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欣欣:如何解毒党媒评论(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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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时报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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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寻找作者的价值观和世界观

在上一章《初读评论》中,笔者介绍了对党媒评论做出判断的初步方法:首先明确党媒的官方性质;在初读评论时,审读标题,区分描述性论题和说明性论题,寻找关键词语并分析有无歧义。

俗话说“大道理套小道理”,世上所有的论说文章,都不过是结合个人的思考和不同的事例,通过不同形式、不同角度,对大道理的细化和论证。一个完整的推理称为论证,一个论证由前提、论据(证据或理由)和结论(论点)组成。许多时候,人们往往省略或隐藏前提,或省略论证直接提出结论,所以当判断一个观点的时候,对缺失的部分加以补充,还原较为完整清楚的论证,就能正确理解,从而做出认同与否的准确判断。

论证的前提体现了作者所认同的价值观和世界观。所以,当你阅读一篇评论(尤其是有关伦理性或说明性论题)后,不仅要了解支持其结论的理由,还要通过其论证,寻找和明确作者隐藏或未清楚表达的价值观,即作者认为事物应该怎样(是非判断);同时,进一步推断作者的世界观,即作者认为事物是什么样(真假判断)。因为价值观和世界观决定著作者的结论,或许具有潜在的欺骗性。各种观点冲突的背后实际上是价值观和世界观的冲突。当你由表及里地洞悉到作者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就会对其文章做出更深刻的评判。否则,你会被其论证所诱导,可能不自觉地轻易接受其背后的价值观和世界观。

我们把作者的价值观前提称为“说明性前提”;把作者的世界观(认为事物过去、现在或将来是什么样)前提称为“描述性前提”。

由于党媒的评论体现的是官方立场,因此,在阅读各种官方评论时,寻找和明确其背后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可以把复杂多变的事物联系起来,对官方的各种观点进行整合,能够更深入地认识其本质。例如,与毛独裁时期的乌托邦主义价值观相比,后极权时代的中共持守的是实用主义价值观,二者既有专制的共性,又有僵化与投机性的区别。这就决定了中共现在的意识形态宣传,变过去的简单粗暴为形式多样,也更具有欺骗性。

一、寻找作者价值观的说明性前提

价值观是指个人认同并为之努力的观念,它是一个人认识事物和选择行为的标准。价值观往往是相对存在的,如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自由与秩序、忠诚与诚实、传统与创新等。许多价值观是人们共有的,但由于人们的偏爱,同一个价值观对不同的人来说,认同的强烈程度不同。同时,由于具体情境的变化,人们对同一种价值观的偏向也会随之变化。在说明性论题的论证中,价值观非常重要,它是选择论证理由的基础。尽管作者或故意隐藏、或表述不清,但价值观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发挥著作用。所以,我们必须从文章的字里行间寻找和明确作者的价值观即“说明性前提”。

首先,检查作者的背景是寻找其说明性前提的线索之一。作者的身份、职业等是影响其价值观偏好的重要因素,虽然有时并不完全是“屁股决定脑袋”。在中国大陆,所有的媒体都是官方所办或被官方控制,其评论无论是以媒体名义或是以个人名义发表,都以官方意识形态为标准,体现官方的价值观或至少不能违背,比较敢言的媒体毕竟是少数。例如,《幸亏中国当年勒裤带造出两弹一星》(2015年1月10日):“‘两弹一星’元勋每个人都是一面镜子,整个中国社会都应坚持站在他们面前做对照,这是我们永远都需要的勇气和真诚。再现实的社会都应有一些理想主义,那样的社会不仅健康,而且会多一点幸福。”很明显,在该文中,“理想主义”和个人荣誉的标准都是国家(政府),由此可见,作者官方媒体的代表身份,决定了他是“国家主义”价值观的维护者。

