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先生去世了，理论界为此下半旗也不为过──我认为。
中国的理论界是一条大战线，后来同时也成了一个大产业。
靠这条战线或这个产业而升官，或发财、或出名的人，多如牛毛。毛泽东本人最初就是靠写这种文章发迹的。陈伯达、胡乔木、张春桥、姚文元，还有邓力群，都是其中的弄潮儿。他们的理论，有的危言耸听，有的枯燥乏味，有的盛气凌人，有的拐弯抹角，共同担负着“神”一般的使命──让“理论”去“掌握群众”，从而变成“物质的力量”。他们的宗旨，本来就是希望人们越来越糊涂，或者越来越疯狂，反正必须越来越听话。
李洪林和这些名人不一样。他研究理论，不是为了“神”，而是为了自己和别人，所以他不断提出疑问，拨开迷雾，让自己也让人们看清楚，想明白。
一九七九年初中共中央开过一次理论务虚会，出席者不下一百人。全体会只有两次，一头一尾。开幕时由耀邦传达中共中央的决定，要求理论工作者“放”──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解放思想，不设禁区。闭幕式则急转直下，由邓小平亮出杀手锏，设下了四个不得妄议的禁区，即所谓“四个坚持”。他用赖以替党维稳的“四个凡是”，取代了正在给党惹麻烦的“两个凡是”，尽管他并没有完全挡得住解放思想的潮流。
除开这一放一收的一头一尾，全是小组会。我和李先生编在同一个组。我们组的第一次会，召集人刚问“谁发言？”，话音未落，就有人应声而起：“我有个问题……”。
他就是李洪林。他说：现在有两个歌，一个《东方红》，一个《国际歌》。这个说“从来没有救世主，全靠我们自己”；那个说毛泽东是“我们的大救星”。两个歌打架，咱们得研究研究，这是怎么一回事？
李先生娓娓道来，侃侃质疑，使我茅塞顿开，如触电然。
原来对神圣不可侵犯的教义是可以怀疑的，原来怀疑就是觉醒的起点！
务虚会后，理论工作者头上悬着四把剑。李先生坚持理论的良心和理性，继续向国人提出了非弄个水落石出决不罢休的疑问：我们坚持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我们坚持什么样的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坚持什么样的党的领导？……
我和李先生相处虽然只有短短一段时间，却使我领受到一种启蒙性质的教益。他是一位开风气的人，他走在前面，是我们许多人的老师。
文章来源：争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