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正是治水农业有着一种极端严谨的管理制度，以便使水利工程获得最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及其效能。由于大规模水利工程的需要，权力被高度集中在管理者个人手中，这构成未来极权主义的结构基础。最高管理者只消改变他的指令，水利组织的职能就迅速实现了其向国家机器的转换。
大禹治水
大禹崇拜引发的水/土二重信仰
作为G词根，也即地神家族的伟大后裔，禹(上古音【gw】)维系了其父“鲧”的“土地”语义。他像鲧那样坚持使用“息壤”(一种可以自行生长的地核)去制止洪水。然而我注意到，在禹和鲧之间，已经出现了某种深刻的语义变化。“鲧”，有时被记作“A”或“鲲”，仍然保持着作为宇宙鱼的水体话语特征。而禹则全然不同，他以两栖爬行动物“虬龙”(上古音【giu】)，又记写为“虬”，是G词根的再一次显现)的语象现身，它来自于水，却又栖息于大地，交织着水与土的双重语义。如果按照何新的考据，这虬龙是鳄鱼的一种远古称谓，那么，禹就为自己添加了两对强大的足肢(这是鲧所难以企及的，他因此而落败)，它为禹对大地的行走与征服提供了保证。
从水的深部浮现，沿着河流游行，而后成为冲积平原上的主宰，这是所有以鳄龙为代表的两栖生物的变迁语法。禹的“治水”文本正是按照这样的语法题写的：为了开辟通往大陆的航道，他必须“疏浚”河流并把它们连接成有效的网络，以期通过这些水道抵达世界的遥远边缘。“治水”，就是征服者建立新的水—土共同体的卓越战略，他要藉此以游泳和爬行的两栖方式奋勇前进。
禹话语在历史实体中的英雄意义就是这样逐渐展开的。在对他的释义方面存在着两种谬误：第一种谬误是由史官制度造成的，它导源于对禹的治水动机的道德猜想，禹因此而成为为人民利益服务的伟大君主;而另一谬误来自现代疑古学派。顾颉刚声称禹是一条虫，这一以甲骨文为训诂依据的观点，体现了对这种生物的高度轻蔑。但禹完全不是一条虫，而且它也不需要我们的藐视，恰恰相反，禹是我们应当加以严重关切的事物。
让我们返回到史官制度的立场，也就是返回到对“治水”话语的语义判读上来吧。如果“治水”仅仅是对征服者收服土地与人民的隐喻，那么它就只是某种原生的政治话语的次生形态：如果“治水”是一次真实的水利构筑过程，那么禹话语中的政治语义就是次生和第二义的。无论哪一种语义是原生或次生的，它们都被纳入了水一土二重神学的框架。
以禹的名义现身的鳄龙“两栖地”的统治中国，意味着大地话语对天空话语，爬行话语对飞翔话语，阴冷话语对炽热话语的全面胜利。由于水土运动的水平空间向度，它引发出一种本体论方面的变动：向上和垂直的神学话语，最终被水平的和在下的世俗话语所取代。禹就这样在对土地的实用性丈量中，开辟了被叫作“实践理性”的世俗平庸理性的精神道路。
我不想在此就世俗平庸理性的多种历史文本进行读解，因为我已经触及到大量针对这一问题的批判性阐释。我只想指涉一下那个被人忽略的方向：由于对鳄龙及其水一土二重性的认同，一种崇上卑下、轻贱、柔软、阴湿、圆滑或滞重和敦厚的美学兴盛起来，而在这一美学指导下题写出的最著名的文本，就是“长城”。
这座由禹的一个“摹词”赢政下令修造的墙垣，与其说是用以抵御北方居民入侵的护栅，不如说是对禹的“国家主义”的一种语义响应：城墙(“土”)构筑着地域(“或”)的边界，使它的住民成为名副其实的囚徒。更耐人寻味的是，只有冗长的土墙才是水一土二重话语的最完美的语词实现：它用土的语义垒成，同时又符合蜿蜒河流的造型语法。
“龙”语词无疑与“长城”是完全同义的。它的“鳞甲”隐喻着与水的内在关系，而它的犀利指爪则隐喻着爬行与土地，此外的其他元素(牙齿、头角、触须等)则是从暴力性和威慑性方面对水一土二重语义所进行的加固。
“龙”语义中最令人生疑的是它的飞翔性，因为它超出了水一土神学的常规界限。然而，正是这种飞翔使“龙”的题写得到了必要的修正：它为什么不能拥有日神的某些语义并藉此击败日神?最终，由于吸收了飞翔话语，龙在天空上实施了水与土的统治。尽管如此，除了一种叫作“应龙”的罕有种类外(它不久就遭到严厉的废黜)，“龙”并没有用以飞翔的羽翼。我们在这里看到了语义融合的限度。龙并不拒绝飞翔，但它却拒斥羽翼，这其实就是在掠夺了日神的飞行语义之后，把一堆无用的羽翼空壳扔还对手，从而维系了它在语象上的神学纯粹性。
