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两种截然相反的记忆和意向

1、文革对共产党有利还是不利

文化大革命发生之日至今已三十九年。经过了这么多年的思想沉淀,按说同属民众阶层的人们对如此重大的历史事件在最基本的评判上应凝结出起码的共识。然而,令我极感不可思议的是:民众阶层中的不同社会群体对文革竟有着大相径庭乃至截然相反的意向。在表现形态上,一种意向多以文字运载。另一种意向只以口头相传。

见诸文字的意向是,中国再也不要发生文革了,但又担心文革会再次发生。因为持有这一意向的人士认为文革对共产党有利。“中共为了自己的专制统治和利益,必将……再次发动文革。”(见“谁能阻止二十一世纪的文化大革命”<黄花岗>杂志04年第二期)这种文字经常可以在各种报章杂志中看到。

另一种不以文字运载,而只以口头形式在社会底层中辗转相传的意向是,再来一次文革就好了。九十年代中、后期,在各地工人抗议活动中都可听到表达这种意向的耳语。再来一次文革干什么?四十好几、五十来岁的工人说:如果再来一次文革,就不是批判一下当权派那么简单,而是要把共产党的那班贪官污吏彻底干掉,要让共产党彻底完旦。很明显,这种意向是基于与前一种恰恰相反的判断:文革对共产党不利。

2、对于文革的自发记忆与灌输记忆

民众阶层中为什么会对文革有着如此截然相反的判断,并导致差别如此巨大的意向呢?追索原因,是由于对文革有着不同的记忆。稍加区分,这记忆还可分成自发记忆和灌输记忆。经历过文革的中国人大约只占当今中国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五,他们的记忆是自发记忆,其余没有经历过文革者的记忆就是灌输记忆了。现在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自发记忆并不都全面、甚至并不都真实。细心地加以考察,可知自发记忆还会产生片面性或扭曲性。通常因某个人乃至某个社会群体的视觉、感觉、经历都会有一定的局限性和取向性,从而使之对文革中的某些情况留有较深的印象,对另一些则较淡薄,形成片面记忆。不过片面记忆尽管不能反映事物全貌,但它所反映出的那部分与事实还是基本相符的,只是不够全面而已。故此片面记忆还属于自发记忆的范畴。许许多多带有片面性的自发记忆“积分”起来,就大致可以真实地反映事物的全貌了。而扭曲记忆则大相径庭。它常常源于记忆者某种变态心理,或者是在某种外力的胁迫或诱导下产生。扭曲记忆往往是对事实作蓄意的选择记忆、甚至是歪曲记忆。其所反映的非但不全面,甚至还与事实不符。移花接木、张冠李戴,以至黑白混淆是非颠倒。严格地说,扭曲记忆并不是货真价实的自发记忆。

3、中共制造、文人配合,催生了扭曲记忆

对文革的扭曲记忆在当今中国已占主流地位。之所以如此是由于扭曲记忆有利于中共,中共使出浑身解数来制造、催生、扩张中国社会对文革的扭曲记忆。中共对文革评判定下它所属意的基调,并通过其豢养的御用文人制作文字标本,向其它文人作示范。中共利用其掌握的文字放行权,只允许对它有利的文革记忆刊于报章、载于著述。这不但是一种只为中共所认可的、需要的记忆才能以文字记载下来选择记忆,而且在选择中还会蓄意地对事实予以切削改制。中共以其政权力量制造了筛孔特别的筛子,并操作筛子筛选其属意的产品。

扭曲记忆的兴盛固然与中共的主导关系极大,但文人们的配合作用亦不可忽视。甚至可以说,若只有中共的主导而无文人的配合,扭曲记忆不可能横行于世。当然这种配合亦可分成自觉配合与不自觉配合。

纯粹的御用文人食中共之佳肴、住中共之美宅,其媚上的行为取向自不待言。而似较有独立身份的知识者在中国的大环境中,大多其实亦不能完全摆脱受雇于中共的状态,或受制于中共的处境。其所言所论难以置中共之好恶于不顾。何况不符合中共胃口的文字难以付梓。有时为刊出计便甘削足适履了。还有一个无可回避的事实是,老一代的文人在文革后得到中共的特别优待。感激涕零之余,他们往往主动按照中共的明示或暗示去“记述”文革,去詈骂中共想要咒骂的人,而不管这些挨骂者是否应该遭到那样的谩骂。由中共自己来进行谩骂未必能取得其所需要的社会效果,而由有社会声望的文人来操办则成效斐然。当扭曲记忆已成泓然大势之时,它就可于无形中操纵社会的集体思维。不但未经历文革的人们接受的是以扭曲记忆为蓝本的灌输记忆,即使是经历过文革的人们在扭曲记忆的汪洋大海中,久而久之亦都迷失了自己的原有正确记忆而去附和声势浩大的扭曲记忆。这种情况在海内外民主文人中都有清晰的表现。其最鲜明的表现是,一提起文革就不加分析地、情绪化地大骂文革浩劫。仿佛文革中除了浩劫就没有其它。

考察中国社会的现实可知,片面记忆大多存在于底层民众之中,以口头相传,其传播的广度和纵深都很有限。而扭曲记忆多载于报刊书籍,故其传播的广度和纵深都无远弗届。当今占全人口百分之七十五没有经历过文革的人们对文革所知来源于报刊书籍。而这上面所载的几乎都为扭曲记忆。他们被灌输的这些扭曲记忆在灌输过程中还会有偏离加大效应,使之愈来愈远离实情。那些没有经历过文革的人们浸泡在这种灌输记忆之中,后果十分堪虑。按这种趋势发展下去,当有一天中国社会全由没有经历过文革的人所组成,底层民众中的口头记忆逐渐飘散湮没之时,一段文革史就面目全非了。

“谁能阻止二十一世纪的文化大革命”一文的作者据说是一位大陆青年。既是青年,当在文革后才出生,那么他对文革的了解无疑是来源于那种扭曲的灌输记忆。由此,他得出了文革有利于中共,中共必将再次发动文革的荒谬结论。

4、扭曲记忆的卖点在于对造反派进行栽赃

在中共主导和某些文人配合下得以充斥社会的文革扭曲记忆集中表现为文革浩劫论。其核心观点是:浩劫是文革造反派制造的。遭受浩劫的是中华文化;是知识分子;是党的好干部。

共产党自暴力取得政权以来,它一直在糟蹋中华文化,在整治知识分子。这一次情况截然相反了。中共把自己与中华文化、知识分子绑在一起,都以受难者的身份出现。既然大家都在文革中遭受劫难,那么就该冰释前嫌、惺惺相惜,一起去憎恨施行浩劫者的文革造反派。共产党心目中的造反派主要是些什么人?是底层民众,又以体力工薪者为主体。

