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种程度上来讲，科塞教授笔下的涂尔干(1858-1917)是一位以“世俗道德”作为研究旨趣的社会学家。他毕其一生要为自己所热爱的国家(法国)寻找一种不同于宗教道德的替代形式。与孔德一样，他们都希望为那个动荡不安的时代建构出足以使整个社会有机体得到整合的秩序基础，只不过，涂尔干在社会成员共同的“世俗道德”(公共信仰系统)上耗费了更多的精力。
虽然在涂尔干的早期思想当中，他将“共同道德”视作是原始社会中机械团结的表征，但在他的晚期思想中，他终究意识到了自己“道德守卫者”的身份，转而认为“共同道德”在社会整合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如涂尔干明确地指出：“即使是高度发达的有机团结系统，也需要共同信仰和群体意识，否则，这种系统就会分裂为相互对抗、各行其是的个体。”因而，笔者认为，不论是从其思想体系的横断面，还是其思想演变历程的纵深维度，都可以认为对“共同道德”的关注贯穿了涂尔干的整个社会学思想体系，并由此构成了其理论的核心关怀。
一、涂尔干社会学思想的横断面
在《社会学思想名家》一书中，科塞教授主要介绍了涂尔干在“一般方法”“个人与社会”“宗教社会学”“知识社会学”“功能分析”等方面的理论见地，并认为除此之外涂尔干还在“教育社会学”和“法律社会学”等领域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而这些，都与“共同道德”的理论关怀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涂尔干的“一般方法”主要指涉的是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应当自觉地规避归纳法的滥用，必须清晰地认识到社会现象的特殊性所在，主张从社会结构的视角而不是从心理学或生物学的角度去定义和解释社会现象。对于归纳法的反对意见，涂尔干主要是从否定“应用归纳法解释社会行为”着手的。他认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事实(现象)，社会事实是一种“固定的或不固定的，对个体具有制约力的方式”，而对社会行动的研究只能是局限在“相互影响的个体保持一种能够用个体行为的特性来说明存在”的状况下，即其有效性存在于社会现象产生之前。其次，对于社会现象的研究，涂尔干主张从社会结构的角度着手，一方面不能仅仅从某个有机体或实体的构成部分上去理解某现象，而要从社会和历史的向度(历史探讨模式和功能探讨模式)去加以把握，另一方面，心理学和生物学对于社会现象的解释难以摆脱对构成部分的详实叙说，因而难以从宏观结构的角度对社会现象进行说明，其所把握的是“个别属性”而非他所认为的“群体特征”。“共同道德”反应的是一种群体特征，而不是个别属性，它作为社会事实存在于社会领域。因而，可以认为，涂尔干的一般方法为其社会学研究，尤其是贯穿于其研究中的“共同道德”线索提供了方法论和认识论上的前提。
“个人-社会”关系之辩一直都是社会学学科内部争论不休的话题。涂尔干将社会视作管理个人欲望的实体，将个体看作是充满欲望(且这种欲望随着个体的社会经济能力的增强而不断扩张)的有机体，进而引入“社会失范”的概念来指证社会控制力量在管理个人欲望方面的缺失。在社会失范的情境下，个人欲望失去了管控的限制而肆无忌惮，社会秩序难以保障，因而各种社会问题随之产生，譬如自杀问题。涂尔干把自杀划分为四种类型，其中失范型自杀指的就是社会经济结构急剧变迁造成的生活意义的丧失，另外三种分别为利己型自杀、利他型自杀和宿命型自杀，并通过分析利他型自杀回应了其他学者对其“反个人主义”的质疑。在论述个人与社会关系方面，除了自杀问题，涂尔干还着重分析了社会团结，将社会团结分为有机团结和机械团结两种类型，在涂尔干的早期思想中，他将“共同道德”排除在有机团结之外，只看到了有机团结社会中的个体差异性(社会分工的一种后果)，一定程度上忽略和否定了有机团结社会中“共同道德”的存在，但在他后期的思想中纠正了这种思想倾向，并为此出版了《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等专门研究“共同信仰”的著作。
涂尔干的知识社会学与其宗教社会学密切相关。在宗教社会学中，他认为社会信仰是宗教信仰的来源，宗教是社会的投影。同理，他将社会生活看作是人类思维方式(如人类的时空观的类型)的缔造者。他认为，人的类型是首要的类型划分，自然界物体的分类是社会分类的衍伸和变种，而社会生活决定人类思维方式的具体路径则是：社会促使概念的产生，而概念则催生了逻辑思维，也即“社会-概念-逻辑思维”。他从社会组织入手，认为“原始公社的社会组织是原始人周围世界的空间组织模型”，且宗教仪式、庆典等成为时间单位形成的基础(日、周、月、年)。可以看出，涂尔干在宗教社会学和知识社会学研究中的试图用世俗道德替代宗教道德的倾向，他将人类共同道德的最终根基放置于社会本身，而不是超社会和超自然之上。
二、涂尔干的学术与生活
涂尔干是第一位社会学教授，他终其一生都在为当时的法国社会寻求秩序的可能。“世俗的共同道德”成为了他思想体系中的一个核心议题，而这与其学术和生活历程是分不开的。