这种由“龙”和“长城”充当标记的水一土二重信仰，随着两栖向陆生的存在方式的转变而遭到分解。水体话语(如运动、徙移、流走)急剧下降，而土地话语(如稳定、沉固、坚守)的重量受到强化。这一话语政变的历史迹象是：“黄帝”的祭祀仪式最终取代了对河伯的悠久祭祀。
正是基于对“黄帝”的土地话语的误读和追认，这个幸运的神明被推崇到民族始祖神的地位。禹满意地注视着这点。禹所不满意的只是某些20世纪后期出现的神话学说，它们竟然简单到把对黄帝的历史崇拜当作日神崇拜的一种确凿证据。毫无疑问，这是一种联琐性的释义错误：继第一个史官掉入语词陷阱之后，几乎所有的史官都不由自主地掉了进去。
墨子讲学
空间征服与流氓精神
水一土混合神学及其世俗平庸理性，依靠什么去实现它向日常经验的转换，这个问题已经有了明确的答案，那就是我所谓的“流氓话语”。
使用“流氓”这一极易引起诉讼的语词，并不是企图唤起人对它的现代语义(诸如“好吃懒做，不务正业的游民”之类)的回忆，而是要求人从“流”与“氓”的古典语义上接近禹。
从“流”的语向上观察禹，我们将意识到，他是河“流”与水的儿子，像水那样在大地上“流”动和行走，像一个漂泊“流”浪的受难者，但他却“流”放了反叛者共工，确立了自己的治水和政治“流”派，并使他亲手塑造的民族精神得以“流”传和永生。
这种语词游戏还可以从“氓”的向度上进行。“氓”，就是“亡田者”，或者说，就是人与他的土地发生分离时的状态。正是这种分离引发了禹对土地及其广度的极度要求。
与此同时，一个沦丧土地、流离失所的人，也就是没有家园的人，为了从这个方面进行自我证明，禹竟然在治水过程中“三过家门而不入”。这与其说是一种对治水的狂热，不如说是对家园的审慎回避，以此保证他在流氓语义方面的纯粹。
由于国家拒绝一切人民的流失和离走，这种在大地上四处爬行的景象，仿佛是一场与国家话语的对抗表演。但这一对抗其实是内在统一的。流氓，就是一个广阔土地上的征服者，他必须通过永无止境的空间位移去实现对土地的测量和占有。
众所周知，正是禹绘制了中国传说史上第一张完备的“九州”权力版图，他也是“天圆地方”的宇宙模式的设计者。当“地方”话语和“九州”话语互相融合之后，对土地的广阔性的恐惧消解了，土地被编码和压缩在一个微型的二维空间上，并成为征收赋税、劳役和镇压叛乱的便携指南。
不仅如此，基于流氓话语和地图话语的双重涌现，空间的广阔性上升为中国农业政治地理的中心尺度，并且被载人民族的伦理法典之中，从禹而不是从尧、舜开始，君王的使命就是捍卫这种广阔性。所有受到赞许的帝王(赢政、刘彻、李世民、赵匡胤、忽必烈、玄烨)都是土地广阔性方面的赢家，而所有那些遭受指责的帝王(如赵构、朱由检和慈禧)则都是空间广阔性的丧失者。
为了捍卫政治流氓的空间利益，某种所谓“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的伦理指标被设计出来，以指导人民的舆论生活。但这些伦理语词完全是虚假的，它们的惟一功能是对土地广阔性的集团欲望进行话语伪饰，这引发了难以平息的价值动乱。例如，在同一部历史教科书中，土地丧失者吴三桂成了“叛国者”，而异族入侵者皇太极和康熙却成了“完成统一大业”的英雄。毫无疑问，这一装腔作势和自相矛盾的“爱国主义”话语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它甚至不能完成起码的政治陈述;有意义的只是土地话语本身——无论哪一个集团或个体，谁维系了土地的广阔性，谁就将受到最热烈的颂扬。
流氓在时间中展开的爬行生活，使中国成为悠久的时间民族，它沉浸于永恒流逝的河流之中，并指望着个人与国家的双重永生;而在漫长爬行中所打开的巨大空间，又使它成为真正的空间民族。它就这样同时生活在史册和地图之中。这显然是河流的时间话语同土地的空间话语实施联盟的又一个迹象。
什么是作为流氓的禹的言说语境?这个问题的答案包含在对“江湖”的解读之中。“江湖”，是从整个治水话语文本里跌落出来的一个小小的语词部件，但它却隐喻了流氓的主要存在空间。在土地政治野心尚未兑现之前，“江湖”就是流氓的摇篮。禹的示范表明，只有首先在“江湖”中“治水”，而后才能获取“治人”的光荣权柄。江湖是流氓散步的花园，而宫廷才是他真正想要染指的闺房。