结果也是寻找说明性前提的线索。在关于事物可能结果的说明性论证中,对于同一个论题的不同立场,会推导出事物可能的不同结果。对作者所推导的结果是否满意,依赖于作者或读者个人的价值观偏向。当双方的价值观偏向相同,读者就容易接受作者推导的结果,否则相反。因此,确定作者的说明性前提,可以检验作者用来支持结论的理由是否充分,并进一步判断何种价值观偏向让作者选择这些理由而不是选择相反立场的理由。例如《“一带一路”的天时、地利、人和》(2015年3月30日),作者的官方立场决定了其推导的结果:“亚投行、‘一带一路’让人嗅到当今世界的某种新气息,它既非挑战,也不是煽动,它就是新元素在原有体系中的成长,预示了改良的顺理成章。中国远非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但中国倡导的合作共赢原则却最受欢迎,带来无限想象力。”正如作者在文章开头肯定的:“中国是善于搞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的国家”。“一带一路”不过是这种经济决定论的国际延伸,是中共官方提出的发展战略而非市场化孕育的结果,从该文推导的结果可以确定作者的价值观是“金钱主义”,这种单一思维也许在局部能取得一时之效,如果放到国际范围,涉及各国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差异和变化,肯定无法奏效。以这种价值观来检验作者支持这一结果的理由——“天时、地利、人和”,显然站不住脚,如果万事俱备只差钱,无孔不入的国际资本还会等一国政府来提醒和组织吗?读者从具体论证中可以看出,这种“金钱主义”价值观决定了作者选择论证的理由——“天时、地利、人和”,根本无法支持其结论,因为这些理由仅仅是作者制造出来的概念,并不是已经存在的事实(有的只具有潜在的可能性),而是中共及某些国家的主观愿望。与毛时代的“政治挂帅”相反,如今的“一带一路”完全是当权者“金钱主义”价值观的异想天开,以为操控经济就能操控一切,这也是专制思维在国际经济领域的延伸,其真实目的也不是经济利益的“合作共赢”,而是中共攫取挥霍纳税人的钱,企图化解内外危机的国际形象工程。一个对抗普世价值的专制政权在所有领域都不可能与世界和平相处,这个专制“新元素”的国际扩张只能给世界带来败坏、分裂和灾难。

由于人的价值观偏向会随着具体情境的变化而变化,所以,事物结果的重要性以及与读者的相关程度,可能对读者的价值观偏向产生重要影响,并左右读者对结论的态度,这一点需要注意。例如,《如何看发改委缓降油价风波》(2015年12月18日):“我们呼吁一些媒体和有话语权的人也为社会的重要沟通积极做些工作,不要让一些误解越陷越深。这应当是中国社会一项关系重大的共同利益。”作者的结论显然将缓降油价风波归结为发改委解释和沟通工作不力,以所谓“共同利益”掩盖国企(官企)与消费者的矛盾,在论证中作者以“40美元一桶的油价已经低于国内原油生产成本”和“国家能源安全”为由为发改委缓降油价辩护,却回避为何垄断地位的“两桶油”“国内原油生产成本”高于国际油价的问题。如果读者的价值观偏向于环保且不开车,觉得缓降油价能抑制汽车消费,减少空气污染,也许会接受作者的观点;但读者如果开车且偏向于个人权利的价值观,支持市场自由,反对垄断,就不会接受作者的观点。

在阅读时,颠倒角色扮演,试着站在与作者对立的立场,也是寻找说明性前提的另一技巧。例如《中共94年,中国人和世界几多感慨》(2015年7月1日):“新中国有过一些错误,中共未辞其咎,也勇于直接面对。所有错误都有无可挽回的一面,但历史最清楚每一个时代错误的来龙去脉。历史的眼光比具体人的眼光和感受要宽阔得多,历史选择了中共,并且继续支持中共带领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梦想,大历史的这一态度正变得越来越坚定,而不是相反。”如果读者以中共统治受害者的身份,站在与作者对立的立场,就会发现,作者将中共统治几十年来导致近亿人死难的罪恶轻轻说成是“一些错误”,无视中共对历史的掩盖与篡改而黑白颠倒地称其“勇于直接面对”,把历史“拟人化”后加以利用,将中华民族的历史错误当作“历史选择”,并毫无根据地谎称“继续支持”。读者就能明确作者的价值观是对专制“偶像崇拜”的现代迷信,与“自由、民主、宪政”的价值观背道而驰。

通过提问来检查论题的争议,看其是否由价值观冲突所引起。例如《“西点雷锋”真假破大点事该说够了》(2015年1月7日),你可以问:“‘西点雷锋’真假为何成为作者不喜欢被反复论及的公共话题?”“既然作者认为是破大点事,为何还要写这篇评论?”因为作者不得不承认:“事情的复杂性在于,包含政治或意识形态内容的道歉,往往被舆论场的某些力量利用,成为后者发动‘意识形态斗争’的噱头和杠杆。”但作者又不把“某些力量”的观点摆出来让大家评判。再看作者的结论:“美国的军校里挂不挂雷锋像真的不重要,但中国军校里有没有他的画像,中国的年轻人们如何谈论他,这是非常重要的。”作为官方媒体,社论把雷锋当作官方意识形态的符号加以维护,可见这一论题的争议背后反映了两种价值观的冲突,即雷锋是公众发现并认同的道德模范,还是政教合一的专制塑造并强加给公众的政治偶像;学习雷锋“永远听党的话”,还是坚持独立思想、自由精神。

