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无小事”——这是一个并不正常的，却又让许多北大人感到忧喜参半的事实。大学本来不该如此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大学应当在安静与寂寞中从事文化教育的事业。北大却是一个特例：从近代以来，北大在中国历次社会变革中先后自觉或被迫充当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在国人眼中，北大已经不仅仅是一所普通的学术和教育机构，乃是中国社会的某种象征物和风向标。北大有过光荣，也有过羞辱。近年来，关于北大的负面新闻层出不穷地出现，这所过去一直高高在上的最高学府开始遭遇到越来越多的置疑和批评：从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张维迎的“官员先富说”到法学院院长朱苏力招收博士的“怀德门”事件，从北大教授巩献田撰文高调反对《物权法》到近期北大未名湖核心区的拆迁工程，以及北大毕业生卖猪肉和卖糖葫芦的故事……均“一石激起千层浪”，让社会各界议论纷纷。北大校长显然不是一个轻松悠闲的职务，用现任北大校长许智宏的话来说，“没有一天特别安稳地睡好觉”——这样的生活状态，简直可以同负责安全生产的李毅中局长相媲美了。
近期，《新京报》记者在一次对许智宏的采访中询问道：“全国各地的高校都普遍存在高招指标各省分配不一的情况，比如北大在北京的指标就多于其他省份，很多人批评这是教育不公平，你怎么看？”
许智宏回答说：“我每年都讲，教育的公平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公平。即使在美国也一样。事实上，我们在北京的指标也不是特别多。……就北京而言，北京的学生在北大的比例大约是百分之十三到十五，这个比例比其他地区大学中的本地学生比例低多了。”
记者继续追问说：“给多大的比例又谁来定？这种机制怎么形成？”
许智宏回避了这两个“高度敏感”的问题，大而化之地回答说：“任何一个指标都不可能绝对公平，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只能是大力发展高等教育，争取做到区域平衡。”这样的官话和套话，在我看来，等于什么也没有说，表明许校长根本没有正视问题的诚意。
但是，这场质量不高的对话激起了我的深入思考：谁之北大，何谓公平？
显然，北大乃是全国人民的北大，而不是北京的北大；北大的财政支持来自于中央财政，换言之，来自于全国所有纳税人的血汗钱，而非北京一地居民的奉献。因此，北大对北京地区学生的特别优待是毫无道理的。许校长以北大学生中北京学生的比例大约是百分之十三到百分之十五的数据，来说明北大比很多地方大学更少照顾地方利益。这种比较是一种拙劣的障眼法，因为北大与许多地方大学的性质根本不同——许多地方大学的财政支持来自地方财政，它们偏向于在本地招生、为本地培养人才，乃是一种天经地义的做法；而北大作为由一所由全国纳税人供养的、面向全国招生的高等学府，理应在全国范围内追求更大的公平。全国总人口为十三亿人，北京人口为一千多万人，北京人口仅仅是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一。然而，在北大就读的学生当中，北京学生人数占到百分之十三至十五，此比例高出前者十五倍。难道我们能堂而皇之地说这样的数字是正常的吗？难道我们仅仅用“任何一个指标都不可能绝对公平”的中庸之言来开脱吗？
许校长不敢回答记者问及的“此比例究竟是由谁来制定、这种机制又是如何形成”的问题，因为这一切全都是幕后暗箱作业，并未经过公开的讨论、科学的研究和民主的听证会等过程。许校长不同意举行听证会以遏制大学乱收费的建议，他所举的例子还是西方大学如何如何——“西方国家的很多公立大学都没有进行过学校收费方面的听证”，此时此刻他再不提“中国特色”了。许校长维护的是一种历史形成的、根深蒂固的“潜规则”，这种“潜规则”严重伤害了、并正在伤害着全国所有考生的基本权利。我在北大念书时，与我同班的北京籍同学，考分比我整整少一百多分。也就是说，如果这些北京籍同学在四川参加高考，其成绩不用说要上北大了，即便想上专科学校都不可能。但是，因为他们出生在北京，因为他们的爸爸妈妈是北京人，他们便拥有了珍贵的“北京户口”。他们在北京参加高考，就能以如此低的考分骄傲地迈进北大的校门。如今，我也拥有了这份“北京户口”，以后我的孩子也就拥有了这样的特权，我自己也成了这种不合理的制度的“受益者”。但是，我完全不认同这种制度，我必须超越自身的利益趋向而严厉批评这种制度，这是一名知识分子的天职。