文革中是否存在对中华文化的摧残,和对知识分子的迫害。回答是肯定的。对中华文化的摧残——即所谓“破四旧”——主要发生在1966年7月的文革最初期。这是一部分大、中学生,尤其是中学生的胡闹,理应予以责备,但却与文革时期的群众造反运动毫不相干。因群众造反运动至1966年11月才发生。1966年7月之时,它还来不及在场,没有“作案”时间。对高级知识分子、文艺界名人的虐待主要发生在1966年8月至9月。施虐者主要是由中共高干子弟所组成的贵族红卫兵(即所谓老红卫兵)。造反派同样来不及到场,没有“作案”时间。可是在许多文人学士的笔下——回忆录或小说——这一切都移花接木到造反派身上。这类文字也是泛滥到可以信受捡来的地步。如北美<世界日报>04年11月“今古上下”版上连载署名罗思义的题为“陈寅恪之死”一文,竟栽赃说陈寅恪先生是中山大学造反派迫害死的。其实即使是按照该文所述,陈寅恪最遭冲击的时日也是在1966年7、8月间,与造反派毫无关系。这使我深深感到有这样一种社会现像,凡是指陈造反派迫害著名知识分子的文章,都会被如获至宝地登载传播。这种以讹传讹乃至随心所欲的移花接木、栽赃诬陷发展下去,以后,即使有人说老舍、储安平等都是造反派迫害死的,也不会有人出来澄清了。于是更年轻的一代就获知造反派竟可恶到迫害死老舍、储安平的地步,使之对造反派更深恶痛绝。

5、中共栽赃造反派是为了离间知识分子和体力劳动阶层

中共政权扭曲文革记忆,栽赃造反派不是目的,只是手段。使用这个手段要达到的初级目的是把水搞混,让真正在文化革命中疯狂肆虐、草菅人命的贵族(高军干子弟)红卫兵——共产党的党卫军;让首先使用暴力打杀“四类分子”和造反派的保皇派(保党派);让大规模动用军队残酷屠杀造反群众的各地军头;让文化革命一切罪孽的祸首元凶毛泽东蒙混过关,逃脱社会正义和历史的谴责。其高级目的是要用以离间知识分子和体力劳动阶层。务必使这两个社会群体不会结合起来。否则,大不利于中共政权的巩固。

八十年代以后,中共与民众阶层矛盾的焦点,已从中共与知识分子之间转变到中共与体力劳动者之间。1957年反右,中共是蛊惑体力劳动者去践踏知识分子。九十年代以来,中共是蛊惑知识分子去践踏体力劳动者。尽管八九民运以学生为主体,但镇压行动与其后的收买措施相结合,使中国知识分子就其整体而言已与当局妥协,有的甚至还充当了共产党的说客、辩护士。

中共政权的超高消费耗费了巨量的社会财富。(<北京之春>05年十月号有篇题为“最昂贵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一文对此作了相当深入的分析。)为了保持政权,它选择了与知识分子结盟的手段。故拨出一部分财力来收买知识分子,或默许知识分子用各种方法去搞钱敛财。中共不可能收买体力劳动者阶层。因这个阶层的基数太大。这一方面是由于中共没有那么大的财力,另一方面是由它的本质决定。即使它又多搜刮了一些钱财也不作此用,而继续投入到党政超高消费和官知联姻之中。

九十年代以来各地此起彼伏的群众反抗活动无一例外都来自底层民众。而知识分子阶层与中共政权的关系愈来愈温暖。这使中共深感,极少数不接受收买的知识分子的抗议语言不足为虑,真正有可能倾覆其政权的强力来自于体力劳动者阶层。同时,那些群众反抗活动使中共很自然地联想起文革中群众造反运动对中共统治秩序的冲击。中共政权最忌讳的文革记忆是什么?是文革中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是人民群众对中共统治秩序的冲击。这些冲击曾使头顶神圣光环的共产党高官威风扫地;使运转效率极高的政权机器一度瘫痪;使许多共产党高官曾恐惧自己乃至整个共产党体制都面临灭顶之灾。故此,中共视文革为浩劫是顺理成章的。但是,如果共产党照此按实表述文革浩劫,那实在是大大的不智。因底层民众会由此受到鼓舞。而知识分子则认为这与我何干?共产党明白它必须避免这两种倾向。

同时,中共心知肚明,它与底层民众的矛盾既难以化解,那也就只能是严加防范之、压制之。共产党为使其对群众反抗运动的剿平能得到知识分子的认同拥护,便把社会上的群众反抗运动抹黑为格调低劣的动乱。但是,这“动乱”并没有伤及知识分子阶层。为能挑起知识分子对这“动乱”的反感,使之与共产党同仇敌忾,共产党找到一个巧妙的配方。就是淡化文革中群众对中共统治的冲击,强忍下对此的切齿痛恨,而着力把文革浩劫渲染为知识分子的遭难。把文革中群众冲击中共统治秩序的反抗运动歪曲涂污为迫害知识分子的动乱,再把当今的群众反抗运动与文革时期的等同。利用知识分子对文革的扭曲记忆,诱导其对当今群众反抗运动抱以恐惧憎恶。

共产党这一套已产生作用。这表现为当今知识分子阶层就其整体而言对底层民众的苦难和反抗基本采取袖手傍观的态度。

6、请听江泽民的心声

但是,尽管共产党成功地导演了这个戏目,它心里还是明白,即便如此,当今群众反抗运动还是会随时发生。为了保持镇压势能,最重要的是镇压机器自身的运转不能紊乱。文革时期的群众反抗运动之所以能骤然发展到规模极为巨大的程度,就是因为共产党自己首先乱了阵脚。

怎样才能使自己的阵脚不乱?就是不能再搞文化大革命了。自己内部无论有多么大的矛盾分歧,都务必内部解决。不要闹到社会上去,不能让那些不满、敌视共产党的人群有可乘之机。这一心态在1999年江泽民视察山西时对省委一班人的所言中有了最清晰的表露。江说:“同志们,我们都绑在同一条船上的人。要是船翻了,大家都完了,不是我一个人。”这句真言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抗议工人的耳语是多么尖锐地刺向中共政权的神经。“再来一次文革就好了。再来一次文革就要共产党完蛋。”

二、官方文革引发人民文革

1、放弃人民线索论,接受人民文革论

1996年,文革三十周年时,我撰写了一篇题为“三年文革与两条线索”的文章,发表在北美华文报纸<世界日报>的<世界周刊>上。星移斗转,文革四十周年又在即了。经过近十年的思索,我的思想有了新的发展。我愈来愈感到文革评判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政治意义,不应把它限制在学术研究层面上。三年文革的分期我基本予以保持,而两条线索之说,虽在学术研究层面上有着较多的回旋余地,但它的政治触角则太软钝。在文革中群众反抗运动被掩盖、被抹黑、被歪曲诬蔑的今天,有必要更旗帜鲜明、更针锋相对地高扬我们的观点。故此我决意放弃“文革人民线索”之说,而择取政治意向更鲜明的人民文革论。

在我之前,已有王希哲、郑义两人取人民文革一说。郑义所指的是始自1966年10月批“资反线”后,至1968年夏季镇压前的群众反抗运动,(见郑文“两个文化大革命刍议”,载于1996年杨建利编辑的文革史论文集<红色革命与黑色造反>),我的分析论定与之完全重合。王希哲的“人民文革论”则与我略有区别,但原则上仍基本一致。王将1966年秋冬以后的群众反抗运动看着是一种持续的积累和铺垫。而这积累的反抗势能在1976年丙辰清明中得到总爆发,并且将“人民的文化大革命”推向一个新的层次。

