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段时间，我在多伦多北约克的“两馆”之间来来往往，自得其乐，所谓“两馆”，一是游泳馆，二是图书馆，平时读书，闲暇游泳，心情平和了许多，特别是后者，其收藏的中文图书，虽比不上国内的市级图书馆，但也数千册，洋洋大观矣，本以为旧书可以使我遗忘过去，淡定情感，不料昨日书架浏览所及，竟找到一本由范止安先生盖章的赠书孙中山诗传《中山颂》，其由鞠盛著，由新亚洲文化基金会编印，翻开扉页，竟有“范止安敬赠”字样，时间是2002年4月23日，立即心底波澜，涌满眼眶，万千往事，不堪回首。
经太太介绍，认识范老
大约是90年代中期，在大连国旅工作的太太告诉我，她带一个旅行团到黑龙江省的呼兰县萧红纪念馆访问，认识了一个办出版社的老板叫范止安，那时互联网还没有普及，查询一个名人的情况还不太方便，我对范老一无所知，由于国内对出版业的严控和管理，使我对香港的新闻出版业有一种强烈的向往和神秘感，我很想知道范先生是如何经营出版社的，而且，我在国内的大连出版社和天津的百花文艺出版社，先后出版过两本诗集，也想寻求在港出版的新途径，于是，我请太太写了一封信，并买了一件工艺品，就借香港开会之机，抽时间给范老打了电话，就这样，我们认识了，此后常来常往，竟成了好朋友，只要我在香港逗留，他不论多麽忙，都会抽空约见我，那怕一两个小时，二十几分钟，从不婉拒我。
如今，我浏览了网上有关范先生的许多报道，大都是溢美之词，也有几篇以李瑞为名，揭露他曾是汉奸的文字，两者之间形同水火，不能相容。我不是历史学家，无法判定是非，但那几年，我在与范先生的交往过程中，亲身的感受是，他是一个视金钱如粪土的好人，这一点不是众多香港富翁所能做到的。由于工作的关系，我也结识了香港许多亿万富豪，不想讲他们过多的生活细节，总之，像范止安这样的能把辛辛苦苦赚来的钱，慷慨地捐给慈善公益事业的人，的确不多。他的出版社规模不大，才五六个人，主要是靠出版小学生课本赚钱，其盈利的数额相当大，但远远比不上香港那些名利双收的大老板，但他捐资助教的气势和力度，不亚于任何人，笔者有机会与其私下交谈，他多次说过，我赚的钱来自教育，也应当回馈于教育。
1965 年，他创办了新亚洲出版社，二十年后，其成立新亚洲文化基金会，积极参与两岸三地的文化交流活动。1997 年，他以私蓄资金设立了“景范教育基金会”，专门赞助内地贫困偏远山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先后在全国各地创办景范学校、图书馆、范公苑，医疗保健，及多所大学奖学金委员会等六十余处，单是希望小学就多达48所。为了激励品学兼优而家境清寒的大学生，“景范教育基金会”于2004年，设立了“中国人民大学范止安奖助学金”。至今已捐资100万元，共奖励了中国人民大学200名优秀大学生、资助了190名家庭经济困难的大学生。此外，范老还编印出版了《范仲淹研究文集》1-3 卷，《范学论文集》1-4 卷，等等，全部免费赠阅世界五大洲的图书馆。
有一次，我应邀在他的办公室做客，他坦率地告诉我，你看我身体还不错，但毕竟上了年纪，来日无多了！人生总有一死的，死了钱有何用？用好了，对社会还有点意义，我这样做，是想让后人想着我啊！
