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现在又一次站在了十字路口

经济

经济上,旧有的以投资和鼓励出口为主的发展方式基本已经宣告结束,新型的以创新为核心的新经济增长方式还没有出现雏形,整体来看,经济发展“青黄不接”,经济下行已经是相当“体面”的说法了。

中国经济目前的复杂程度,某种程度上类似于中国社会/政治/文化/传统等的复杂程度。

从市场经济的角度来看,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周期理论作为分析经济长期表现的工具,无论是从逻辑上还是经验上,都具有很强的实用性。中国经济目前毫无疑问已经进入下行轨道,这个时间点个人判断可以提前至少五年,不是因为金融危机,而是这个经济系统本身内在的发展周期决定的,判断标准可以是基础设施投资的边际效率为零的时间,对于这个时间节点,最悲观的判断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周其仁和韦森都认为基础设施建设是过去中国经济发展的灵魂,尽管他们的视角不同,周其仁更加强调朱镕基时期中国加入WTO对基础设施的拉动作用,而后者则从我国各个地区的经济竞争以及基础设施建设利益相关者的角度分析。从经验和常识的角度来看,各个中小城市开始修建轻轨地铁是一个显著标识,说明传统的“铁公机“建设早已经饱和的不成样子了。

从中国经济的传统来看,自秦以来,中国经济长期的传统是统制型经济,其最大特点是政府垄断商业,政府与民争利是常态。这种长期传统可以说也是计划经济在中国发展的先天有利条件,建国后,随着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政府彻底全面控制了经济,也可以说,是统制经济发展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也是后无来者的,因为政府对经济基本实现了完全控制。正是因为我们有着这样的经济传统,改革开放以来,当市场的主体—私营经济发展一段时期之后,国有经济总会“卷土重来”,“国进民退”总是不断出现在“国退民进”的发展过程中。2008年至今,国有经济占GDP的比重又急速升高,接近于改革开放初期的高水平,而这个高水平基本都是在经济发展接近崩溃的标志。

因此,无论是从中国经济发展的“传统”来看,还是从市场经济本身的规律来看,中国经济都处在了一个断崖前,乐观表达是十字路口。统制经济的长期传统加上没有道德支撑的野蛮市场经济,二者不断交织融合,这种复杂程度几乎可以任人想像。

政治

当前中国的政治发展前景同样面临极大的挑战,“亡国亡党”的说法并非耸人听闻,新一届政府开始的反腐败运动之凌厉,建国以来从未有过。

所谓“亡国亡党”之危机,主要是一种对中国共产党是否会失去执政合法性以及由此会引发中国政治混乱的判断和担忧。人类历史到了近代,才逐渐从英国开始出现由“笔杆子”代替“枪杆子”的政治权力更迭方式的改变。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在过去的三十多年曾经是勿庸怀疑的,基础就是经济的高速持续增长以及这种增长下国民生活水平的持续提高。现在这种合法性基础出现了不小的裂缝,原因也是一样,危机恰恰就出现在过去执政党引以为傲的经济发展上。当经济发展的有效性作为合法性主要来源的时候,经济发展就“不能停下来”,因为这代表执政理直气壮的理由,一旦经济发展遇到瓶颈,出现停滞甚至长期衰退的时候,执政党的合法性来源该如何寻找?这是绝大部分转型国家执政党遇到的共同挑战。而经济的告诉发展一定会有遇到天花板之时,而且转型中的国家除了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东亚国家,大部分国家始终都无法找到这种合法性来源的替代品。

按照李普赛特在《政治人》中的分析,转型国家当遇到由于经济发展有效性失去带来的执政合法性危机时,满足人民的其他需求如自由和安全等,是渡过这种危机的很好选择,而且,这些新的需求其实恰恰会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这个角度来看,转型国家中市场经济的发展类似于一种“走势终趋完美”的特征,尽管过程可能很是曲折,但在全球化/信息化和知识化的今天,整个人类行为“从众”效应的力量无法抗拒,发展中国家的人们会逐渐的模仿发达国家人们的行为,而这些行为或人与人之间的交互方式又恰好符合了人性的解放。

总之,中国当前的政治态势面临着执政党寻找新的执政合法性的复杂形势,更不用说一直存在的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这都给中国的政治发展蒙上了扑簌迷离的暗影。

社会

按照孙立平的观点,中国社会在几年前已经“衰败”,典型标志是社会阶层的固化。

其实,评价一个社会的衰败,可以从其他很多方面来进行“管中窥豹”,见叶知秋。

社会阶层固化是从社会流动的角度来讲,健康社会的标志之一就是社会阶层的不断流动,这也是美国梦的实质。一个人尽其才各有其职各得其所的社会才是整体效率最高的社会,也是最正义的社会,也是最有希望和生机的社会;反之,社会阶层固化后,父母的收入决定子女的收入,整个社会笼罩在一种绝望的气氛中,金字塔底部占据绝大部分的人群长久来看就会形成一座压抑的炸药包,任何一个火星就可能把它点燃。这种社会不是一种稳定的常态,而是一种火山口上短暂的平静。

