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半,伴着南方雨季嚯嚓嚯嚓的闪电,轰轰的雷声,闲翻书籍,无意中又浏阅到那则已经很出名的歌德与贝多芬的趣闻:

“有一次,歌德和贝多芬在路上并肩行走。突然,对面来了国王的仪仗。贝多芬昂首挺胸,从国王的仪仗队面前挺身而过。歌德退到路边,摘下帽子,在仪仗队面前恭敬肃立。”

这则故事真实性不可考,多半是好事者编造。但因莫言在讲演中的提及为人所熟知,而莫言也曾在南方周末的专访中解释了这一讲法的缘由:

“我想,这个故事向我们传达的就是对贝多芬的尊敬和对歌德的蔑视。在年轻的时候,我也认为贝多芬了不起,歌德太不象话了。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慢慢意识到,在某种意义上,像贝多芬那样做也许并不困难。但像歌德那样,退到路边,摘下帽子,尊重世俗,对着国王的仪仗恭恭敬敬地行礼反而需要巨大的勇气。”

莫言这段话究竟怎样看待,当时引起舆论的巨大反响,或认为莫言是在为自己的妥协而辩护,或认为莫言的话极具现实观感,众说芸芸。

和所有正处于年轻阶段的孩子一样,我也很疑惑,不明晓莫言为什么要那样讲。贝多芬的做法不畏权势,傲骨耸天,客观地说,贝多芬的做法也并不需多加苛责,但是相同的声名地位下,与贝多芬的做法相比较,多少显得有些畏缩怯弱。

后来我逐渐发现,或许莫言所讲的语境与我们理解得不大一样。

“当年我也觉得歌德软弱可鄙,而贝多芬可钦可敬。就像据说是贝多芬自己说的“贝多芬只有一个,国王有许多个”。我年轻的时候,读到这句话觉得扬眉吐气。科长,局长,成千上万,而我只有一个。我在军队工作时,有一晚上在办公室看书,一位老领导推门进来,说:“噢,没有人。”我立即回应道:“难道我不是人吗?!”这位老领导被我顶得尴尬而退。当时我还暗自得意,以为自己很“贝多芬”,但多年之后,我却感到十分内疚。 ”

莫言的“国王”语义里不仅仅是体制的反叛,还裹杂着一种影影绰绰的知识分子“素养”。他的讲法预设了一种前提,即国王未必是暴戾凶残的,贝多芬那样的做法会得到国王的谅解,并且没有任何危险。如果是这样的话,贝多芬的做法很容易得到众人的欢呼称赞,但歌德的做法或许确实暗含着一种隐忍的勇敢,裹杂着一种由生命气质撑持起的对国家满怀热忱的爱。

在没有危险的境遇下,基于素养的尊礼确然要比率决的挺身承负更多东西,前者含着反叛更需要的爱与宽容。

但是这里又陷入一种悖论,如果民众会为贝多芬的做法欢呼称赞,必意味着贝多芬的做法带有着某种危险性。

前段时间杨绛先生的逝世在学界引发了一场关于“沉默是知识分子的权利吗?”的争论,徐贲,张鸣,周濂,熊培云等教授学者展开了一场争论,感觉说的都很有道理,但又感觉两位教授在做着不同幕影下的堂吉诃德战风车,徐贲教授试图回归中国最为传统的士的精神,这种精神人人熟知却又逐渐在被社会遗忘;而张鸣教授则指出具体政治环境的残酷,以此“不沉默”的不合情理。

在那样一个极端反智和斗争浪潮一波一波袭来,一句稍有不慎的言语会为自身带来生命之祸,甚至诛连家人的时候,知识分子保持沉默应当受到谴责吗?

知识分子首先是一个正常人,其后才有知识分子属性,在个体权利方面,知识分子有着保持沉默的自由;但从知识分子的公共责任角度讲,有着为社会发声的义务。但是,这一切的前提即是在一个知识分子的批判功能能够正常起作用的社会氛围下。

而社会对知识分子的批判压制得越厉害,换言之,知识分子在履行这种正常功能时付出的代价越高,越易受到民众的钦佩。等狂潮退后,其言语会逐渐沉淀为珍贵的思想价值,成为撑持这个民族脊梁的一部分。但是当遇到一个极端恐怖的环境下,用张鸣教授的话讲,“那个年代,哪有什么知识分子”在一次又一次反人性、反智的批判浪潮中彻底被剥夺了做人的尊严和最基本的准则,何谈知识分子属性,连人的权利都未必还有。

再回到莫言的看法上来,如果将之用歌德与贝多芬作以抽象替换,我们会发现,贝多芬的做法或许要付出着生命代价,令人钦佩,但歌德的礼让是迫于国王权势吗,并不是,只是惯常的知识分子素养使然,国王并不仅仅代表权势,还有着国家、礼仪等含蕴,对这些的礼让恰恰象征着知识分子内心对社会责任最为深沉的祭奠。而在那样的年代,知识分子能够在沉默中一路坚守着过来。这本身难道不是一种勇敢和坚强,不是在捍卫着知识分子的尊严,不是蕴含对国家更为超脱湛然的希望?

依此角度看,“贝多芬”和“歌德”同样勇敢,同样值得为人所赞扬。

随着历史车轮的滚滚前进,那样的极端时期毕竟当属罕见,悲剧终不会再度重演。那么在当下语境下,又该怎样选择呢,歌德or贝多芬?这样的困境认知或许更加具备现实意义,这样的困境主要体现在“贝多芬”身上,因为在安稳的环境下,“歌德”不再具备冲突意义。

现实情况总是复杂的,难以一概而论。“贝多芬”的做法不再有着生命之忧,但会有着经济之困。此外,真话终归不那么好听,也可能会遭到周边人的误解甚至排斥,这样的做法勇敢吗?绝对勇敢吧。

但贝多芬也可能存在着另外一种民众视野,即呈现出一种盲目地,自以为是的斗士姿态,没有理性思索,只有感性的对任何事物盲目的反叛,事实你知道,这是一种很傻很二的做法。更可憎的是,还或许存在着一种消耗反叛的姿态,貌似斗士其实清晰地知晓自身的反叛界限在哪里,在不痒不痛处挠着痒痒,终名利双收;再往深处讲,这本质是一种懒惰的逃避,缺乏理性的“骂”看似面对现实,其实最不愿面对现实。

前天读羽戈先生的《少年游》一书,书中有这么一段:

“不知何时再见,想请他赐一幅墨宝,以作纪念。他答应,问写什么。我答: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数日后,我收到他的题字,却未如我所愿。他写的是:

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

我向他致谢,他回短信:你太理想主义了。随即,再回一条:我默祷你不复此生。”

不知为何,酷严的盛夏这段文字却让我有着难以名状的悲凉感。

突然觉得一阵烦躁,这这空泛地谈“做歌德,还是贝多芬”没有丝毫意义,事实更可能是,我们既不愿承负贝多芬勇敢的代价,又缺乏歌德礼让的素养背后对这国家深层次的爱。

来源: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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