大约是在1998年，我写了一篇表扬范先生的文章，以彩色整版的篇幅，刊登在香港《文汇报》上，老先生读了，非常高兴，他请我在香港一家上海菜馆吃饭，席间我几次鼓足勇气，试图向他提出出版诗集的事，我想，只要我张口，依他的财力和为人，一定能答应赞助我出版第三本诗集，但念及先生的高风亮节，想到那些乡下的简陋校舍，话梗在喉，却不能吐出……此前，我在他的办公室里，看到许多出版的书籍样品，每本的选题都是严肃的，质量都是非常高的，印制也很精美，想到自己的浅薄和自私，深感汗颜，只有打消主意。
后来，我在监狱里回想，幸亏我没有公开出版那本充满着溢美之词的诗集，那些言不由衷的歌颂纯属无病呻吟，没有任何意义，只能浪费他的资源，而给范老省下的钱，可以多帮助一些农家失学的孩子啊！
喝酒吃豆腐，是长寿的秘诀
人们常说酒伤身体，但范老并不这样认为，我认识他时，他已是古稀之年，从外表看，他个子矮小，单薄瘦弱，但却酒量惊人，逢宴必喝，逢喝必醉，每次在那家常去的餐馆与其重逢，他总是精神矍铄，我问他人生长寿的秘诀是什麽？他的回答令我惊愕：喝酒吃豆腐，能活一百岁！
凡是接触过范老的人都有体验，每次与朋友聚餐，他都有几个特点，一是他要付账，尽管在座的有各种身份的人，有记者，有公务员，有教授，也有大商人，但总是他出手大方；二是喝洋酒，或白酒，从不碰啤酒，没喝完的，就在酒瓶上写上名字，暂存酒店，下次再接着喝，绝对不浪费一点一滴，他说，喝进肚子里福，丢掉了是罪！三是，不论点什麽菜，全看客人的喜好，但有一样菜是不能少的：豆腐。我发现他最爱吃的就是豆腐，他吃得津津有味，百吃不厌，一边吃，一边大讲豆腐的妙处。我想，他能活到90多岁高龄，或许真的与酒和豆腐有关，如果把酒和豆腐掺在一起研究，大概就能发现一种新的营养物质，它叫什麽可能目前不被人知，它可能有助于身体健康。
范老有很多的酒友，创办《新闻天地》的台湾老报人卜少夫是其中的一个，此外还有他的儿子卜凡，中国时报驻香港的记者郑汉良，中央社驻香港的记者刘坤原，做有色金属生意的周先生，等等，但只要入酒席，他就喜欢我挨着他，道理非常简单：我不喜欢豆腐，但酷爱喝酒，喝酒时我从来不耍滑，每次他喝多了，喝醉了，就嘴唇发颤，但讲话不走板，而且，脸色不红，我呢，正好相反，饮酒过量，就言多有失，语无伦次，而且，面如猪肝……我想，这可能与我不吃豆腐有关吧！
认真做小事，以诚待人
想来也真是缘分，90年代中期，大陆的游客要去台湾，办理手续相当困难，太太所在的国旅试图冲破阻力，但不得要领，我大胆地给范老写了一封信，请他帮忙玉成此事，但依当时的体制和政策，不论台湾，还是大陆，都设限较多，一时难以如愿，我等待了一个月也没消息，或许是范老忙于编务，无暇顾及吧，正在焦虑之中，收到他的信，原来，他也没有太好的办法，非常着急，就给台湾名人卜少夫写了信，但他虽交友众多，也不能办理，可见两岸当时互动的壁垒坚如磐石，于是，范老把他和卜少夫往来的信件转给了我，使我深受感动，我想，他是要表明自己的诚意。
后来，我读了很多关于回忆他的文章，才知道，不仅是对我这样熟悉的晚辈，他对所有的人都是这麽热情和真诚，特别是对一些素昧平生的人，只要向他求助，他都一律善意回应，这方面的情况，可能他的秘书孔女士比别人要知道得多吧。那几年，他给我介绍了很多朋友，我也把国内一些想结识他的人引见给他，有的人也得到了他的无私帮助，现在，事过境迁，往事如烟，我亦不细提及，但有一件事不能忘怀，也使我意外，他婉拒了我提出的资助《前哨》的美意。
记得认识刘达文社长之后，有一次闲聊谈及范老，他说，香港艺术发展局设了一个奖项，是由范老出资搞的，刘说，能否与他谈谈资助的事，我答应试试，但后来却碰了钉子，范老很为难地说，不是钱的问题，我不好办啊！……我很为自己的多嘴而后悔，因为那几年，我明明知道范老与北京的高层人士来往频繁，还受到了江泽民的接见，并以此为荣，他怎麽会资助反对派的杂志《前哨》呢？可见我的书生气有多重！