2、何谓官方文革、何谓人民文革

毛泽东搞文化大革命是手段,目的是清洗中央、省市高层中的异己势力。故此,毛的官方文革亦可称之为文革清洗.此外,由于文革中发生了民众反抗运动,毛及地方官僚和军方都各自或联手进行过镇压,故官方文革还有一个内容——文革镇压。文革清洗加上文革镇压就是官方文革的全部内容。至于毛搞文革清洗的原动力是意识形态、治国方略之争还是权力之争,抑或以不同比率兼而有之,则仁智互见。但这并不在我们的关切之中。我们——人民文革论的持有者关注的是,官方文革与人民文革之间的关系。当然更首要的则是人民文革的界定。其后还有对人民文革的评判,以及研究人民文革的现实意义。

人民文革所指的是文革期间的群众反抗运动,内容包括反政治歧视、反政治迫害、要求平反、争取生存权利和冲击共产党统治体制等等。故人民文革又可称之为文革反抗运动。其存在时间是从1966年深秋到1968年夏。关于这些,我在“论文革期间反政治歧视、反政治迫害的群众斗争”等文章中都有十分具体的陈述,此处不再重复。人民文革的界定比人民线索更加清晰简练。并不是文革中所有的群众活动都可纳入人民文革的范畴。如文革保守派的活动就不纳入。又如1967年初就掌权并迅速蜕化为新保守派的上海工总司一类群众组织的活动亦不应纳入。浙江、四川等一些原始保皇派垮台较早的地方,不再受压的造反派分裂成两派互斗,这些活动也不属人民文革的范畴。北京某些大学生组织对刘少奇等共产党“黑帮”的批斗同样都不是人民文革。至于1966年8月的“红色恐怖运动”,其凶残的肆虐者是由共产党的衙内所组成的贵族红卫兵——共产党的党卫军,故更是与人民文革风马牛不相及了。

官方文革的施行者是共产党的整个国家机器,毛及其所要清洗的党内异己势力均属其中。这个机器的延伸物——保守派(这是个历史名词。更贴切的称谓应是保党派、保权派、保既定统治秩序派)亦是官方文革的施行者。人民文革的施行者是造反派群众组织。但是,分裂蜕化后的造反派组织则作另论。

3、人民文革是毛要搞党内高层清洗

——官方文革——所付出的代价

人民文革由毛泽东的官方文革引发。换言之,没有官方文革就没有人民文革。

这次毛泽东清洗党内高层异己,没有采取过往中共党内斗争的惯用模式。他是把自己与党内高层异己势力的矛盾公之于众,把异己势力指控为镇压群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制定者、实施者,和“复辟资本主义”、要人民“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的“走资派”。他号召人民起来批判“当权派”——共产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并夺取他们窃据的权力,把权力夺回到革命人民手中来。于是,毛泽东搞的这场清洗党内高层异己的斗争似乎就不再是格调低下的纯权力之争、宫廷之争,而是要进行“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是要“找到一个形式”“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是要实现“反修、防修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使“社会主义的红色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于是毛的清洗行动就涂上了一道冠冕堂皇的油采。仿佛这场清洗毛是为了人民的利益才去进行的。他出以公心、用心良苦,实值得民众千秋万代永世赞颂。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真实动机已永远封存在那玻璃棺材之中。后世最有洞悉力的学者也只是分析而已。我们不必去凑这份热闹。而我们关注到的是,正是由于毛要以冠冕堂皇的理由和方式来进行这场清洗,才给群众反抗运动有了破土而出的机会。或者说,人民文革的产生是毛要搞党内高层清洗——官方文革——所付出的代价。

然而,正是这一点使人民文革遭到某些人士尖锐的抨击。他们说既然文革群众造反运动是在毛泽东的恩准下进行的,那么它就是跪着造反,其实只是充当了毛政治清洗的工具,乏善可陈。

这里有个最简单明了的逻辑:如果人民文革真的完全是毛泽东掌中应心得手的清洗工具,与毛的官方文革配合无间,那么它就会一直得到毛的嘉许,并以封赏告终。可是,情况并不如此。人民文革尽管曾得到毛某一程度的支持,但最终在1968年夏被毛伙同各地军方和重新“站出来”的干部严厉乃至残酷镇压。这也就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人民文革并非如那些人士所抨击的那样。

4、造反派奉旨造反、乘机造反

比保皇派为虎作伥、助纣为虐要好千百倍

人民文革最受诟病的焦点之一是所谓“奉旨造反”。“奉旨造反”的提法系于九十年代首见于著名作家郑义先生。那时的社会情势是对文革造反派呈一边倒的彻底否定。共产党的御用文人和反对共产党的民主分子都同声谴责它,构成一大历史奇观。经历过文革的经济学家杨小凯先生在<中国之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八九反思——为造反派平反”的文章,竟招致一片伐挞。在这种情势下,郑义提出“奉旨造反”已需要很大的勇气。郑义的意思是,尽管这个造反是“奉旨”的,但它仍然具有进步意义。因为这“造反”在“表达群众自身权利要求”,“无疑具有某种民主色彩”。尽管在我看来“奉旨造反”之说已降低了对文革造反的评价,应评为“乘机造反”更为符合实际,但是,“奉旨造反”论竟仍不见容于许多评论家。在他们看来,既是“奉旨”,那就毫无进步意义可言。

其实,道理是很明确的。不妨打一个这样的比喻。

有一伙抢劫集团,其第一号头目与第二号头目发生矛盾。第一号头目欲将第二号头目及其势力铲除,于是他对被抢劫的人们说,这次你们可以反抗他们。并把反抗的棍子递给被抢劫者。试问,在这种情况下被抢劫的人们应不应该乘此机会,接过第一号头目递过来的棍子去进行反抗?答案是不言自明的。

面对这一历史事实,还要对被抢劫者横加贬责是极为荒谬的。难道有机会都不去反抗,一定要束手待抢才算有意义吗?

当然,这些人士还会有这样一说。你们这样搞掉了第二号头目,但第一号头目还在。今后你们还不是要继续受第一号头目的抢劫?这又有什么意义呢?

这话实在肤浅。第一号头目与第二号头目其实都是一丘之貉。第一号头目此举虽然冠冕堂皇地铲除了第二号头目及其亲信,但是,整个抢劫团伙的元气亦因此而大伤。从长远来看,被抢劫者的反抗行动不但直接打击了第二号头目,也间接地打击了第一号头目和整个抢劫团伙。这难道不是有利于良民百姓的好事?

至于后来有人为第二号头目“平反昭雪”,认为第一号头目同室操戈的作法太损,尤其是鼓动被抢劫者进行反抗的作法,使之从此不再驯服,实在大大不利于抢劫团伙今后的运作。这毫无疑问是纯粹站在抢劫团伙的立场上探讨问题。让他们探讨去吧。我们被抢劫的人们就没有必要参与其中了。不过,这倒是从另一个角度提醒了我们:当年的反抗确有着重大的意义。

当今,民主阵营中亦有人坚持对文革造反运动持完全否定的态度。理由是文革造反反来反去又能反出什么名堂?文革之后还不是共产党的一统天下。对此我要问,中国当代民主运动从七九民刊、民主墙运动算起也有二十几年了。足足一代人的时间,并没搞出什么名堂。中国还是共产党的一统天下,那有该作何评价?是否七九民运、八九民运就因此而毫无意义?

