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段时间,我在多伦多北约克的“两馆”之间来来往往,自得其乐,所谓“两馆”,一是游泳馆,二是图书馆,平时读书,闲暇游泳,心情平和了许多,特别是后者,其收藏的中文图书,虽比不上国内的市级图书馆,但也数千册,洋洋大观矣,本以为旧书可以使我遗忘过去,淡定情感,不料昨日书架浏览所及,竟找到一本由范止安先生盖章的赠书孙中山诗传《中山颂》,其由鞠盛著,由新亚洲文化基金会编印,翻开扉页,竟有“范止安敬赠”字样,时间是2002年4月23日,立即心底波澜,涌满眼眶,万千往事,不堪回首。

经太太介绍,认识范老

大约是90年代中期,在大连国旅工作的太太告诉我,她带一个旅行团到黑龙江省的呼兰县萧红纪念馆访问,认识了一个办出版社的老板叫范止安,那时互联网还没有普及,查询一个名人的情况还不太方便,我对范老一无所知,由于国内对出版业的严控和管理,使我对香港的新闻出版业有一种强烈的向往和神秘感,我很想知道范先生是如何经营出版社的,而且,我在国内的大连出版社和天津的百花文艺出版社,先后出版过两本诗集,也想寻求在港出版的新途径,于是,我请太太写了一封信,并买了一件工艺品,就借香港开会之机,抽时间给范老打了电话,就这样,我们认识了,此后常来常往,竟成了好朋友,只要我在香港逗留,他不论多麽忙,都会抽空约见我,那怕一两个小时,二十几分钟,从不婉拒我。

如今,我浏览了网上有关范先生的许多报道,大都是溢美之词,也有几篇以李瑞为名,揭露他曾是汉奸的文字,两者之间形同水火,不能相容。我不是历史学家,无法判定是非,但那几年,我在与范先生的交往过程中,亲身的感受是,他是一个视金钱如粪土的好人,这一点不是众多香港富翁所能做到的。由于工作的关系,我也结识了香港许多亿万富豪,不想讲他们过多的生活细节,总之,像范止安这样的能把辛辛苦苦赚来的钱,慷慨地捐给慈善公益事业的人,的确不多。他的出版社规模不大,才五六个人,主要是靠出版小学生课本赚钱,其盈利的数额相当大,但远远比不上香港那些名利双收的大老板,但他捐资助教的气势和力度,不亚于任何人,笔者有机会与其私下交谈,他多次说过,我赚的钱来自教育,也应当回馈于教育。

1965 年,他创办了新亚洲出版社,二十年后,其成立新亚洲文化基金会,积极参与两岸三地的文化交流活动。1997 年,他以私蓄资金设立了“景范教育基金会”,专门赞助内地贫困偏远山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先后在全国各地创办景范学校、图书馆、范公苑,医疗保健,及多所大学奖学金委员会等六十余处,单是希望小学就多达48所。为了激励品学兼优而家境清寒的大学生,“景范教育基金会”于2004年,设立了“中国人民大学范止安奖助学金”。至今已捐资100万元,共奖励了中国人民大学200名优秀大学生、资助了190名家庭经济困难的大学生。此外,范老还编印出版了《范仲淹研究文集》1-3 卷,《范学论文集》1-4 卷,等等,全部免费赠阅世界五大洲的图书馆。

有一次,我应邀在他的办公室做客,他坦率地告诉我,你看我身体还不错,但毕竟上了年纪,来日无多了!人生总有一死的,死了钱有何用?用好了,对社会还有点意义,我这样做,是想让后人想着我啊!

大约是在1998年,我写了一篇表扬范先生的文章,以彩色整版的篇幅,刊登在香港《文汇报》上,老先生读了,非常高兴,他请我在香港一家上海菜馆吃饭,席间我几次鼓足勇气,试图向他提出出版诗集的事,我想,只要我张口,依他的财力和为人,一定能答应赞助我出版第三本诗集,但念及先生的高风亮节,想到那些乡下的简陋校舍,话梗在喉,却不能吐出……此前,我在他的办公室里,看到许多出版的书籍样品,每本的选题都是严肃的,质量都是非常高的,印制也很精美,想到自己的浅薄和自私,深感汗颜,只有打消主意。

后来,我在监狱里回想,幸亏我没有公开出版那本充满着溢美之词的诗集,那些言不由衷的歌颂纯属无病呻吟,没有任何意义,只能浪费他的资源,而给范老省下的钱,可以多帮助一些农家失学的孩子啊!