基尼系数是另一个比较有效的判断指标。关于基尼系数最新的数据是北京大学前一段的一个报告,数字是0.73,听上去让人毛骨悚然的数字,两年前西南财经大学的一份报告中这个数字是0.65,而国际上通用的警戒线是0.40。而基尼系数过了警戒线之后的表现,就是群体性事件的暴增,这点上我们一样可以看到有说服力的印证,我们按照不同标准定义的群体性事件数量飞速增长。基尼系数也并非越小越好,像美国,该数字长期保持在0.40左右,主要是因为创新是这个国家的主要财富获取方式,而信息时代富翁的产生速度和财富数量都不断超过以前;而中国的基尼系数之所以巨大跟创新关系很小,主要是权力太大以及权力市场化的成本太小或者说权力收益太大,造成权力成为一个金钱的河流,拥有它和接近它的人极容易很快暴富,而绝大部分公众却致富越来越难,因为这条财富河流本身就是公众创造财富中相当一大部分的汇集。这种状况下的基尼系数变大,是一种严重的不正义造成的,它造成的绝望和愤怒也是可想而知的。

社会冷漠也是社会溃败的一个标志。几年前的“小悦悦”事件只是这个社会的一个缩影,传统血缘关系依旧是当前中国社会的一大特征,而陌生人社会的形成困难重重。人与人之间类似一种沙砾之间的关系,表面上挨着,但实质上并无交集。而社会恰恰是因为单独个人无法满足自己全部需要而产生的,社会的作用就是提供一种“公域”,这个区域内每个人能得到自身不能提供的东西,同时,也必须承担个人的公共责任。而每个人对其他人的冷漠,组成了整个社会的冷漠,这种冷漠是每个人对于社会的“放弃”,当一个社会中大部分开始对“社会”或者说其他人放弃的时候,可以说这个社会本身已经失去了它该有的作用,说它溃败毫无问题,说它已经不存在都可以。

一个国家的经济/政治/社会架构,从本质上看乃是一体的多面,源于这个国家的每个人以及每个人之间交互的方式。一个国家谁来生产什么交换什么以及交换方式交换成本等构成了一个国家基本的经济架构;这个国家如何公共事务的内容/公共事务管理者的产生方式/公共事务管理的方式等,构成了一个国家基本的政治架构;这个国家中“私域”与“公域”划分的标准/各自的范围/自治的领域程度方式等,构成了这个的社会架构。

这三者所依托的基础和核心就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这群人,中国现在又一次站在了十字路口,也可以说是每个中国国民又一次站在了十字路口;中国存在的问题,是每一个人都有的问题,而问题的解决,每一个中国人都有自己无法推卸的责任。似乎,梁启超百年前在《呵旁观者》文中有类似的更为精彩的表达,那时的中国,正是在一个十字路口。

二、《国富论》到底写了什么

作为经济学的圣经,估计对《国富论》的研究以及评论早已汗牛充栋,为了记录自己最真实和印象最深的东西,也就是合上书后头脑中还存在的,尽管开始时感觉如同狗咬西瓜,我还是控制住了自己看其他任何书评之类的冲动。

罗斯巴德在《亚当斯密之前的经济学》中谈到过,亚当斯密对这部书并不是非常满意,相对之下,他更喜欢《道德情操论》,他在格拉斯哥大学长期教授的也是道德哲学和逻辑学,这也是他最感兴趣的地方,可惜他的大部分讲稿被他自己烧掉了。

《国富论》的版本选择据说可以写篇论文。如果你英文不错,原文自然是最好的。如果只能看翻译的,那光版本问题可能就会困扰无数人。种种原因,不再这里谈各种版本的优劣,市面上能够看的所有版本中,个人认为谢宗林和李华夏翻译/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版本为最佳。英文处于中间的,可以选择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英文导读版。

《thewealthofnations》,“wealth”意为“财富/繁荣”,“nation”则为“国家/民族”,按照原文则可以译为“不同国家的繁荣状况”,严复先生译为《原富》,而《说文解字》中“原”字意为“泉”,意为泉水的本源,“原富”意为“财富的起源”,个人认为这个翻译很精炼,但就从该书所论述的问题来说,并未能充分表达作者的意图和本书的内容;陈炽译的《富国策》跟郭大力和王亚男译的《国富论》也一样偏“国家”和“富裕”,不能充分表达书的内容。《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则把“国民”放在了核心地位,强调了人的核心因素,对于个人权利缺乏的国家或时期具有较强的针对性意义,但似乎也不怎么跟内容对照。个人认为,不妨可以译为《现代国家的繁荣之道》,之所以加上“现代”,主要是书中亚当斯密对比了不同时期的不同类型国家,最终英格兰这个人类史上第一个现代国家最为繁荣,而且分析了它繁荣的原因,即“nations”的对比。