指责文革造反派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只反各级“当权派”不反毛泽东、不从根本上反对共产党制度。(毛泽东与共产党制度是合一的,都可解释为“皇帝”)是十分粗暴地脱离历史条件去进行评判。囿于历史条件所限,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甚至依靠皇帝去反贪官,总比什么都不反、只是一味作顺民要好。当然更比保皇派的为虎作伥、助纣为虐要好千百倍。

深究一层,其实以皇帝与贪官的关系类比毛与共产党官僚并不贴切。封建时代的某些农民起义的确会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因为在封建社会里,官吏虽由皇帝任命并效忠于皇帝,但皇帝与官吏的血脉并不绝对相通。君权神授,皇帝的帝位并不绝对需封建官吏拱卫。百姓有可能在打倒许多官吏之后而在皇权面前却步。皇帝也可以百姓利益的代表者去严厉惩罚官吏。但是,共产党的领袖毛则大相径庭。他与共产党官僚的血脉是相通的。他的权力并不神授,而需由共产党各级官僚们去拱卫。毛尽管搞党内高层清洗,但毛与一般的、大量的共产党官僚其实有着唇齿关系。如果共产党官僚大量倒台,毛的绝对权力就会流失。非但把无产阶级专政落实到基层会成为空话,毛本身的座席都会发生动摇。故此,毛从1967年夏末起就极称百分之九十几的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严厉斥责造反派在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所以,文革时期的造反群众即使只尽力去打击中共官僚而不反毛,其实都在打击共产党体制,因而有其进步意义。

共产党这一套已产生作用。这表现为当今知识分子阶层就其整体而言对底层民众的苦难和反抗基本采取袖手傍观的态度。

6、请听江泽民的心声

但是,尽管共产党成功地导演了这个戏目,它心里还是明白,即便如此,当今群众反抗运动还是会随时发生。为了保持镇压势能,最重要的是镇压机器自身的运转不能紊乱。文革时期的群众反抗运动之所以能骤然发展到规模极为巨大的程度,就是因为共产党自己首先乱了阵脚。

怎样才能使自己的阵脚不乱?就是不能再搞文化大革命了。自己内部无论有多么大的矛盾分歧,都务必内部解决。不要闹到社会上去,不能让那些不满、敌视共产党的人群有可乘之机。这一心态在1999年江泽民视察山西时对省委一班人的所言中有了最清晰的表露。江说:“同志们,我们都绑在同一条船上的人。要是船翻了,大家都完了,不是我一个人。”这句真言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抗议工人的耳语是多么尖锐地刺向中共政权的神经。“再来一次文革就好了。再来一次文革就要共产党完蛋。”

二、官方文革引发人民文革

1、放弃人民线索论,接受人民文革论

1996年,文革三十周年时,我撰写了一篇题为“三年文革与两条线索”的文章,发表在北美华文报纸<世界日报>的<世界周刊>上。星移斗转,文革四十周年又在即了。经过近十年的思索,我的思想有了新的发展。我愈来愈感到文革评判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政治意义,不应把它限制在学术研究层面上。三年文革的分期我基本予以保持,而两条线索之说,虽在学术研究层面上有着较多的回旋余地,但它的政治触角则太软钝。在文革中群众反抗运动被掩盖、被抹黑、被歪曲诬蔑的今天,有必要更旗帜鲜明、更针锋相对地高扬我们的观点。故此我决意放弃“文革人民线索”之说,而择取政治意向更鲜明的人民文革论。

在我之前,已有王希哲、郑义两人取人民文革一说。郑义所指的是始自1966年10月批“资反线”后,至1968年夏季镇压前的群众反抗运动,(见郑文“两个文化大革命刍议”,载于1996年杨建利编辑的文革史论文集<红色革命与黑色造反>),我的分析论定与之完全重合。王希哲的“人民文革论”则与我略有区别,但原则上仍基本一致。王将1966年秋冬以后的群众反抗运动看着是一种持续的积累和铺垫。而这积累的反抗势能在1976年丙辰清明中得到总爆发,并且将“人民的文化大革命”推向一个新的层次。

2、何谓官方文革、何谓人民文革

毛泽东搞文化大革命是手段,目的是清洗中央、省市高层中的异己势力。故此,毛的官方文革亦可称之为文革清洗.此外,由于文革中发生了民众反抗运动,毛及地方官僚和军方都各自或联手进行过镇压,故官方文革还有一个内容——文革镇压。文革清洗加上文革镇压就是官方文革的全部内容。至于毛搞文革清洗的原动力是意识形态、治国方略之争还是权力之争,抑或以不同比率兼而有之,则仁智互见。但这并不在我们的关切之中。我们——人民文革论的持有者关注的是,官方文革与人民文革之间的关系。当然更首要的则是人民文革的界定。其后还有对人民文革的评判,以及研究人民文革的现实意义。

人民文革所指的是文革期间的群众反抗运动,内容包括反政治歧视、反政治迫害、要求平反、争取生存权利和冲击共产党统治体制等等。故人民文革又可称之为文革反抗运动。其存在时间是从1966年深秋到1968年夏。关于这些,我在“论文革期间反政治歧视、反政治迫害的群众斗争”等文章中都有十分具体的陈述,此处不再重复。人民文革的界定比人民线索更加清晰简练。并不是文革中所有的群众活动都可纳入人民文革的范畴。如文革保守派的活动就不纳入。又如1967年初就掌权并迅速蜕化为新保守派的上海工总司一类群众组织的活动亦不应纳入。浙江、四川等一些原始保皇派垮台较早的地方,不再受压的造反派分裂成两派互斗,这些活动也不属人民文革的范畴。北京某些大学生组织对刘少奇等共产党“黑帮”的批斗同样都不是人民文革。至于1966年8月的“红色恐怖运动”,其凶残的肆虐者是由共产党的衙内所组成的贵族红卫兵——共产党的党卫军,故更是与人民文革风马牛不相及了。

官方文革的施行者是共产党的整个国家机器,毛及其所要清洗的党内异己势力均属其中。这个机器的延伸物——保守派(这是个历史名词。更贴切的称谓应是保党派、保权派、保既定统治秩序派)亦是官方文革的施行者。人民文革的施行者是造反派群众组织。但是,分裂蜕化后的造反派组织则作另论。

3、人民文革是毛要搞党内高层清洗

——官方文革——所付出的代价

人民文革由毛泽东的官方文革引发。换言之,没有官方文革就没有人民文革。

这次毛泽东清洗党内高层异己,没有采取过往中共党内斗争的惯用模式。他是把自己与党内高层异己势力的矛盾公之于众,把异己势力指控为镇压群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制定者、实施者,和“复辟资本主义”、要人民“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的“走资派”。他号召人民起来批判“当权派”——共产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并夺取他们窃据的权力,把权力夺回到革命人民手中来。于是,毛泽东搞的这场清洗党内高层异己的斗争似乎就不再是格调低下的纯权力之争、宫廷之争,而是要进行“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是要“找到一个形式”“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是要实现“反修、防修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使“社会主义的红色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于是毛的清洗行动就涂上了一道冠冕堂皇的油采。仿佛这场清洗毛是为了人民的利益才去进行的。他出以公心、用心良苦,实值得民众千秋万代永世赞颂。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真实动机已永远封存在那玻璃棺材之中。后世最有洞悉力的学者也只是分析而已。我们不必去凑这份热闹。而我们关注到的是,正是由于毛要以冠冕堂皇的理由和方式来进行这场清洗,才给群众反抗运动有了破土而出的机会。或者说,人民文革的产生是毛要搞党内高层清洗——官方文革——所付出的代价。