喝酒吃豆腐,是长寿的秘诀

人们常说酒伤身体,但范老并不这样认为,我认识他时,他已是古稀之年,从外表看,他个子矮小,单薄瘦弱,但却酒量惊人,逢宴必喝,逢喝必醉,每次在那家常去的餐馆与其重逢,他总是精神矍铄,我问他人生长寿的秘诀是什麽?他的回答令我惊愕:喝酒吃豆腐,能活一百岁!

凡是接触过范老的人都有体验,每次与朋友聚餐,他都有几个特点,一是他要付账,尽管在座的有各种身份的人,有记者,有公务员,有教授,也有大商人,但总是他出手大方;二是喝洋酒,或白酒,从不碰啤酒,没喝完的,就在酒瓶上写上名字,暂存酒店,下次再接着喝,绝对不浪费一点一滴,他说,喝进肚子里福,丢掉了是罪!三是,不论点什麽菜,全看客人的喜好,但有一样菜是不能少的:豆腐。我发现他最爱吃的就是豆腐,他吃得津津有味,百吃不厌,一边吃,一边大讲豆腐的妙处。我想,他能活到90多岁高龄,或许真的与酒和豆腐有关,如果把酒和豆腐掺在一起研究,大概就能发现一种新的营养物质,它叫什麽可能目前不被人知,它可能有助于身体健康。

范老有很多的酒友,创办《新闻天地》的台湾老报人卜少夫是其中的一个,此外还有他的儿子卜凡,中国时报驻香港的记者郑汉良,中央社驻香港的记者刘坤原,做有色金属生意的周先生,等等,但只要入酒席,他就喜欢我挨着他,道理非常简单:我不喜欢豆腐,但酷爱喝酒,喝酒时我从来不耍滑,每次他喝多了,喝醉了,就嘴唇发颤,但讲话不走板,而且,脸色不红,我呢,正好相反,饮酒过量,就言多有失,语无伦次,而且,面如猪肝……我想,这可能与我不吃豆腐有关吧!

认真做小事,以诚待人

想来也真是缘分,90年代中期,大陆的游客要去台湾,办理手续相当困难,太太所在的国旅试图冲破阻力,但不得要领,我大胆地给范老写了一封信,请他帮忙玉成此事,但依当时的体制和政策,不论台湾,还是大陆,都设限较多,一时难以如愿,我等待了一个月也没消息,或许是范老忙于编务,无暇顾及吧,正在焦虑之中,收到他的信,原来,他也没有太好的办法,非常着急,就给台湾名人卜少夫写了信,但他虽交友众多,也不能办理,可见两岸当时互动的壁垒坚如磐石,于是,范老把他和卜少夫往来的信件转给了我,使我深受感动,我想,他是要表明自己的诚意。

后来,我读了很多关于回忆他的文章,才知道,不仅是对我这样熟悉的晚辈,他对所有的人都是这麽热情和真诚,特别是对一些素昧平生的人,只要向他求助,他都一律善意回应,这方面的情况,可能他的秘书孔女士比别人要知道得多吧。那几年,他给我介绍了很多朋友,我也把国内一些想结识他的人引见给他,有的人也得到了他的无私帮助,现在,事过境迁,往事如烟,我亦不细提及,但有一件事不能忘怀,也使我意外,他婉拒了我提出的资助《前哨》的美意。

记得认识刘达文社长之后,有一次闲聊谈及范老,他说,香港艺术发展局设了一个奖项,是由范老出资搞的,刘说,能否与他谈谈资助的事,我答应试试,但后来却碰了钉子,范老很为难地说,不是钱的问题,我不好办啊!……我很为自己的多嘴而后悔,因为那几年,我明明知道范老与北京的高层人士来往频繁,还受到了江泽民的接见,并以此为荣,他怎麽会资助反对派的杂志《前哨》呢?可见我的书生气有多重!