禹的开拓性工作，鼓舞了他身后的无数追慕者，这可以从屈原、孔子、刘邦或朱元璋的个人履历中得到证实。然而，把禹的流氓精神推进为一种严格的话语制度的，却是那个始终遭到学术界忽略的墨翟。这个人恰好拥有禹一般的容貌：肤色黝黑、衣衫简朴，坚持“节用”的日常生活准则，如同禹的一个酷肖摹本。但他却超出了禹的限度。
正是墨翟率先把“义”提升为江湖伦理的核心，并在这一基础上组织起了中国历史上最早和最严密的“黑社会团体”。他甚至制定了从道德内省、祭祖仪式到防御战术等的详尽规则。如果我没有弄错，这是由禹设计的中国流氓精神的成熟标志。此后，它将坚定地散渗到中国人民的日常生活话语之中。但不幸的是，由于庄禅话语的参与，这种外在漂流的模式转向了精神对肉体的“内在漂流”，它大量地塑造着利用游戏使自身的存在与本质分离的人。这一与存在主义逆行的语法，把人推向了最黑暗的哲学深渊。
夏禹像
治水工程与极权主义
毫无疑问，禹将为此承担某种责任，因为正是禹的极权话语预设了这个后果。所有的君主都是空间的圈定者。爬行(漂流)，就是为了最终能够在一个适当的范围终止这一行动。禹的极权话语，从与“治水”工程对应的暴力工程开始，经过屠杀防风氏、驱逐共工和生擒“无支支”而抵达了它的语义高潮。而后，禹用暴力(而不是像他的史官所说的接受“禅让的方式”)推翻日神舜的统治，并在权力版图的基础上接管了土地。由于这一政治目标的实现，水一土二重信仰和流氓精神才得以成为民族的支配性话语。禹登基后所题写的隐喻性文本，就是用天下精铜铸成的九只巨鼎，它们是中国极权话语的一次最奇异的言说，禹用鼎器指称了他的国家;用鼎耳指称了权柄;用鼎足指称了国家的根基。不仅如此，禹还要用鼎的坚沉性指称国家的不可颠覆性;用鼎的烹煮性指称极权主义的治国方法：在严酷的暴力火焰上，人民与水一起被精心烹煮，成为统治者美妙的羹汤。
历经了流氓式的艰辛爬行之后，也就是越过水一土话语的冗长言说，禹终于停栖在了那个严肃的容器面前。这一时刻是令人缅怀的，流氓英雄企及了他“问鼎”的梦想。其中，极权是这梦想的终端，而治水则是它的开端。这里隐含着极权话语的秘密语法程序。关于这一点，卡尔·A·魏特夫(Karl A-Wit-tfogel)已经在他的著作《东方专制主义》中作了详尽阐释。
根据魏特夫的理论，正是治水农业请求着一种极端严谨的管理制度，以便使水利工程获得最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及其效能。由于大规模水利工程的需要，权力被高度集中在管理者个人手中，这构成了未来极权主义的结构基础。最高管理者只消改变他的指令，水利组织的职能就迅速实现了其向国家机器的转换。
然而，治水话语的实际含量，远远超出了魏氏水利政治学的范畴。在禹那里，水的语义总是倾向于暴烈、反对、挑战和离经叛道的一面，它指称着那些游荡于“江湖”并维护着质朴自由的流氓。“治水”，起初是向他们强行征集赋税的劳役，并对他们的生活进行管理，而这一“治理”语义以后竟转向了暴力惩治。
在所谓的“惩治”语词中包含着一个先在的设定，即所有反对其治水计划和土地掠夺的人都是有罪的。“惩治”，就是针对那些反对者的无情镇压。但这种以“洪水”名义出现的罪行，并不是人民先在地持有的，恰恰相反，它是由禹及其史官在历史进程中追加的。耐人寻味的是，这项为人民设定的“自由罪行”，居然得到了农业群众的普遍认可。这种认可并非产生于暴力胁迫，而是产生于群众对政治话语的错误释义。
这是禹和他的史官所策划的另一个话语阴谋：由于对治水话语和极权话语进行了语义偷换，洪水与自由主义者、治水和暴力、水利枢纽同国家官僚机构、灌溉与统治者的恩泽、水利保障下的农业丰收和极权国家信仰，这两种完全不同的语词被对应起来，成为内在同义的事物。那么，当群众接纳治水话语时，他们也就轻易地接纳了极权话语，并把它当作指导日常生活的准则。
在禹之后，所有的独裁者都沿用过这一话语策略——一方面展开针对危机(异族入侵，自然灾患或国内动乱)的紧急拯救，一方面题写着极权主义的严酷句子。这就是祈求和平与幸福的人民所收到的悲惨礼物。
至此，禹的英雄话语已经言说到了它的尽头。但禹的灵魂将在这个民族的所有成员中得到延续。由于禹之子“启”的努力，水土信仰、流氓精神和极权主义，这个三位一体的意识形态母本，终于进入了历史实体，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最深远的话语起源。
来源：朱大可《华夏上古神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