然而,正是这一点使人民文革遭到某些人士尖锐的抨击。他们说既然文革群众造反运动是在毛泽东的恩准下进行的,那么它就是跪着造反,其实只是充当了毛政治清洗的工具,乏善可陈。

这里有个最简单明了的逻辑:如果人民文革真的完全是毛泽东掌中应心得手的清洗工具,与毛的官方文革配合无间,那么它就会一直得到毛的嘉许,并以封赏告终。可是,情况并不如此。人民文革尽管曾得到毛某一程度的支持,但最终在1968年夏被毛伙同各地军方和重新“站出来”的干部严厉乃至残酷镇压。这也就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人民文革并非如那些人士所抨击的那样。

4、造反派奉旨造反、乘机造反

比保皇派为虎作伥、助纣为虐要好千百倍

人民文革最受诟病的焦点之一是所谓“奉旨造反”。“奉旨造反”的提法系于九十年代首见于著名作家郑义先生。那时的社会情势是对文革造反派呈一边倒的彻底否定。共产党的御用文人和反对共产党的民主分子都同声谴责它,构成一大历史奇观。经历过文革的经济学家杨小凯先生在<中国之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八九反思——为造反派平反”的文章,竟招致一片伐挞。在这种情势下,郑义提出“奉旨造反”已需要很大的勇气。郑义的意思是,尽管这个造反是“奉旨”的,但它仍然具有进步意义。因为这“造反”在“表达群众自身权利要求”,“无疑具有某种民主色彩”。尽管在我看来“奉旨造反”之说已降低了对文革造反的评价,应评为“乘机造反”更为符合实际,但是,“奉旨造反”论竟仍不见容于许多评论家。在他们看来,既是“奉旨”,那就毫无进步意义可言。

其实,道理是很明确的。不妨打一个这样的比喻。

有一伙抢劫集团,其第一号头目与第二号头目发生矛盾。第一号头目欲将第二号头目及其势力铲除,于是他对被抢劫的人们说,这次你们可以反抗他们。并把反抗的棍子递给被抢劫者。试问,在这种情况下被抢劫的人们应不应该乘此机会,接过第一号头目递过来的棍子去进行反抗?答案是不言自明的。

面对这一历史事实,还要对被抢劫者横加贬责是极为荒谬的。难道有机会都不去反抗,一定要束手待抢才算有意义吗?

当然,这些人士还会有这样一说。你们这样搞掉了第二号头目,但第一号头目还在。今后你们还不是要继续受第一号头目的抢劫?这又有什么意义呢?

这话实在肤浅。第一号头目与第二号头目其实都是一丘之貉。第一号头目此举虽然冠冕堂皇地铲除了第二号头目及其亲信,但是,整个抢劫团伙的元气亦因此而大伤。从长远来看,被抢劫者的反抗行动不但直接打击了第二号头目,也间接地打击了第一号头目和整个抢劫团伙。这难道不是有利于良民百姓的好事?

至于后来有人为第二号头目“平反昭雪”,认为第一号头目同室操戈的作法太损,尤其是鼓动被抢劫者进行反抗的作法,使之从此不再驯服,实在大大不利于抢劫团伙今后的运作。这毫无疑问是纯粹站在抢劫团伙的立场上探讨问题。让他们探讨去吧。我们被抢劫的人们就没有必要参与其中了。不过,这倒是从另一个角度提醒了我们:当年的反抗确有着重大的意义。

当今,民主阵营中亦有人坚持对文革造反运动持完全否定的态度。理由是文革造反反来反去又能反出什么名堂?文革之后还不是共产党的一统天下。对此我要问,中国当代民主运动从七九民刊、民主墙运动算起也有二十几年了。足足一代人的时间,并没搞出什么名堂。中国还是共产党的一统天下,那有该作何评价?是否七九民运、八九民运就因此而毫无意义?

指责文革造反派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只反各级“当权派”不反毛泽东、不从根本上反对共产党制度。(毛泽东与共产党制度是合一的,都可解释为“皇帝”)是十分粗暴地脱离历史条件去进行评判。囿于历史条件所限,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甚至依靠皇帝去反贪官,总比什么都不反、只是一味作顺民要好。当然更比保皇派的为虎作伥、助纣为虐要好千百倍。

深究一层,其实以皇帝与贪官的关系类比毛与共产党官僚并不贴切。封建时代的某些农民起义的确会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因为在封建社会里,官吏虽由皇帝任命并效忠于皇帝,但皇帝与官吏的血脉并不绝对相通。君权神授,皇帝的帝位并不绝对需封建官吏拱卫。百姓有可能在打倒许多官吏之后而在皇权面前却步。皇帝也可以百姓利益的代表者去严厉惩罚官吏。但是,共产党的领袖毛则大相径庭。他与共产党官僚的血脉是相通的。他的权力并不神授,而需由共产党各级官僚们去拱卫。毛尽管搞党内高层清洗,但毛与一般的、大量的共产党官僚其实有着唇齿关系。如果共产党官僚大量倒台,毛的绝对权力就会流失。非但把无产阶级专政落实到基层会成为空话,毛本身的座席都会发生动摇。故此,毛从1967年夏末起就极称百分之九十几的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严厉斥责造反派在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所以,文革时期的造反群众即使只尽力去打击中共官僚而不反毛,其实都在打击共产党体制,因而有其进步意义。

在跟保守派的关系上,造反派也与毛的意向发生龃龉。在造反派看来,保守派背靠军方,不但一直是耀武扬威,还首先使用暴力,突袭杀伤造反派群众,完全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黑打手。怎么他们一下都变成了革命群众组织、无产阶级革命派?而自己一向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批“资反线”、“夺权”、反抗“资反线”的镇压反扑。经过艰难卓绝的斗争,总算站稳了脚跟,而且在社会同情和舆论上占尽优势,怎么到头来只是跟保守派打个平手,双方都是无产阶级革命派?

