的喉舌”的一个颠覆,强调“群众喉舌”,正视“公道、正义、真理”都在民间。可是,我们的某些宣传部门居然不敢公开提这件事,媒体也没有正式传播──私下传播比正式传播更有效,“第四种权力”从来都是属于人民群众的。

1999年11月,民族出版社正式出版我策划主编的《第四种权力──从舆论监督到新闻法治》一书,卢跃刚先生为之欣然作序,提出“坚持人道主义立场,恢复常识判断,只有在这样的意义上来理解所谓的舆论监督似乎才有意义。我想说的是,‘舆论监督’的权利不是谁恩赐的,而是《宪法》和公众赋予的,有着深厚的现代社会的法理基础。”

很简单,无论是新闻记者,还是编辑、总编辑,对新闻应该有这样一个最基本的认识和判断:为什么要进行采访和写作?新闻人的基本权利是什么?我们的新闻写给谁看?在一个社会生态环境中,舆论究竟代表谁的利益?怎样才能进行客观公正的报道?怎样才能逼近社会真实?

卢跃刚强调:“大家始终坚持的仍然是人道主义立场。尊重人性,尊重生命,尊重普通人的基本情感。这既是人性,也是常识。在没有相关法律的情况下,捍卫《宪法》,等于捍卫我们的权利。”“前国家主席刘少奇拿着《宪法》主张自己的权利,却被毫无顾忌地蹂躏,成为现代中华民族最耻辱的一页。那时,‘圣旨’大于《宪法》。《宪法》不能保护国家主席的生命安全,遑论黎民百姓?历史的教训太惨痛了。而作为‘喉舌’的新闻媒体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助约为虐,落井下石。我们只要翻开报纸的合订本,便会得到一个历史常识:脑袋应该扛在自己的肩膀上。这甚至不是历史常识,而是生物常识。还有许许多多常识问题,难以备述……”

当然,作为自我磨练出来的职业记者、编辑,李大同、卢跃刚诚然不会不知道在一个没有新闻自由的国度,“始终保持相对独立的新闻价值判断,做普世职业标准的编辑记者”几乎是不可能的。但哪怕是走钢丝、打擦边球、戴着镣铐跳舞,只要恪守新闻记者的职业良知,怀抱做人的真诚理想,也决不会无所作为的,李大同、卢跃刚等人就是一个最有力的例证。

只有有独立思考的新闻人,才能有望改变党报几十年形成的“奴才文化”、“小人文化”、“政客文化”、“说大话、空话、假话的文化”,采取相对中立的政治立场,始终保持相对独立的新闻价值判断,做普世职业标准的编辑记者,为早日享有“第四种权力”而服务、而努力,而献身。

未来,只有“宪政、民主、自由、真理”取代一种政治、一种思想、一种文化、一种新闻,中国才有多元化,中国人才能知道什么是幸福,什么又是不幸。只有知道了什么是幸福和不幸,才能真正避开不幸,追求幸福。

至于幸福是什么?龙应台有一篇“专为大陆而作”的文章,被《读者》杂志和网络广为转载,她提到:

“幸福就是,生活中不必时时恐惧。开店铺的人天亮时打开大门,不会想到是否有政府军或叛军或饥饿的难民来抢劫。走在街上的人不必把背包护在前胸,时时刻刻戒备。睡在屋里的人可以酣睡,不担心自己一醒来发现屋子已经被拆,家具象破烂一样丢在街上。到杂货店里买婴儿奶粉的妇人不必想奶粉会不会是假的,婴儿吃了会不会死。买廉价的烈酒喝的老头不必担心买到假酒,假酒里的化学品会不会让他瞎眼。小学生一个人走路上学,不必顾前顾后提防自己被骗子拐走。江上打鱼的人张开大网用力抛进水里,不必想江水里有没有重金属,鱼虾会不会在几年内死绝。到城里闲荡的人,看见穿着制服的人向他走近,不会惊慌失色,以为自己马上要被逮捕。被逮捕的人看见警察局不会晕倒,知道有律师和法律保护着他的基本权利。已经坐在牢里的人不必害怕被社会忘记,被历史消音。到机关去办什证件的市井小民不必准备受气受辱。在秋夜寒灯下读书的人,听到巷子里突然人声杂沓,拍门呼叫他的名字,不必觉得大难临头,把所有的稿纸当场烧掉。去投票的人不必担心政府作票、总统作假。

“幸福就是,从政的人不必害怕暗杀,抗议的人不必害怕镇压,富人不必害怕绑票,穷人不必害怕最后一只碗被没收,中产阶级不必害怕流血革命,普罗大众不必害怕领袖说了一句话,明天可能有战争。”

可是,虽然“幸福就是,寻常的日子依旧”,但到2006年2月19日这一天,山东的盲人维权者陈光诚已经被软禁177天了,受“孙志刚冤死案”连累的《南方都市报》负责人喻华峰还被关在监牢不得恢复自由,《新京报》总编辑程益中被迫失去工作,《冰点》主编李大同、副主编卢跃刚遭遇被扣发奖金和效益工资、被分配新闻研究所的非正常待遇……

是谁施加给一个无辜的盲人、几个普通的新闻人这么多的不幸呢?

只要中国只有一种中共政治,只有一种中共思想,只有一种中共文化,只有一种中共新闻,那么,陈光诚被软禁和生前被软禁的赵紫阳、现在仍被软禁的鲍彤没有任何实质的区别;喻华峰、程益中、李大同、卢跃刚的遭遇,与孙志刚的遭遇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广东汕尾的太石村维权农民被血腥镇压,广东中山市三角镇蟠龙村村民维权被大批军警驱逐,一些人被逮捕,照样司空见惯,与60年前“万恶的社会”也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还有网络上,微软的电子信箱上照样出现“内部错误”,Google和雅虎、思科照样为虎作伥,视公义、真理和自由为无物,与30年前“同一种声音”相比,又有什么不一样呢?

2月14日,北京的刘晓波说,“难怪有中国的基督徒说:虽然中国人缺乏宗教感,大多数人也不信西方的上帝,但上帝的普世恩惠决不会遗弃苦难的中国人,互联网就是上帝赐给中国人的大礼,它为中国人摆脱奴役和争取自由的事业提供了最好的工具。”

现在,一元化的中国,幸好有了互联网这个“上帝赐给中国人的大礼”,多元的让世人荣耀的光来到了中国。“生命在他里面,这生命就是人的光。这光在黑暗中照耀,黑暗没有胜过这光。”(这段话来自中文标准译本的圣经《约翰福音》第一章的四、五节,感谢亚洲圣经协会翻译出这么好的圣经句子)光的出现,就是黑暗的末日。今天,无论那些黑暗势力如何死守自己的那一种政治、一种思想、一种文化、一种新闻,上帝都不会站在中共那边,上帝是属于公义和博爱的,有着“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九大特性,任何反对公义和博爱的,抵制这九大特性的,只得无奈地退守到撒旦那边,走向穷途末路。

今天,虽然中国的思想文化掉进“冰袋”里,但是上帝来到中国──神州,自古以来这就是神的领地,中国人在光的荣耀下,必得自由,必得拯救。

相信未来。

文章来源:民主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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