在涂尔干十三岁左右的时候，他接受了犹太教的受礼仪式，不久之后，由于受到一位天主教女教师的影响，对天主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在之后，虽然他仍然保持着对宗教现象的兴趣和热忱，但很少再参加任何宗教活动。历经两次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入学考试的失败，他最终进入到这所在当时被认为培养知识精英的“精英学校”，并在大学里结识了柏格森、布隆代尔以及戈布诺等一批后来的知名学者。也许是受到自身宗教体验的影响，大学时代的涂尔干对关乎道德的学说和真正的科学怀有极大的渴望，他的这种渴望在后来转化成了他对教育界和整个法国社会的一种矫正(改变)取向。也正是因为他对道德学说和真正科学的渴望，使得他对当时学院偏重文学和美学的行为感到深深的不满，并为此促使自己的老师将自己归类为不会有太大成就的学生，虽然涂尔干本人在《社会分工论》等著作中对自己的老师表示了谢意和尊敬。
和许多著名社会学家一样，涂尔干更加关注社会现实，而不是脱离社会现实的逻辑推理和思辨，他希望“献身于一门能将纷扰时代的道德问题澄清，能实际指导当时社会发展的学科”，这决定了他对社会学，对孔德，对世俗取向的共同道德的研究兴趣。涂尔干坚信，只有那些具被真正的科学素质和合符社会学要的道德素质的人才能为法国社会提供一种强而有力的道德指引，并在道德的指引下推动社会的整合与发展。由于在当时社会学尚未作为一门具有合法地位(制度化)的学科被列入大学课程，涂尔干先是在巴黎附近的公立中学中执教，在这期间，他对德国的科学精神和为现实提供指导的追求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并于1887年出版了一部关于德国学术情况的报告，继续坚持和践行着自己“使道德哲学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的信念，凭借这一报告，他在学术界崭露头角，并被视作在社会哲学领域具有很大前途的青年学者。
里亚尔是涂尔干的“伯乐”，他跟涂尔干具有共同的追求，他们都希望利用社会科学的力量为当时的法国社会提供一些可能的支持。在里亚尔的支持下(当然也有涂尔干自身能力方面的因素)，涂尔干在波尔多大学得到了一份正式的教职，专门讲授社会学和教育学的课程。在波尔多大学执教期间，涂尔干在学术上取得了一系列卓越的成就，《社会分工记》《社会学方法论》《自杀论》以及其他一系列评论性文章纷纷问世，通过这些成就，涂尔干变成了学术界的焦点人物，直接奠定了他以后在法国学术界的地位。对涂尔干获得学术地位和声望产生积极影响的还有《社会学年刊》的创办，该刊专门刊发涂尔干及其合作者和国内外其他学者的文章，在当时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并在涂尔干和其追随者中间形成了“涂尔干学派”(该学派在莫斯去世后逐渐名存实亡)。在波尔多大学执教9年之后，涂尔干成为了该校第一位社会学教授，1902年被巴黎大学聘为教育学教授，后来根据部颁特许令，涂尔干变成了巴黎大学“教育学与社会学教授”，这时候的涂尔干的名声如日中天。
除此之外，为扩大自己阅听人的范围，涂尔干积极参与各种公共事务。他在众多的大学委员会中任职，为教育部提供建议和对策，在战时，他担任战争研究和文献出版委员会秘书，撰写和出版抨击日耳曼主义尤其是赖奇克的民族主义著作的文章以及小册子。当他在学术、行政机构的影响力达到一定程度后，他更加积极地为社会学的学科建设而奔走，同时也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践行着自己当初的承诺和信念：用自己的社会道德思想征服了小学，使得当时的天主教右派和马克思主义左派都感到了一种不寒而栗的威胁，继续在《社会学年刊》及其他杂志上发表文章，抒发自己的社会道德观点。可见，涂尔干在推动自己的思想作用于整个社会的时候更加关注教育和权力部门对观念传播的重要意义，而实际上，他的这种尝试和做法取得了自己他想要的成就。
但遗憾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断了他的学术研究，他的儿子因战去世带给他难以释怀的痛楚，最后，这位终身致力于世俗道德研究的社会学大师在1917年11月15日于巴黎辞世。
三、结语
如果说孔德是古典社会学学者中的一位悲剧性人物，斯宾塞是一位命运的宠儿，那么，或许涂尔干则是一个显得有些“中规中矩”的社会学学者。他虽然通过自己的坚持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自己在学术和社会价值方面的抱负，但也深受着战争和失去亲人的痛苦。
涂尔干可贵的品质在于长期坚持并践行着改造和贡献社会的信念，一生为了“世俗道德”而思考而作为。他不断地通过对自杀、社会分工、宗教现象等社会现象进行研究，彰显自己对建构整个社会的“世俗道德”的极大热忱。作为“自己所属社会的良心”，涂尔干从不草率地提出任何参与社会事务的要求，他严格地按照自己制定的伦理学标准来不断的自我否定以保证自己道德哲学的科学性，因而，涂尔干不单单是一位“社会道德的捍卫者”，他还是一位针对道德哲学的研究者和实践者。他的思想、他的行为以及他的成长历程都在向世人宣称他对社会道德的忠诚。
来源：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