造反派在各级革委会的组建中,强调自己的造反功绩,力求使自己的代表名额多于保守派的。或者,在群众组织代表只能有一个任革委会副主任时,造反派就要求由自己的代表担任。但是这一企图遭到支持保守派的军头和地方干部的抵制。争执不下之时,官方就会指责造反派“唯我独革、唯我独左”。对于文革清洗基本完成的毛来说,此时的造反派不但愈来愈失去使用价值,而且愈来愈碍手碍脚,于是他放手让各地军头压制之。这就使造反派无可避免地心怀怨气。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造反派曾以毛号召的响应者、毛路线的捍卫者自居。但随着局势的发展,人民文革不断地、持续地出轨,造反派的角色转化了。它变成了毛战略部署的干扰者。毛中央不断发出“要紧跟毛主席战略部署”的号召就是在批评和警告造反派。

1968年春季之后,造反派与毛的摩擦愈加尖锐起来。这是因为各地省市级革委会大都相继成立。刘少奇的铁案也已搞定。毛的文革清洗大体完成。造反派面临“鸟尽弓藏”。毛通过地方大员向造反派传递他的这样一个意向:造反派组织应予解散。当时是用了一个较婉转的说法:“铲山头”。毛的喉舌说:在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形势下,保持派性组织是山头主义、小团体主义、宗派主义在作怪。在这种批评的力度太弱而不能奏效时,当局就进一步严厉地威胁道:“派性掩护敌人,敌人利用派性”。“早铲主动;迟铲被动;不铲反动”。保守派很顺当地解散了他们的组织。保守派属于共产党体制内势力。共产党的政治体系就是他们最大的组织,所以他们完全不在乎自己这在文革非常时期的临时组织形式。可是,造反派则非常在乎他们的组织。没有组织他们就没有一切;就只是孤立面对庞大社会机器的一粒沙砾;就会在面临秋后算账时一点反抗力量都没有了,故此他们总是想尽一切办法,寻找种种藉口不铲山头,起码是尽可能地拖延。这无疑与毛的部署和地方大员的意向正面冲突起来。莫说在上一世纪六十年代末叶,即使是三十几年后的今天,共产党都不允许有独立于共产党之外的政治组织存在。当时,只是出于毛搞文革清洗的特殊需要,在这巨大的历史缝隙中,民众才一时拥有了组建政治组织的权利。到毛的文革清洗完成后,毛就要收回这曾一度给出的东西。造反派不肯顺从就范,亦即人民文革坚持其出轨的势态,这就势不可免地为其灭顶埋下动因。

在某些原始保守派垮台的省份如四川、湖南、湖北,造反派掌了权,但随之又分裂成两派互斗。由于垮了台的保守派往往会在分裂了的两派造反派组织中,选择其中政治质量较高的一派加入,不动声色地把这一派改造成新的保守派,军方亦会在其中发挥作用,竭力催生新的保守派,(如湖南“工联”就有这种迹象)致使这里面仍然有造反与保守的浅度区别。但是这些省份的人民文革色彩则毕竟因此淡薄下来。至于在浙江那样一类原始保守派垮得很早,“一月夺权”的纷争已经发生在造反派之间的省份,由于两派都有军方的支持(军方亦分成两派),故两派都不再是原本意义上的造反派。人民文革就在社会大环境中已难寻踪迹,只是在基层单位中还会保持一些色彩。

尽管这些省份人民文革色彩已淡,但由于仍然有群众组织争革委会名额的斗争,使革委会迟迟不能成立,或成立后在纷扰争斗中革委会不具权威,运转不灵,致使局势不能稳定,共产党的统治秩序难以有效重建。毛对此同样很感恼火。这与人民文革的出轨都成为毛最后决心以铁腕结束文革的原因。

1967年秋季以后,毛对人民文革浅度出轨的压制产生了两方面的作用。受压的造反派普遍怀有怨气。怨气之下许多人灰心失望情绪消极。造反派阵营渐趋涣散。这正是毛所希望的。但是,其中少数人产生了抵触情绪。他们喊出了“要群众运动,不要运动群众”的口号。尽管这一口号并没有正面针对毛,但却表达了一种反抗情绪。在一次又一次的翻云覆雨之中,一些造反者感到有一股股势力在愚弄自己、在力图操纵自己去为之效力。他们不甘作这样的角色。他们希企有独立的意向和行动,他们要竭力从罗网中挣扎出来,为自己的权益作斗争。人民文革的浅度出轨至此达到高潮。高潮之中有个明显的浪花,就是北京、广东、广西、青海、黑龙江、辽宁等省市造反派组织的代表在北京举行会议,商量成立联络组织,及时交流情况,以便互通消息,互相支持。毛中央获知此情况后,大为恼怒。因毛中央是决不允许成立全国性组织的。早在1967年1月,毛中央就取缔了全农造、全红总等九个全国性组织。北京与数省造反派组织的这个联络行动犯了毛的大忌,亦是人民文革出轨的又一明显表现。造反派不但拒不铲掉已有的山头,竟还要组建全国性的更大山头,其凶险的结局确实是无可避免了。

3、文革新思潮——人民文革的深度出轨

人民文革的深度出轨在浅度出轨走向高潮的基础上产生。极少数造反派精英分子已不满足于“要群众运动,不要运动群众”的抗议呼喊。他们在思索为什么文化大革命波澜壮阔的群众运动会变成了运动群众。他们在思考文化大革命究竟要达到什么目的,怎样才算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而文化大革命又使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产生了怎样的变化。

如果说人民文革的浅度出轨主要表现在一连串的行为上,那么其深度出轨就是主要表现于思想意识上。浅度出轨之所以能一波又一波,在相当时间里存在,是由于其思想意识基本还在毛理论的框架之内。批“资反线”、斗“走资派”、“揪叛徒特务”、“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这些无论是否为其真实思想,它都成为人民文革的保护色。鉴此,毛对于浅度出轨都只是处以批评指责,而暂没施以铁腕镇压。

人民文革的深度出轨未能表现于行动上。因为深度出轨已越出了毛的理论框架,成了无可遮掩的异端邪说。毛中央初称之为“极左思潮”,后定性为极右、反革命。从民众的角度观测评判则应称之为文革新思潮。文革新思潮若付诸现实就是不折不扣的反革命行动。(这是按照共产党的语汇表述)。事实上,即使它还只是停留在思想意识层面上,其最尖端部分就立即遭到毛泽东和整个官僚集团的联手迅即掐灭。

这最尖端部分的代表作就是湖南在野造反派“省无联”的政治纲领“中国向何处去”。(湖南掌权的造反派“工联”已转化为新保守派)它思想的精髓是,中国已产生了由百分之九十的共产党高干所组成的红色资本家阶级。文化大革命不应以罢免个别当权派的官职为满足,而应推翻整个红色资本家阶级,实行民选行政长官的巴黎公社原则。

“省无联”政治纲领的出现令毛震惊万分。他感到造反派的出轨已达到决不能掉以轻心的地步。虽然立即逮捕了“省无联”的一班头头,并把“中国向何处去”作为大毒草来批判,但是“极左思潮”在中国大地上仍不胫而走,北京、上海、武汉、广州等许多地方都出现类似的思潮甚至组织。虽然在“省无联”已被严厉惩处的情况下已无人再敢效尤,但类似北京“四。三”派和广州“八。五公社”那样,宣扬阶级关系的新变动理论都仍是极为可虑的。他们说:共产党的干部“手中暂代管的财产权力逐渐不受人民支配而变为私有………逐渐形成特权人物。”“现在需要重新划分阶级”。“现在的矛盾是在底层受苦最深的组劳人员、支农青年、合同工、临时工和那些爬上了权力宝座者之间的矛盾。”

毛的官方文革揭开了镇妖石,放出了人民文革这个妖怪。毛放它出来本是想要它为自己效力。但终究由于无力驾驭这日益自把自为的妖怪,而决心重新把它压在镇妖洞中。在各地实力派人物和整个共产党体系的通力合作下,毛实现了这一决心。

四、现在还需要人民文革的“那一套”