一个说明性论题的完整论证,既需要理由也需要说明性前提,才能得出结论。如果我们找到了一篇评论的说明性前提,你就要看他的论证中是否具有说服力的理由。尤其是面对所谓“政治正确”的观点,更要如此。例如《中国人,让我们对历史悲情说再见》(2015年3月31日),从作者的观点推断,其“不拘历史,着眼现实,面向未来”的价值观是可取的。但细读社论就会发现,其理由并不具有说服力。首先,作者有意将中国人的历史悲情定义于外在的民族主义范围,仅指对西方列强“侵略和欺凌”的记忆,而没有内在的对民族自身根源的痛定思痛;因此可以看出,作者针对的“中国人”其实是那些被官方历史观培养的民族主义者,于是,作者就此提出让“中国人”告别历史悲情的理由仅仅是:中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二大军费国”,“国家综合竞争能力都已位居世界前列”,抗战胜利70周年大阅兵,官方的亚投行和“一带一路”等。而告别的目的是为国家。其理由无法体现“不拘历史,着眼现实,面向未来”的价值观,也无法支持其作者的观点。试想,在一个专制国家,民众没有自由了解和反思历史的条件和权利,哪有完全的历史悲情?更何谈告别?由于专制者从来都是权力而不是民族利益的维护者,那些被官方历史观培养的民族主义者,很可能成为双刃剑,所以官方希望他们成为国家主义的工具,对何种“历史悲情”的告别与否,随时听候权力的吩咐。这就是此篇社论的目的。

通过寻找和明确作者的“说明性前提”,可以知道作者所要维护的价值观,即作者认为事物应该怎样(是非判断)。与此同时,还要寻找作者的世界观,即作者认为事物是什么样(真假判断)。这都有助于读者评判其观点,决定是否接受。

二、寻找作者世界观的描述性前提

世界观是对事物过去、现在或将来是什么样的描述性观念,寻找作者未阐明的世界观就是寻找“描述性前提”。如果说作者的价值观决定了对理由的选择,那么作者的世界观在原因与结论之间起着联结作用。原因必须充分才能支持结论,还必须借助正确且相关的世界观。否则,原因无法支持结论,或与结论无关。

寻找描述性前提就是通过填补作者未阐明的那些空白来重构推理,即在原因与结论之间,发现作者将二者联结起来的隐含的依据(世界观),这样,推理的整体才能在你面前清晰起来,你就能发现推理的优点和不足。如果你认为原因与结论之间的联结(描述性前提)有缺陷,那么原因就不一定能产生那个结论,你就不原意接受作者的结论。

那么,通过哪些线索可以找到描述性前提呢?

1.坚持思考原因与结论之间的差距

你要想知道原因对结论的支持度有多大,就要找出作者为什么把这些原因与结论结合起来的依据。你可以向作者提出这样的问题:“你是怎样从原因中得出结论的?”“如果原因是正确的,还可以从中得出什么结论?”“假设原因是正确的,那么从中得出的结论是否存在着错误的可能呢?”寻找原因和结论之间的差距,对发现说明性前提和描述性前提都有帮助。

例如《围绕“文革”网上争论是泡沫化的》(2015年12月17日),结论是:“有关‘文革’的‘激烈争论’有泡沫化成分,实际意义被夸张了。”原因是:“‘文革’是这几年舆论场上一个挺特殊的热题,一方面围绕它的争论一点就着,一方面参与争论的人很多是意识形态激烈人士,其中不少人带有舆论场上‘左’或‘右’的标签。社会对‘文革’的真实兴趣并不高”。

我们来寻找原因与结论之间的差距,可以先问:“你是怎样从原因中得出结论的?”根据作者指出的原因,我们可以找到这样的描述性前提:(1)对于文革的评价只在少数人中间存在争议;(2)文革的话题可以自由争论,但由于与现实关系不大,大部分人不感兴趣。对这两个观点,但凡对中国现实有所了解的人都不会同意。所以该文的原因与结论之间的联结存在缺陷。因为,大部分人没有参与争论并不等于对“文革”的看法是高度一致的。在中国大陆,对文革不能自由争论就反证了这一话题的现实意义。在文中,作者实际上也承认文革不是“一个普通话题”:“有关‘文革’话题的敏感,往往是一些人出于现实政治目的争论它,把这种争论作为政治影射或者用于现实泄愤时才出现的。”作者为当局的干预辩护,恰恰证明了当局的恐惧,也反证了“社会对‘文革’的真实兴趣并不高”完全是当局压制的结果:“如果说国家主张今天‘少争论文革’,是为了避免上述两种极端现象把舆论场带偏,试图保持国人对解决现实问题的专注,那么这是值得给予一定理解的。”

