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电脑那一端传过来宾雁先生垂危的消息,没隔几个小时,他就离开了这个充满了苦难却又令他魂牵梦绕的尘世。得到噩耗,我悲愤难名,“我只是想重新用自己的脚踏一踏那片土地,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害怕一位年过80、身患重病的老人?”我相信,这个问题令先生痛苦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对这个问题,除了无人道、无人性,我不知道还有什么答案。尽管从1957至1978年当了20多年右派,1987年又被钦定为“自由化代表人物”开除出党。但他仍然以《第二种忠诚》、“补天”、“啄木”,挥如椽之笔,不知朝夕。这样终其一生“寻找共产党”的老人,竟然客死他乡不能落叶归根,除了“人妖”,还有谁能对“中国的良心”怀恨如此之深?!一个王守信倒下去,千万个“王守信”入党来。只是,宾雁先生未料到“王守信”们会爬多高,也未料到人妖集团会坐大到何等气候。不然,先生怎会提这种书生气十足的问题?

《寻找共产党》,是先生一篇文章的标题,颇可用来概括先生的一生。对已成经典的《第二种忠诚》如何解读?是投江的屈原?鞭尸的伍子胥?牧羊的苏武?死谏的海瑞?殉“文化”的王国维?还是出埃及的摩西?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一种说法:“他从来就不是一个共产政权的异议分子,而只是一个被共产党遗弃的‘忠诚的共产党员’”,是耶非耶?从《本报内部消息》、《人妖之间》至客死海外,能否仅仅用“补天”和“啄木”来概括?一度困惑迷惑的我,沿着先生“寻找共产党”的血泪路程,希望得到一个答案。先生在“寻找共产党”开头一段说:

80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曾以各种方式寻找过中国共产党,下场各有不同。张志新是一个特例:已经有十几年党龄了,还要 “找党”。那是我1980年在她的挡案里看到的。不管审讯者问她什么问题,她老是说:“我要找党”,“我要找党”……精神已经不正常了,但这四个字内心独白却并不错乱。她对于那个党的怀疑,从1957年反右派运动就开始了。现在她成了反革命,就因为文革使她认清了毛泽东,知道这个党走到邪路上去了。“她找党”的结果是找到了死亡。

从“怀疑”、“认清”到被割喉处以极刑,张志新九死不悔要找的共产党,是现实中可以触摸得到的具体物质?还是可望不可及的海市蜃楼?在自己的“寻找共产党”之旅中,宾雁先生是否也受过如此困扰?先生说,他看到有两种共产党员真正在乎党籍:大量的,进了牢房尚未杀头的贪官,已经被“双规”或者可能被“双规”的官员。“但在另一个极端上,也能找到珍惜其政治身分的共产党员,他们想尽其所能地减轻些百姓的痛苦。”这是先生的自我表白吧,他正是另一个极端上的“异类”。从这个意义上讲,先生正是几代物质共产党实体的“异议分子”。只不过,他所珍惜的,与其说是“政治身分”,不如说是从青年时代便立誓献身的政治理想更确切。

宾雁先生在《迷雾重重的中共八十年》中断言:“可以断言,中共领导集团和中共反动派造下的罪孽,远远超出今天已知的最大限度。它们是逃不过总清算和大审判的。”即使仅仅从宾雁先生对中共这个断言来看,用“补天”和“啄木”来形容先生的“寻找共产党”之旅,显然己是不够了。

读了《刘宾雁自传后记》中这几行话,可能就清楚了:

显然,由于这伙靠枪杆子起家的武夫长期迷信武力,蔑视人民而又惧怕人民,他们已然丧失了理解中国人的能力。他们一定以为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人仍然象二、三○年代那样可以听任军阀的宰割,或象五、六○年代那样盲目信从以“中国共产党”名义发出的任何指令、说教、或欺骗。……

然而我知道,也正是在这个时刻,我国人民更加接近了100余年来梦寐以求的自由。40年来,中国的统治者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众叛亲离,遭到全世界的敌视,从未曾如此脆弱,以致必须靠谎言以及对一切可疑者斩尽杀绝的办法图求苟安。他们的罪行远远超出毛泽东在文革期间所作所为,……

丧钟已经敲响,中国埋葬它的最后一批封建军阀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丧钟已经敲响,中国埋葬它的最后一批封建军阀的日子已经不远了”。“补天”、“啄木”、敲钟、投枪,我想,这恐怕才是“第二种忠诚”展示到生命末端,最后、最明白无误的注脚。

宾雁先生终其一生“寻找共产党”,从被划右、被定为“自由化代表人物”、再次被开除出党、驱逐、流亡,直至客死他乡孤魂难归。“补天”、“啄木”、敲钟,一路行来,九死无悔:

……中共继续衰败下去,一旦政权易手,人民要作的第一件事,就会是“寻找共产党”,不过这一回将不是投靠,而是算账了。……

算帐!与反人性反人伦的冷血制度算帐,奋勇于前,不避矢石。先生说:“我只希望将来在我的墓碑上,写上这么一行字:长眠于此的这个中国人,曾做了他应该做的事,说了他自己应该说的话。”

“补天”、“啄木”、投枪,回首先生的流亡三步曲,他说了他自己应该说的话,做了他应该做的事。先生无愧于天地。

任何一个中国人,在回首一生时,唯其如此,他才能合目安息。

(2005-12-05~2006-02-19第三稿)

文章来源:民主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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