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先生去世了,理论界为此下半旗也不为过──我认为。

中国的理论界是一条大战线,后来同时也成了一个大产业。

靠这条战线或这个产业而升官,或发财、或出名的人,多如牛毛。毛泽东本人最初就是靠写这种文章发迹的。陈伯达、胡乔木、张春桥、姚文元,还有邓力群,都是其中的弄潮儿。他们的理论,有的危言耸听,有的枯燥乏味,有的盛气凌人,有的拐弯抹角,共同担负着“神”一般的使命──让“理论”去“掌握群众”,从而变成“物质的力量”。他们的宗旨,本来就是希望人们越来越糊涂,或者越来越疯狂,反正必须越来越听话。

李洪林和这些名人不一样。他研究理论,不是为了“神”,而是为了自己和别人,所以他不断提出疑问,拨开迷雾,让自己也让人们看清楚,想明白。

一九七九年初中共中央开过一次理论务虚会,出席者不下一百人。全体会只有两次,一头一尾。开幕时由耀邦传达中共中央的决定,要求理论工作者“放”──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解放思想,不设禁区。闭幕式则急转直下,由邓小平亮出杀手锏,设下了四个不得妄议的禁区,即所谓“四个坚持”。他用赖以替党维稳的“四个凡是”,取代了正在给党惹麻烦的“两个凡是”,尽管他并没有完全挡得住解放思想的潮流。

除开这一放一收的一头一尾,全是小组会。我和李先生编在同一个组。我们组的第一次会,召集人刚问“谁发言?”,话音未落,就有人应声而起:“我有个问题……”。

他就是李洪林。他说:现在有两个歌,一个《东方红》,一个《国际歌》。这个说“从来没有救世主,全靠我们自己”;那个说毛泽东是“我们的大救星”。两个歌打架,咱们得研究研究,这是怎么一回事?

李先生娓娓道来,侃侃质疑,使我茅塞顿开,如触电然。

原来对神圣不可侵犯的教义是可以怀疑的,原来怀疑就是觉醒的起点!

务虚会后,理论工作者头上悬着四把剑。李先生坚持理论的良心和理性,继续向国人提出了非弄个水落石出决不罢休的疑问:我们坚持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我们坚持什么样的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坚持什么样的党的领导?……

我和李先生相处虽然只有短短一段时间,却使我领受到一种启蒙性质的教益。他是一位开风气的人,他走在前面,是我们许多人的老师。

文章来源:争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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