你可以接着问:“如果原因是正确的,还可以从中得出什么结论?”如果作者所说的原因是正确的,我们还可以从中得出这样的结论:“‘文革’只是少数人热衷的历史问题,对于现实和未来没有影响。”可是对这个结论,如果看一看国人许多文革式的思维和言行,看一看习近平上台以来类似文革的做法和社会反应,我们就不能接受。

你还可以问:“假设原因是正确的,那么从中得出的结论是否存在着错误的可能呢?”即假设作者所说的原因是正确的,那么“有关‘文革’的‘激烈争论’有泡沫化成分,实际意义被夸张了”的结论,是否存在着错误的可能呢?我们来分析一下,“泡沫化成分”在这里显然是个贬义词,从文章内容可以看出作者所指包括:批评国家“拒绝反思文革”,强调文革的一些“客观正面效果”,借争论进行政治影射或者用于现实泄愤误等。显然,作者是以官方的政治标准定义“泡沫化成分”的,这不可能被我们能接受。退一步讲,一个话题在‘激烈争论’中难免有“泡沫化成分”,但有争论总比无法争论要好,这并不能因此否定话题的重要性以及争论的“实际意义”。而要减少“泡沫化成分”,既需要自由的言论环境,更需要在充分的争论中,培养开放、平等、理性的精神,而不是停止争论。因此,作者的结论是错误的。

2.寻找支持理由的观点。

在论证中尤其是关于未来论题的论证,有时一个理由并不需要明确的支持,其合理性就依赖于人们对那些想当然的观点的接受程度,这些想当然的观点也是描述性前提。

例如《TPP成不了美压垮中国经济的筹码》(2016年2月5日)。该文的理由是:“TPP 12国的经济总量占全球40%,高居世界第一,但成员国的贸易总量只占全球的25%.美国的确在规则制定上又领先了一步,在它自己所称的对华‘规则竞争’中得分。然而TPP只是21世纪亚太经济面貌根据美国愿望描绘出的虚线,真正的21世纪什么样,以及实际规则是什么,要由真实的塑造力说了算。真实的塑造力包括中国这样新兴经济体的贸易活力,还有各国、包括TPP成员国的多元利益诉求。这两个要素TPP反映得都明显不足。如果真从那样的角度看,通过TPP保障美国‘主导’21世纪世界经济的大盘是远远不够的。首先是由于TPP成员国有各自的利益,TPP限制不了它们同中国的贸易,它们不可能在中美之间选边站。二是美国的实力相对下降恐为大趋势,它规约越来越多的国家向TPP规则靠拢的能力受到限制,TPP因此很难成为全球走向未来的新原点。”如果这些理由能被接受,我们有两种描述性前提:(1)“在中国的现行制度下,中国的贸易活力可以永远保持,TPP成员国同中国的贸易也会持久发展,中美的实力会持续缩小。”(2)“在中国改革现行制度、实现民主宪政后,中国的贸易活力可以永远保持,TPP成员国同中国的贸易也会持久发展,中美的实力会持续缩小。”从作者的官方立场判断,他的描述性前提(世界观)肯定是(1)。从历史和逻辑来看,从来没有哪个专制国家的经济与贸易能够持续健康地发展,因此,前提(1)无法支持该文的那些理由,而前提(2)可以。这也说明,联结理由与结论的依据(描述性前提)如果不是一个,那么,以作者是否拥护为标准,也是确定作者描述性前提(世界观)的一种方法。

为了寻找一篇文章的描述性前提,还可以把自己当成作者或站在作者的对立面,在辩护或反对中寻找。

需要注意的是,在推理中通常会包含多个描述性前提。你要避免浪费时间去分析不重要的假设。

另外,多学习一些与论题有关的知识,也有助于你寻找描述性前提。

要判断一个结论是否可以接受或是否有价值,还需要对作者的推理过程进行考察。那么,在党媒的评论中,常见的推理谬误有哪些?如何发现谬误?请看下一章《发现推理中的谬误》。

(待续)

【民主中国首发】时间:7/4/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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