1、文革不止一套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二十年后,即1989年,中国发生了八九民主运动。当学生们的游行队伍发出怒吼,抗议“四。二六”社论,继而要求惩办贪官污吏时,共产党的高官们声色俱厉地呵斥道:“你们又想搞文革那一套吗?”学生们听了,十分惶恐,忙不迭地说:“不、不,我们不是搞文革那一套。”

文革那一套?文革哪一套?经历过文革的人们都知道文革不止一套,而是有很多套。最根本来区分有官方文革的一套和人民文革的一套。官方文革还可再细分为毛蛊惑、利用、抛弃、镇压人民的“那一套”;各地实力派(军方和站出来的地方干部)支持、唆使、操纵保守派暴力攻击造反派的“那一套”;还有军方直接镇压造反派的“那一套”;以及共产党贵族红卫兵搞“红色恐怖运动”任意殴打杀死“四类分子”的“那一套”,等等。八九民主运动时共产党高官所呵斥的“那一套”,所指必定不是这些。那么他们所指的是什么呢?是人民文革,是群众在文化大革命中以集体绝食、游行示威、冲击党政军机关等方式所进行的反政治歧视、反政治迫害、要求平反、争生存权利的斗争。这么多年来,共产党对此刻骨铭心、切齿痛恨。只要民众中有类似的行动再发生,他们就立即予以联想,精神极为紧张暴怒。可奇怪的是,从人民的角度来看,这些斗争不是正义的吗?怎么学生们要赶紧表白自己不会搞文革那一套呢?

这就是共产党的御用文人和某些独立文人乃至少数民主文人的功劳了。人民文革在他们的笔下被歪曲、被妖魔化了。当然,他们根本不承认有人民文革。他们向民族后代讲述的文革是一片昏乱、混乱。造反派乱冲乱撞、胡作非为,斗死共产党里的好干部,如刘少奇、陶铸等;整死高级知识分子。(罗思义的“陈寅格之死”即为代表作。)总之青面獠牙、坏事干尽。八九民主运动的学生文革后才出生,年纪较大的文革时期亦在襁褓之中。他们所获得的灌输记忆来源于共产党空洞的文革浩劫论和罗思义们的具体描述。于是在他们的认知中,文革造反是暴民运动;是不要法制、无法无天、专门迫害无辜,故此他们在共产党高官的呵斥面前惶恐不已,连连表白撇清自己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

可见,关于人民文革的评判已完全超出了学术研究的范畴,而极具民主斗争的现实政治意义。

2、官方和底层民众都记住了人民文革

当今,一个明白无误的事实摆在面前,就是中共专制政权拒绝民主改革。不属政权机构的村官直选曾被一厢情愿的好心人认为是中国走向民主的第一步,而大加赞扬。可是这第一步走了二十多年,再也迈不开第二步。(最近的广东番禺县大石村村民自发罢免村官而遭镇压事件,说明这第一步也是虚假的)作为政权体系中最低的一级——乡镇级行政长官的直接选举,共产党就是坚持不予开放,遑论其它?中国共产党垄断了社会公权力,自行黑箱运作,钦定各级行政长官和司法长官。这不但使其政权完全失去民意基础及合法性,也使之贪渎极度泛滥的吏治成为无可根除的制度性腐败。

在中国共产党拒绝主动地、自上而下地实施民主改革的情况下,又力求中国民主化的实现不必通过极端激烈的方式,那么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的正义压力就是迫使共产党不得不逐渐开放政权的有力杠杆。这个群众运动的主要形式是大规模的绝食静坐、游行示威。而这正是当年人民文革的主要表现形式。从这一点来看,今天的中国需要人民文革。说得更准确些,是需要以当年人民文革的表现形式,去运载新的思想内容和政治诉求。

九十年代在中、老年工人里边处处有这样的耳语,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就好了。这些工人所怀念、呼唤的文革当然不是毛泽东和各地军方、地方干部,以及保守派、“联动”类红卫兵的那个官方文革,而是人民文革。在这里,在些中、老年工人的记忆亦有片面性。他们显然只是深刻地记住了人民文革的内容,而忽略了文革大波中还有官方文革的内容。当然,或许他们并不是片面记忆,而只是不善于表达。但不管是什么原因,他们的这种观点在客观上混淆了官方文革和人民文革,而会被攻击他们的人抓到把柄。他们的耳语是上不了文字台面的。假设上了的话,就一定会遭到共产党御用文人和某些独立文人,乃至少数民主文人的联合围剿。他们会大声疾呼地说:文化革命是那等地毁灭文化、迫害知识分子、滥杀无辜、互残互斗。你们还希望再来一次文化革命真是反动之至、恶毒之至。不知就里的年轻一代,如八九的学生们也会跟着去大加伐挞谴责。

必须告诉这些文人,不论你们是真糊涂还是装糊涂,你们的伐挞都是找错了目标。工人们所企望的绝不是全版文革,而是其中一部分——人民文革。由此看来,现在是到了把人民文革与官方文革这两个纠缠在一起,而性质完全不同的事物剥离开来的最后时刻了。工人们那些上不了台面的耳语不久将飘散空中。文人们的谬语则可沉淀下来。文革时期二十来岁的青年工人在九十年代中期平均年龄五十岁出头,还保留着些许力量感,故喊出了再来一次文革就叫共产党完蛋的心声。至今十年又过去了。这一呼喊业已消沉。他们都年逾花甲,正在社会底层惶惶然地度过着他们生命最后的旅程。可信照此下去,不久这一呼喊就会在世上消声匿迹。剩下的就是文人们对文化革命不加区分的一片伐挞。这伐挞一代一代传下去,人民文革固然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留给子孙万代的也就是一部残缺不全的、甚至扭曲走样的文革史了。

确立人民文革论,就可使共产党高官的呵斥和工人们的耳语都得到完满的解释。这两个地位、利益都尖锐对立着的社会群体对文革持有截然相反的意向,是因为它们都把关注目光都投向了文化大革命的同一个侧面——人民文革。所不同的是,共产党高官极端憎恶仇视这个侧面,而工人们却非常怀念这个侧面。

共产党高官对文化大革命的反省来得相当深刻。他们不但认识到人民文革对共产党体制的冲击性,还认识到人民文革由官方文革引发。即没有官方文革人民文革就不会发生。故此共产党已取得共识:绝对不能再搞毛式文革清洗。党内有什么问题党内解决,决不可象毛泽东那样借助民众的力量来打倒意见分歧者或权力争夺者。教训实在太惨痛了。毛的那个做法使民众中的狂妄分子乘机作乱,共产党的天下几乎被推到倾覆的边缘。

