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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广东增城发生了以四川籍农民工为主体的暴动事件。据网上报导,此一事件的发生,既有官民矛盾的因素,也有阶级矛盾的因素,还有地域矛盾的因素,是上述三种矛盾共同导致的。

在这一事件中,阶级矛盾和地域矛盾可以说是一体两面的,我们可以把二者统称为增城本地市民与四川籍农民工的矛盾。

谈到阶级矛盾,人们总会想起马克思,但是阶级斗争理论其实并不是马克思的发明。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早在马克思之前就发现了生产阶层与剥削阶层之间的对立和斗争,不过他们所说的生产阶层包括工人和企业家,而剥削阶层则包括各种权贵分利集团。马克思对阶级斗争理论的“贡献”,就是把企业家从生产阶层中赶了出去,划分到剥削阶层之中。

有关企业家在生产中的作用,西方经济学已有定论,本文不准备详加论述。企业家和工人之间虽说不可能没有矛盾,但更多时候恐怕还是一种合作关系。企业家和工人的矛盾也确实有可能激化,不过这往往另有原因。

通货膨胀就是激化劳资矛盾的原因之一,因为通货膨胀相当于变相降低工人工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认为,通货膨胀能够减少失业。其实这是因为直接降低工人工资容易造成工人的不满与抗议,采用通货膨胀的方式变相降低工人工资的做法较为隐蔽,不易被工人发现。工人的实际工资降低了,就业率也就提高了。可是工人也不是傻瓜,这种诡计早晚会被他们发现。在有工会的国家里,在通货膨胀率高居不下的情况下,工人会天天罢工要求提高工资,工会活动家会成为热门职业。当然,这样做的结果是工资和物价螺旋式上涨,通货膨胀持续,失业率也没有降低,最后造成滞胀。

而在我国,罢工没那么容易,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工人不会对通货膨胀所导致的工资缩水感到不满。从去年的富士康的“十三连跳”事件,到今年6月潮州古巷因工人讨薪被挑断手筋脚筋导致的大暴动,都很难说与2009年为拉动经济而新增的十万亿贷款和这两年高居不下的通货膨胀无关。(通货膨胀时拖欠工资等于变相抢劫。)

我国还有一些“特殊国情”:按照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经济萧条时,政府除了增加开支和降息之外,还应该减税。但是我国在2007-2008年企业大批倒闭时,政府的财政收入仍然大幅增长,增幅是GDP增幅的数倍。新增的十万亿贷款也主要被各级政府和与政府关系密切者获得。而通货膨胀时本应加息,我国央行却多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而较少加息。这是因为提高存款准备金率主要影响民营企业,而加息则主要影响国企。总之,无论是在萧条时期还是通货膨胀时期,得到好处的都是政府和国企,而受到损失的都是民营企业。

我国80%以上的就业机会是由民营企业创造的。民营企业日子不好过,可能会关门,减产,裁员,降低甚至拖欠工人工资,这些都会造成失业增多,劳资关系紧张,社会矛盾增加。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就可能会以难以预料的形式爆发出来。因此我们可以说:表面上的阶级矛盾或地域矛盾,其实很可能是由政府行为导致的。

明白这一点之后,我们也能够明白为什么非暴力比暴力更有力量:因为暴力无助于赢得支持者。为什么恐怖活动不可能推翻一个政权?因为广大民众都会支持政府对恐怖分子进行打击。同样,如果工人在暴动中攻击中产阶级,或者是外来打工者在暴动中攻击本地市民,那么相当多的人恐怕会支持政府进行镇压。而如果像某位推友所说,增城的四川人停止暴动,改为和平抗议,不以当地市民为敌,他们想必会得到更多的支持,政府要进行镇压也会付出更大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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