许智宏校长以“美国也没有绝对的公平”来作为批评北大学费猛涨的挡箭牌。当然，我也知道即便在高等教育最发达的美国也没有绝对的公平，但这不足以成为我们不去追求公平、安于现状的借口。美国的高等教育固然问题亦多多，但即便其顶极的几所私立大学（私立大学当然比公立大学更讲求“经济利润”），也对学业优异的贫困学生提供高额奖学金。我有几位移居美国的朋友，他们的子女便是这套奖学金制度的受益者，中学毕业之后以优异的成绩拿着一年五六万美金的奖学金进入哈佛、普林斯顿等名校。否则，按照其父母有限的收入，根本无法承担此高昂的学费。与之相反，今天的中国比美国这个资本主义国家还要“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精神渗透到了包括北大在内的所有大学的骨子里。北大、清华等名校的招生制度不仅对西部地区的学生极端不公平，水涨船高的学费也逐渐让许多出身贫寒的学子望而却步。北大正在蜕变成富人的北大，近年来北大学子中工农子弟的比重在迅速下降。
许智宏校长的这些说法，让我联想起日前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王旭明的若干言论来。王发言人是一名高级官员，他说话自然毫无遮掩；不像许校长是一名知识分子，说话还犹抱琵琶半遮面。新华网报道，王发言人明确指出，人们对学费问题应当转变观念。非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已经成了家庭的一种消费。北大、清华这些优质教育资源是有限的，自然比较贵，不是所有人都消费得起的。该发言人还娓娓动人地以“名贵服装”来形容北大、清华的崇高地位——有钱人可以选择逛名牌时装商店，购买昂贵的名牌时装；普罗大众则可以选择路边小店，购买普通的衣服。这就叫做“各取所需，按财分配”。
对于这样一种来自官方的振振有词的解释，有网友置疑说，该比喻混淆了作为按照市场规则运作的时装业与作为社会公益事业的高等公立教育机构之间的本质差异——“名贵服装是‘私人物品’，而北大、清华全国只此二家、别无分号，当属最为稀缺的‘公共物品’。服装贩子出售衣服，遵循的是‘价高者得’的市场原则，因为获取利润是他们追求的最主要目标，自然谁出价高谁优先享受。然而，政府不是追逐经济利益的市场主体，而是以维护社会公平公正为己任的公共部门。高等教育的主旨在于培养人才，优质教育资源越稀缺，政府越应当‘惟才是举’，让知识、资质、能力方面的优秀者优先接受高等教育；而不能‘惟财是举’，让钱包充裕者优先享用北大、清华。”如果北大、清华“惟财是取”，将进一步恶化中国社会本来就已经相当严重的社会不公，使得“起点的不平等”成为现实，这种机制比起当年帝制时代的科举考试亦是一种可怕的退步。
拿买衣服比喻上大学，这个拙劣的比方暴露出了典型的“教育产业化”的政策取向，以及背后“有钱便有一切”的、粗鄙化的崇富心态。近十多年以来，“教育产业化”的思维已经对包括北大在内的中国高等教育造成巨大伤害。虽然许校长声称“北大的财务是最规范的，每年都要进行三到四次的审计”，但北大每年招收名目繁多、数量巨大的“工商管理硕士”等，其报名者多是企业老总、政府官员，每人收取数十万巨额学费。这些学生当中，有的人根本就是仅仅出席开学典礼和毕业典礼的“蜻蜓学生”，但北大看重的是收取学费，而不管其学业如何，钱到账了，学位也就慷慨地交换。这些“灰色收入”是否经过了审计？这些“见钱眼开”的做法是否符合北大的人文传统？许校长是否愿意回答这样的置疑呢？
二零零六年三月二十九日
《观察》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