但由这件小事,我还是感受到了范老的真诚,他没有掩饰自身的软弱,每个人都有做人的底线,原则和政治观点,不必强人所难,却可求同存异,可能,他不喜欢杂志《前哨》持有的那种批评的观点,但他一句也没有评价,只坦率地承认“不好办”。

尽力帮助家人,慷慨解囊

上个世纪末,我忽然因言获罪,失去了自由,太太一时手足无措,不知找谁捞人,曾按照以前的人脉关系,求助香港很多名人大款,但真正肝胆相照,予以帮助的人少之甚少,令其心寒,在仅有的两个人之中,范老是其中的一个。

据她后来告诉我,她2001年曾亲自急匆匆地赶到香港,求见范先生,把我的遭遇如实告诉了他,并请他与北京的上层官员联系,疏通我获释的途径,他一方面坦言,依据自身的处境和能力,他实在爱莫能助,因为虽然江泽民等中南海领导人与其有过会面,但不过都是出于客套,并无深交,而且,在所谓的这些原则问题上,不论薄熙来,李铁映,江泽民,还是国安部的官员,都不会心慈手软。

另一方面,范老也尽力安慰我的太太,他说,这几年姜先生在香港与内地之间走动,成了社会活动家,认识的人太多太杂,难免会有误会……虽然,我帮不了他,但能帮助你,如你同意,来香港工作如何,换个环境,或许心情会好些?我可以代你办理所有的手续,并给你较高的待遇,你一边适应新工作,一边再为先生想办法,如何?……我太太说,孩子才12岁,不想使她委屈,故此,婉拒了范老的盛情厚意。

在港期间,范老摆脱杂务,陪同太太,不仅多次请太太吃饭,好言相劝,尽力安慰,还给了她3000港币,略表心情,相比之下,香港《文汇报》的副社长刘某却在太太的求助电话中说:你知道姜维平干了什麽事吗?……仿佛我真的像大连国安局特务们编造的那样,是台湾间谍!每每念及此事,更觉范老的道德品质,堪称做人的典范。

我与范老最后一次通电话

2006年初,历时五年多,我终于熬出了监狱,但依然处于软禁之中,有一次,我好不容易摆脱了特务的盯梢,在一家比较偏僻的公用电话亭,播通了香港新亚洲出版社的办公电话,这是一个陈旧的号码,是范老给我的,没想到时隔多年,我又听到了他熟悉的声音。

我兴奋地告诉他说,我是谁。他答应了几声,但声音粗哑而生涩,好像他的喉管里有炎症和浓痰,他的听力也出现了障碍,以前,那个耳聪目明的范老走远了,他成了一个很难沟通的人,我大声喊着:我是你的老朋友,原先的《文汇报》记者姜维平,我从监狱出来了!

什麽?啊?啊?……他听了半天,终于听明白了,沉默了片刻,他唔唔嗯嗯了几声,喉音很重,可能想起了与我喝酒吃豆腐的往事,他哽咽了……我知道,他老了,已经受不起精神上的刺激,我必须抓紧时间表达我的心情,我说,谢谢你啊!我太太跟我讲了,你想请她去香港工作,你还给了3000港币……我连说了三声“谢谢”,竟也哽咽起来,泪眼模糊了,我想哭又想喊,但电话听筒却从手里脱落了,我有了一种不祥之感,我的岳父临病逝前也有类似的声音和举动……

果然,此后大约四个月,即2006年11月,我从互联网上读到他19日凌晨三点四十二分去世的消息,并不感到意外,但却十分悲伤,他以92岁的高龄终于平静地走了!我一生再也见不到他了,如今,在多伦多北约克图书馆见到了他的赠书,如同劫后余生,与其久别重逢,我想,他做的好事太多了,可能早就遗忘了这些赠送书籍的芝麻绿豆般的小事,如同他帮助过我和我的家人一样,但是,他的音容笑貌明晰地深藏我的记忆里,也永远地活在每个受其恩惠的人们心中!

2011年2月16日于多伦多

文章来源:新维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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