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电脑那一端传过来宾雁先生垂危的消息，没隔几个小时，他就离开了这个充满了苦难却又令他魂牵梦绕的尘世。得到噩耗，我悲愤难名，“我只是想重新用自己的脚踏一踏那片土地，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害怕一位年过80、身患重病的老人？”我相信，这个问题令先生痛苦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对这个问题，除了无人道、无人性，我不知道还有什么答案。尽管从1957至1978年当了20多年右派，1987年又被钦定为“自由化代表人物”开除出党。但他仍然以《第二种忠诚》、“补天”、“啄木”，挥如椽之笔，不知朝夕。这样终其一生“寻找共产党”的老人，竟然客死他乡不能落叶归根，除了“人妖”，还有谁能对“中国的良心”怀恨如此之深？！一个王守信倒下去，千万个“王守信”入党来。只是，宾雁先生未料到“王守信”们会爬多高，也未料到人妖集团会坐大到何等气候。不然，先生怎会提这种书生气十足的问题？
《寻找共产党》，是先生一篇文章的标题，颇可用来概括先生的一生。对已成经典的《第二种忠诚》如何解读？是投江的屈原？鞭尸的伍子胥？牧羊的苏武？死谏的海瑞？殉“文化”的王国维？还是出埃及的摩西？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一种说法：“他从来就不是一个共产政权的异议分子，而只是一个被共产党遗弃的‘忠诚的共产党员’”，是耶非耶？从《本报内部消息》、《人妖之间》至客死海外，能否仅仅用“补天”和“啄木”来概括？一度困惑迷惑的我，沿着先生“寻找共产党”的血泪路程，希望得到一个答案。先生在“寻找共产党”开头一段说：
80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曾以各种方式寻找过中国共产党，下场各有不同。张志新是一个特例：已经有十几年党龄了，还要 “找党”。那是我1980年在她的挡案里看到的。不管审讯者问她什么问题，她老是说：“我要找党”，“我要找党”……精神已经不正常了，但这四个字内心独白却并不错乱。她对于那个党的怀疑，从1957年反右派运动就开始了。现在她成了反革命，就因为文革使她认清了毛泽东，知道这个党走到邪路上去了。“她找党”的结果是找到了死亡。
从“怀疑”、“认清”到被割喉处以极刑，张志新九死不悔要找的共产党，是现实中可以触摸得到的具体物质？还是可望不可及的海市蜃楼？在自己的“寻找共产党”之旅中，宾雁先生是否也受过如此困扰？先生说，他看到有两种共产党员真正在乎党籍：大量的，进了牢房尚未杀头的贪官，已经被“双规”或者可能被“双规”的官员。“但在另一个极端上，也能找到珍惜其政治身分的共产党员，他们想尽其所能地减轻些百姓的痛苦。”这是先生的自我表白吧，他正是另一个极端上的“异类”。从这个意义上讲，先生正是几代物质共产党实体的“异议分子”。只不过，他所珍惜的，与其说是“政治身分”，不如说是从青年时代便立誓献身的政治理想更确切。
宾雁先生在《迷雾重重的中共八十年》中断言：“可以断言，中共领导集团和中共反动派造下的罪孽，远远超出今天已知的最大限度。它们是逃不过总清算和大审判的。”即使仅仅从宾雁先生对中共这个断言来看，用“补天”和“啄木”来形容先生的“寻找共产党”之旅，显然己是不够了。
读了《刘宾雁自传后记》中这几行话，可能就清楚了：
显然，由于这伙靠枪杆子起家的武夫长期迷信武力，蔑视人民而又惧怕人民，他们已然丧失了理解中国人的能力。他们一定以为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人仍然象二、三○年代那样可以听任军阀的宰割，或象五、六○年代那样盲目信从以“中国共产党”名义发出的任何指令、说教、或欺骗。……
然而我知道，也正是在这个时刻，我国人民更加接近了100余年来梦寐以求的自由。40年来，中国的统治者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众叛亲离，遭到全世界的敌视，从未曾如此脆弱，以致必须靠谎言以及对一切可疑者斩尽杀绝的办法图求苟安。他们的罪行远远超出毛泽东在文革期间所作所为，……
丧钟已经敲响，中国埋葬它的最后一批封建军阀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丧钟已经敲响，中国埋葬它的最后一批封建军阀的日子已经不远了”。“补天”、“啄木”、敲钟、投枪，我想，这恐怕才是“第二种忠诚”展示到生命末端，最后、最明白无误的注脚。
宾雁先生终其一生“寻找共产党”，从被划右、被定为“自由化代表人物”、再次被开除出党、驱逐、流亡，直至客死他乡孤魂难归。“补天”、“啄木”、敲钟，一路行来，九死无悔：
……中共继续衰败下去，一旦政权易手，人民要作的第一件事，就会是“寻找共产党”，不过这一回将不是投靠，而是算账了。……
算帐！与反人性反人伦的冷血制度算帐，奋勇于前，不避矢石。先生说：“我只希望将来在我的墓碑上，写上这么一行字：长眠于此的这个中国人，曾做了他应该做的事，说了他自己应该说的话。”
“补天”、“啄木”、投枪，回首先生的流亡三步曲，他说了他自己应该说的话，做了他应该做的事。先生无愧于天地。
任何一个中国人，在回首一生时，唯其如此，他才能合目安息。
（2005-12-05～2006-02-19第三稿）
文章来源：民主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