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最大败笔是虚构了一些重要人物和情节。邓小平还属于现代人物,其传记作品对主要人物和主要情节不能虚构,因为那个时代的人还大有人在,对那时的历史事件和与邓小平关系密切的人都记忆犹新,虚构了,会让人哑然失笑。

《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播放后,在观众中引起不同的反响,这是很自然的。对其中华国锋宣布“粉碎四人帮,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生前的战略部署……”有不同的看法。笔者认为,该剧基本上反映了历史的真实,但历史的真实不等于当今人们对历史的认知,应该把两者区分开,不能混同。

从时间上划分,凡是过往的事件都是历史,区分只在距离当今的时间长短。单就毛泽东逝世前后来说,在他逝世前是一个时代,逝世后又是一个时代。毛泽东在世时对“四人帮”的批评,对华国锋来说已经是历史了,所以那段历史的真实不同于华国锋这段历史的真实。

毛在世时,确实严厉批评了江青,这是历史事实,不能否认。从一九七四年三月二十日到十二月二十三日,一年内对江青共有五次批评,不可谓不严厉,但是否就能断定毛要粉碎以她为首的“四人帮”呢?显然并非如此。最能体现毛泽东用意的一次,发生在五月三日召集在京中央政治局委员谈话,在批评了江青的经验主义后,紧接着说:

“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做,但问题要讲明白,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

这就给问题定了性——不是大问题,而是小问题。为了防止乱斗,特别提醒“不要小题大做”。说明毛已经意识到了有人可能利用自己对江青的批评“小题大做”。这才是毛批评江青的本意。

后来对“四人帮”的信任重用,也完全证明了这一点:一是,毛主席逝世前发动最后一次大规模政治运动,再一次打到了邓小平,而屡遭批评的“四人帮”却官运亨通,受到重用;二是,一九七六年六月十五日(另一种说法是一月十三日)病重中的毛泽东召见华国锋、“四人帮”和王海容,做了临终嘱托:

“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件事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赶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盗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腥风血雨,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这是临终前的心里话,说给了自己比较信任的人。预料在他身后可能会有两种情况发生:一种是和平交班,另一种是在“腥风血雨”中交。毛最关心的是把自己最中意的两件大事,特别是第二件大事,交给自己信得过的人,对如何发展国民经济使老百姓尽快富裕起来只字不提,可见他的思想倾向是多么的乖谬。

交什么?怎么交?

交“两件事”,特别是交“文革”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这是毛最关心和放心不下的。因为毛知道对“文革”“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意识到在他身后可能有变,所以提出两种交法。

本来行政大权已经交给了华国锋,为什么还提出交班问题?

这是由我国政治体制的特点决定的,——决定国家命运的不是行政权,而是党权。毛泽东至死也没有把党权交出去,一直紧紧握在自己手里。

毛为什么不在自己活着的时候交出党的最高权力呢?

这是由当时的政治形势决定的。“四人帮”本来是最有资格接手“文革”那一套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的,但毛意识到江青“积怨甚多”,把党主席交给她在党内不好通过,并且毛已经表明不想满足江的“野心”。除江青外,其他三人都没资格接毛的班。在无可奈何之下,毛曾主意邓小平,但当谈到对“文革”评价的时候,被邓一口拒绝,使毛大失所望,再次把邓打到。

毛在世时,本来已经确定华国锋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为什么不在有生之年把党主席的大位交给华呢?偏要让他们在自己身后去争呢?这一点,毛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党内也不会有大的阻力。毛之所以不这样做,说明毛对华也不是十分满意放心的。对此,华不可能没有感觉,不可能不意识到今后的斗争。这就为毛逝世后,华果断粉碎“四人帮”埋下了伏笔。

毛当然希望华国锋和“四人帮”双方能够合作,处理好此事,实现和平过渡,但又担心他们处理不好,被反对“文革”的人取而代之,在“动荡中交,搞不好就腥风血雨”。毛对在自己身后必然发生的权力斗争究竟会采取什么形式,是拿不准的,所以才发出一声叹息:“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华国锋和“四人帮”都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在毛逝世前后都在考虑这个问题,并且在毛去世后付诸行动。

这里不得不谈一下汪东兴和8341 部队。在逮捕“四人帮”中,汪东兴是个很关键的人物,因为是由他具体负责领导、指挥8341部队,野战军和地方部队鞭长莫及用不上劲。汪东兴为保卫毛泽东尽职尽责,但却没有象“四人帮”那样得到提拔重用,心里不可能服气,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就有所表露。在毛泽东逝世后,他直接接受华国锋的领导,无论从领导关系上,还是个人前涂上,在同“四人帮”的斗争中只能站在华国锋一边。这个部队纪律很严,每个战士要做到知道的不说,不知道的不问;警卫工作要做到七分保密三分警卫,说明保密重于警卫,警卫要服从保密。这就给执行特殊任务提供了纪律保障。不然的话,就很难让执行保卫“四人帮”任务的战士逮捕他们。

华国锋联合汪东兴、叶剑英等人逮捕“四人帮”,需要有一定的理由,不然的话出师无名,不但说服不了广大党员和民众,而且也说服不了政治局成员。说他们是反党集团反革命,当时是拿不出证据来的,同时也会有损毛泽东的形象。唯一的理由只能是借用毛泽东对“四人帮”的批评,这样才“名正言顺”出师有名。于是,毛泽东对“四人帮”的批评就成了逮捕他们的上方宝剑。《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比较真实地反映了那段历史,并无不妥,因为当时就是那样做的。如果换成别的写法,就违背了历史真实。至于现今的人们对华国锋等老一代革命家以毛泽东的名义逮捕“四人帮”,是否符合毛的本意,那是另一个问题。

由此也就涉及到《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文革”的定性是否准确恰当问题。说它“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说它是“被反革命集团利用”,却是说不通的。究竟是毛泽东被“四人帮”利用,还是相反“四人帮”被毛泽东利用,稍有头脑的人就会得出正确的结论。正如江青自己在法庭上所说的那样,她只是毛泽东的一条狗,毛泽东才是操纵这条狗的人。正因为党中央已经做出了这样的决议,写作者当然不能违抗,只能按决议的精神把“文革”的罪恶加在两个反革命集团身上,利用毛泽东对江青的批评,粉碎“四人帮”也就出师有名顺理成章了。毛泽东在给江青的信中,曾提到“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但他没有预料到,在他逝世后,却成了华国锋等老一辈革命家借助自己对“四人帮”的批评,粉碎了以自己老婆为首的“四人帮”。政治斗争就是这样无情!

现在的人们,对华国锋等老一辈革命家借助毛泽东对“四人帮”的批评,粉碎“四人帮”感到不可理解,但这只是现在人对那段历史的认知,并不等于那时人们的思想觉悟和认知,不能用现在人们的思想觉悟和认知对待那时人们的觉悟和认知。

其实,该剧最大败笔是虚构了一些重要人物和情节。邓小平还属于现代人物,其传记作品对主要人物和主要情节不能虚构,因为那个时代的人还大有人在,对那时的历史事件和与邓小平关系密切的人都记忆犹新,虚构了,会让人哑然失笑,感到不真实。

来源: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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