但由这件小事，我还是感受到了范老的真诚，他没有掩饰自身的软弱，每个人都有做人的底线，原则和政治观点，不必强人所难，却可求同存异，可能，他不喜欢杂志《前哨》持有的那种批评的观点，但他一句也没有评价，只坦率地承认“不好办”。
尽力帮助家人，慷慨解囊
上个世纪末，我忽然因言获罪，失去了自由，太太一时手足无措，不知找谁捞人，曾按照以前的人脉关系，求助香港很多名人大款，但真正肝胆相照，予以帮助的人少之甚少，令其心寒，在仅有的两个人之中，范老是其中的一个。
据她后来告诉我，她2001年曾亲自急匆匆地赶到香港，求见范先生，把我的遭遇如实告诉了他，并请他与北京的上层官员联系，疏通我获释的途径，他一方面坦言，依据自身的处境和能力，他实在爱莫能助，因为虽然江泽民等中南海领导人与其有过会面，但不过都是出于客套，并无深交，而且，在所谓的这些原则问题上，不论薄熙来，李铁映，江泽民，还是国安部的官员，都不会心慈手软。
另一方面，范老也尽力安慰我的太太，他说，这几年姜先生在香港与内地之间走动，成了社会活动家，认识的人太多太杂，难免会有误会……虽然，我帮不了他，但能帮助你，如你同意，来香港工作如何，换个环境，或许心情会好些？我可以代你办理所有的手续，并给你较高的待遇，你一边适应新工作，一边再为先生想办法，如何？……我太太说，孩子才12岁，不想使她委屈，故此，婉拒了范老的盛情厚意。
在港期间，范老摆脱杂务，陪同太太，不仅多次请太太吃饭，好言相劝，尽力安慰，还给了她3000港币，略表心情，相比之下，香港《文汇报》的副社长刘某却在太太的求助电话中说：你知道姜维平干了什麽事吗？……仿佛我真的像大连国安局特务们编造的那样，是台湾间谍！每每念及此事，更觉范老的道德品质，堪称做人的典范。
我与范老最后一次通电话
2006年初，历时五年多，我终于熬出了监狱，但依然处于软禁之中，有一次，我好不容易摆脱了特务的盯梢，在一家比较偏僻的公用电话亭，播通了香港新亚洲出版社的办公电话，这是一个陈旧的号码，是范老给我的，没想到时隔多年，我又听到了他熟悉的声音。
我兴奋地告诉他说，我是谁。他答应了几声，但声音粗哑而生涩，好像他的喉管里有炎症和浓痰，他的听力也出现了障碍，以前，那个耳聪目明的范老走远了，他成了一个很难沟通的人，我大声喊着：我是你的老朋友，原先的《文汇报》记者姜维平，我从监狱出来了！
什麽？啊？啊？……他听了半天，终于听明白了，沉默了片刻，他唔唔嗯嗯了几声，喉音很重，可能想起了与我喝酒吃豆腐的往事，他哽咽了……我知道，他老了，已经受不起精神上的刺激，我必须抓紧时间表达我的心情，我说，谢谢你啊！我太太跟我讲了，你想请她去香港工作，你还给了3000港币……我连说了三声“谢谢”，竟也哽咽起来，泪眼模糊了，我想哭又想喊，但电话听筒却从手里脱落了，我有了一种不祥之感，我的岳父临病逝前也有类似的声音和举动……
果然，此后大约四个月，即2006年11月，我从互联网上读到他19日凌晨三点四十二分去世的消息，并不感到意外，但却十分悲伤，他以92岁的高龄终于平静地走了！我一生再也见不到他了，如今，在多伦多北约克图书馆见到了他的赠书，如同劫后余生，与其久别重逢，我想，他做的好事太多了，可能早就遗忘了这些赠送书籍的芝麻绿豆般的小事，如同他帮助过我和我的家人一样，但是，他的音容笑貌明晰地深藏我的记忆里，也永远地活在每个受其恩惠的人们心中！
2011年2月16日于多伦多
文章来源：新维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