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最大败笔是虚构了一些重要人物和情节。邓小平还属于现代人物，其传记作品对主要人物和主要情节不能虚构，因为那个时代的人还大有人在，对那时的历史事件和与邓小平关系密切的人都记忆犹新，虚构了，会让人哑然失笑。
《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播放后，在观众中引起不同的反响，这是很自然的。对其中华国锋宣布“粉碎四人帮，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生前的战略部署……”有不同的看法。笔者认为，该剧基本上反映了历史的真实，但历史的真实不等于当今人们对历史的认知，应该把两者区分开，不能混同。
从时间上划分，凡是过往的事件都是历史，区分只在距离当今的时间长短。单就毛泽东逝世前后来说，在他逝世前是一个时代，逝世后又是一个时代。毛泽东在世时对“四人帮”的批评，对华国锋来说已经是历史了，所以那段历史的真实不同于华国锋这段历史的真实。
毛在世时，确实严厉批评了江青，这是历史事实，不能否认。从一九七四年三月二十日到十二月二十三日，一年内对江青共有五次批评，不可谓不严厉，但是否就能断定毛要粉碎以她为首的“四人帮”呢？显然并非如此。最能体现毛泽东用意的一次，发生在五月三日召集在京中央政治局委员谈话，在批评了江青的经验主义后，紧接着说：
“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做，但问题要讲明白，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
这就给问题定了性——不是大问题，而是小问题。为了防止乱斗，特别提醒“不要小题大做”。说明毛已经意识到了有人可能利用自己对江青的批评“小题大做”。这才是毛批评江青的本意。
后来对“四人帮”的信任重用，也完全证明了这一点：一是，毛主席逝世前发动最后一次大规模政治运动，再一次打到了邓小平，而屡遭批评的“四人帮”却官运亨通，受到重用；二是，一九七六年六月十五日（另一种说法是一月十三日）病重中的毛泽东召见华国锋、“四人帮”和王海容，做了临终嘱托：
“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件事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赶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盗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腥风血雨，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这是临终前的心里话，说给了自己比较信任的人。预料在他身后可能会有两种情况发生：一种是和平交班，另一种是在“腥风血雨”中交。毛最关心的是把自己最中意的两件大事，特别是第二件大事，交给自己信得过的人，对如何发展国民经济使老百姓尽快富裕起来只字不提，可见他的思想倾向是多么的乖谬。
交什么？怎么交？
交“两件事”，特别是交“文革”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这是毛最关心和放心不下的。因为毛知道对“文革”“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意识到在他身后可能有变，所以提出两种交法。
本来行政大权已经交给了华国锋，为什么还提出交班问题？
这是由我国政治体制的特点决定的，——决定国家命运的不是行政权，而是党权。毛泽东至死也没有把党权交出去，一直紧紧握在自己手里。
毛为什么不在自己活着的时候交出党的最高权力呢？
这是由当时的政治形势决定的。“四人帮”本来是最有资格接手“文革”那一套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的，但毛意识到江青“积怨甚多”，把党主席交给她在党内不好通过，并且毛已经表明不想满足江的“野心”。除江青外，其他三人都没资格接毛的班。在无可奈何之下，毛曾主意邓小平，但当谈到对“文革”评价的时候，被邓一口拒绝，使毛大失所望，再次把邓打到。
毛在世时，本来已经确定华国锋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为什么不在有生之年把党主席的大位交给华呢？偏要让他们在自己身后去争呢？这一点，毛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党内也不会有大的阻力。毛之所以不这样做，说明毛对华也不是十分满意放心的。对此，华不可能没有感觉，不可能不意识到今后的斗争。这就为毛逝世后，华果断粉碎“四人帮”埋下了伏笔。
毛当然希望华国锋和“四人帮”双方能够合作，处理好此事，实现和平过渡，但又担心他们处理不好，被反对“文革”的人取而代之，在“动荡中交，搞不好就腥风血雨”。毛对在自己身后必然发生的权力斗争究竟会采取什么形式，是拿不准的，所以才发出一声叹息：“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华国锋和“四人帮”都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在毛逝世前后都在考虑这个问题，并且在毛去世后付诸行动。
这里不得不谈一下汪东兴和8341 部队。在逮捕“四人帮”中，汪东兴是个很关键的人物，因为是由他具体负责领导、指挥8341部队，野战军和地方部队鞭长莫及用不上劲。汪东兴为保卫毛泽东尽职尽责，但却没有象“四人帮”那样得到提拔重用，心里不可能服气，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就有所表露。在毛泽东逝世后，他直接接受华国锋的领导，无论从领导关系上，还是个人前涂上，在同“四人帮”的斗争中只能站在华国锋一边。这个部队纪律很严，每个战士要做到知道的不说，不知道的不问；警卫工作要做到七分保密三分警卫，说明保密重于警卫，警卫要服从保密。这就给执行特殊任务提供了纪律保障。不然的话，就很难让执行保卫“四人帮”任务的战士逮捕他们。
华国锋联合汪东兴、叶剑英等人逮捕“四人帮”，需要有一定的理由，不然的话出师无名，不但说服不了广大党员和民众，而且也说服不了政治局成员。说他们是反党集团反革命，当时是拿不出证据来的，同时也会有损毛泽东的形象。唯一的理由只能是借用毛泽东对“四人帮”的批评，这样才“名正言顺”出师有名。于是，毛泽东对“四人帮”的批评就成了逮捕他们的上方宝剑。《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比较真实地反映了那段历史，并无不妥，因为当时就是那样做的。如果换成别的写法，就违背了历史真实。至于现今的人们对华国锋等老一代革命家以毛泽东的名义逮捕“四人帮”，是否符合毛的本意，那是另一个问题。
由此也就涉及到《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文革”的定性是否准确恰当问题。说它“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说它是“被反革命集团利用”，却是说不通的。究竟是毛泽东被“四人帮”利用，还是相反“四人帮”被毛泽东利用，稍有头脑的人就会得出正确的结论。正如江青自己在法庭上所说的那样，她只是毛泽东的一条狗，毛泽东才是操纵这条狗的人。正因为党中央已经做出了这样的决议，写作者当然不能违抗，只能按决议的精神把“文革”的罪恶加在两个反革命集团身上，利用毛泽东对江青的批评，粉碎“四人帮”也就出师有名顺理成章了。毛泽东在给江青的信中，曾提到“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但他没有预料到，在他逝世后，却成了华国锋等老一辈革命家借助自己对“四人帮”的批评，粉碎了以自己老婆为首的“四人帮”。政治斗争就是这样无情！
现在的人们，对华国锋等老一辈革命家借助毛泽东对“四人帮”的批评，粉碎“四人帮”感到不可理解，但这只是现在人对那段历史的认知，并不等于那时人们的思想觉悟和认知，不能用现在人们的思想觉悟和认知对待那时人们的觉悟和认知。
其实，该剧最大败笔是虚构了一些重要人物和情节。邓小平还属于现代人物，其传记作品对主要人物和主要情节不能虚构，因为那个时代的人还大有人在，对那时的历史事件和与邓小平关系密切的人都记忆犹新，虚构了，会让人哑然失笑，感到不真实。
来源: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