当今许多文士们在担心共产党要再次发动文革既是杞人忧天,亦反映出他们对文革史实缺乏起码的了解,分析力、洞察了极为肤浅薄弱和对文革评判的迷思谬误。

工人们的耳语其实只是底层民众在受尽共产党贪官污吏的压榨后忿然之情的渲泄而已,根本无法实现。由于中共再也不会搞毛式文革清洗,故人民文革也就再没有乘机爆发的机会了。

3、当今中国需要再来一次经过升华的人民文革

但是,中国当今确实需要再来一次人民文革。这就象十年前常听到的工人耳语那样,再来一次就叫共产党彻底完蛋。共产党不搞官方文革,引不出人民文革,那怎么办?共产党不搞官方文革,人民群众难道就不能自己独创出一个人民文革吗?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的人民文革需要由官方文革引发,难道当今或今后的人民文革也非要由官方文革引发吗?有人会说,不由官方文革引发的就不算人民文革。这话说得有几分道理。近四十年前,毛泽东、共产党对中国社会有着绝对的统治力,不乘毛文革清洗之机人民反抗运动就不能发生,而且这反抗运动尽管声势浩大,冲击了千千万万的共产党官僚,却绝不能冲击毛泽东、甚至也不能冲击林彪、周恩来。当然也不能正面否定共产党统治秩序和毛式社会主义制度。否则就要立即遭到最严酷的镇压。鉴此,人民文革尽管以不断的浅度出轨和耀眼的深度出轨显示其光辉,但始终有着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性。

星移斗转,三十几个春秋过去了。不但毛泽东、周恩来等早已率先作古,邓小平、陈云等也接踵而去,而且,共产党参与打江山的那两代人大都已逝,为数不多的在世者亦近耄耋。共产党里再也没有毛那种绝对权威了。如果说近四十年前的群众反抗运动非得凭藉毛的权威才能萌动并使之带有局限性的话,那么,在根本没有绝对权威存在的现今,群众反抗运动也就应该而且可以自主地产生,自为地发展。

历史不会简单地复制重演。工人们的思想其实也在发展之中。三十几年前的人民文革,即使是最激进的派别也没有喊出要共产党彻底完蛋的口号。“踢开党委闹革命”是人民文革的典型口号,但它与“要共产党彻底完蛋”毕竟还有很远的距离。九十年代中、后期工人们的那个耳语说明了他们思想的升华。

九十年代工人的抗争活动中,曾出现扛起毛巨副画像的场面。那不是工人抗争活动的主流,其思素是颇为复杂的。它可能是一种政治斗争的策略。既然你共产党始终还是顶着毛泽东的招牌,那么我们就扛起毛的画像,看你怎么出手镇压我们。这种“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斗争方式,是人民文革最直接的继承。它还可能是一些工人对当今社会现实的一种自然情绪式否定。毛时代普遍贫穷,工人当然贫穷。当今则是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工人仍然贫穷。“民不患寡而患不均”。既然自己一向都这么穷,那么大家都穷比你们富得滴油而我们穷得干瘪要好接受些。

4、今后中国民主化的动力主要来自知识化的工人阶层

岁月的流逝使经历过文革的两代工人逐渐淡出了社会舞台。比他们年轻一代、甚至年轻两代的完全没有经历文革的中、青年工人构成了当今劳工阶层的主体。而且在知识文化水准上也有了相当的区别。在知识阶层就其整体而言被共产党收买了的社会情势下,中国将来民主化进程的主要推动力来自于知识化的工人阶层。如果说,将来有一天中国爆发了“人民文革”的话,那绝对不是昔日的那种思想层次人民文革。

文革前工人的教育水平多为小学,初中不多,高中甚少。现今高中和职业高中教育已相当普及。文化水平的提升必然伴随着思想的丰富和对生活质素更高的企望。而这必将与中共当今养肥官僚、收买知识分子、薄待劳工阶层的基本国策产生冲突。更何况不久的将来,中国社会上还会出现大量受过高等教育的工人。

1998年以来,中国的高等教育连年大幅度扩招。在这盛大的高教扩招美宴中,共产党官僚和某些被其收买的大学、高中教师们都美不甚收。共产党政府以之向世界显示其治国的丰功伟绩。教师们则在高考拜物教中赚足了风光和金钱。美国的大学毛入学率从百分之几到百分之二十足足走了一个世纪的漫长历程,而中国只在几年中就走完了。现今,当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是中国八倍时,其大学在校学生只有中国的二分之一。中国社会唯有读书高的民族精神遗产使许多贫穷阶层的家长们忍受着高学费的重压,把孩子送入大学校园。他们怀着一份期盼:大学毕业的孩子将会找到薪资丰厚的工作。可是,在城市青年百分之五、六十都能拿到大学毕业证书的情况下,社会绝对提供不了那么多白领高薪工作机会。其结果必然是相当一部分大学毕业生将走入低薪劳工阶层。这种情况将随扩招的继续而普遍。

当中国的劳工阶层以中学毕业者为主并渗有相当数量的大学毕业者时,中国的社会就会发生深刻的变化。从维护自身的应有权益,到对美好社会制度的体认、向往、追求,使知识化的中国工人阶级必将从六十年代末“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口号,和九十年代“要共产党彻底完蛋”的耳语,再升华至一种更清晰、系统的理性追求。

但是这理性的追求若要得到实现,绝不是文质彬彬的语言磋商可以奏效的,它必有赖于坚毅持久地对专制统治者施于激烈的正义压力。这就是造反。处于被压迫剥削境地的人们起来反抗剥削压迫谓之造反。这真正意义上的造反当然是有理的、正义的。它并不因毛泽东说过一句“造反有理”就要成为笑柄,就要成为被否定的东西。更不因毛说过“造反有理”就要反过来判定为“造反无理”。毛是共产党专制制度的总代表。他根本没有资格奢谈“造反”。因为真正的、彻底的造反就应是造他的反。文革初期率先高叫“造反有理”的贵族红卫兵——共产党的党卫军——亦根本没有资格奢谈造反,因为他们是共产党专制制度的受益者和维护者。毛的所谓造反只是一种欺骗和虚幻。毛把自己打扮成人民的总代表,以统率人民去攻击他的党内异己势力。而当他所发动的“造反”萌动真正的造反迹象时他就要予以镇压。共产党高干子弟红卫兵的造反是伪造反,它其实是“高衙内”们血统高贵情绪的疯狂渲泄,和对贱民阶层乃至平民阶层的肆意践踏乃至狂暴虐杀。而当真正的造反——人民文革兴起后他们就恢复其保皇派的真实面目,坚决维护共产党的统治秩序,仇视和对抗、打击平民阶级的造反行动。

由于人民文革虽藉响应毛的“造反”号召而起,但实际上与毛的伪造反有着本质的区别,乃至截然对立,才使之有了生命力。人民文革尽管有其不可避免的时代局限性,但反压迫、反迫害是它的基音。这基音无论如何都是正义的。这基音理应得到肯定并被继承下来。在参与过群众造反运动的文革时期的中年人大都已辞世,青年人也渐入老年之际,把这一基音保存下来传予下一代,不但是让他们了解历史,而且也是让反抗精神薪火相传的义举。

今后有一天,当共产党高官向声势浩大的工人游行示威队伍呵斥“你们又想搞文革那一套吗?”的时候,工人们应该大义凛然地回答:对,我们就是要搞人民文革那一套!造共产党专制制度的反是有理的、正义的。我们反压迫的意念与文革造反一脉相承,都是被压迫者进行反抗的那一套。我们群情激奋的庞大队伍也可与人民文革的浩然大波媲美。只是,我们要比我们的先辈自主、自为。我们这一套完全发源于我们自己,不再需要从你们共产党的内斗中引发。我们的理念也比我们的先辈先进、系统、完备。我们的目标再不止是冲击单个单个的共产党官僚——所谓“当权派”,而是要从根本上终结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建立完善的民主制度。

原载<北京之春>06年元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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