《国富论》从最不起眼的分工开始谈起,谈到了分工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分工提高了劳动生产力扩大了市场规模,进而谈到财富的本质是国民可以消费的商品和劳务,而非货币财富,分工则提高了商品的产量和质量。虽然后来的经济学家对分工的研究逐渐式微,一直到杨小凯重新回归分工,创立新古典经济学,但《国富论》前三章关于分工的论证语言平实逻辑严密,无数人为之折服,很多人都把这三张背下来。

某种程度上说,后期的经济学家基本都是给《国富论》做注脚,这也是为何这本书被称作经济学的圣经和政治经济学的起点的原因,这点上,亚当斯密之余经济学类似于柏拉图之于哲学。下面试做一个简单的梳理,也算是论证。

关于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的论述,后面由奈特的芝加哥学派和米塞斯/哈耶克的奥地利学派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扩展;

其货币理论后有弗里德曼/哈耶克等;

人口理论后面有马尔萨斯,应该也包括阿玛蒂亚森,森对于饥荒的研究当然更加深入得多了;

劳动价值论后面的信徒则是大卫李嘉图和马克思;等等

《国富论》基本打下了后面经济学的学科框架,此外,里面还论述了军队的发展以及常备军产生的原因/常备军数量对经济的影响等,以及教育的规律和国家对教育应该承担的责任/教育行政化会带来的问题等,都做了深入而全面的论述,这本书类似于于一本大百科全书。

值得一提的是,《国富论》里面对政府职能的分析和定位是“小政府”,而非由完全自由市场推断出的“无政府主义”,政府在保护个人权利方面的职能无可替代,虽然政府不从事生产而且具有最大可能伤害个人权利,即“必要的恶”。

《国富论》的第四篇基本上是对重商主义的全面批判,最后还用了一点篇幅批判了重农主义。重商主义对于金银以及出口过度追求是错误的,不仅不会带来国家财富的增长,而且整体会减少国民的财富,各种补贴和贸易保护最终受害的都是整个国家和一般百姓。这点对于当前世界贸易格局依旧具有警示作用,当然,自由贸易的合理性还是分工使然。

总之,《国富论》论述了一个现代国家民富国裕的机理—一个个人权利得到保护的市场经济和自由贸易,是一个国家富裕繁荣的基础,并通过国家之间的纵横向对比来论证这个观点,进而把这种机理或观点形成了一个稳定的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框架,后世的学者们基本再也没逃出这个框架,各国的经济发展实践也不断证明了其中大部分观点的正确性。狂如张五常也只能说,他的《经济解释》无法与之相比。

最后,用巴克勒在《文明史》中对这本书的评价作为结束吧,“从最终效果来看,《国富论》也许是迄今为止最重要的书,这本书对人类幸福的贡献,超过所有名垂青史的政治家和立法者的总和。

三、《国富论》对于当前中国的启示

《国富论》作为论述市场经济的“圣经”,而我国则恰好处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三十余年面临重大转折关头之时,毋庸置疑,此书对于当前中国和中国经济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中国经济并非一个完全的市场经济,而是吴敬琏所说的“权贵市场经济”或者“野蛮市场经济”,或者官方说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无论冠之以何称呼,这种市场经济三十多年积累的问题到了一个极难解决却又不得不解决的时候,这个时候,对照市场经济的标准,即使不是最正确的标准—《国富论》,很多病灶会一目了然。

其一,当前政府正在做的,也是打着民主主义旗号的,对外国商品的反垄断检查和罚款。对国外商品及人的抵触在我国历史上并不鲜见,义和团就是之前较为典型的例子。但是,对外自由贸易的合理性是由分工决定的,无论以任何名义进行的妨碍自由贸易的行为,最终受损的都是普通国民和国家的整体富裕程度,这点亚当斯密一直在强调。

其二,户籍制度。户籍制度绝不仅仅是关乎个人的权利,最终它影响的是整个经济的良性发展和国民的富裕程度,当国民不能够自由流动的时候,整个人力市场难以形成市场价格并自由形成不同特长人的合理配置,进而会影响劳动力的专业化程度,降低劳动力的财富创造能力,结果不仅仅是造成不同地区国民之间收入的差别,也限制了国家整体经济的健康发展和富裕程度。

其三,最低工资制度。最低工资制度是一种典型的对人力价格进行野蛮干预的制度,只不过它披上了人性化的温情脉脉的外衣,似乎是保护了最底层人民的利益。殊不知,这种干预会在经济下滑期造成失业的增加和工厂成本的增加,进而给经济雪上加霜,这是很简单的逻辑,也是大萧条时期的典型症候,罗斯巴德沿用斯密的思路在《美国大萧条》中进行了精辟的分析。

其四,各种政府主导的投资大跃进。斯密早已经论证货币的缺乏根本原因是各种投资的增加,席勒在《非理性繁荣》中也进行了论述。我国现在M2已经超过120万亿,其与GDP的比率世界第一,但是我们依旧闹“钱荒”,政府主导的投资大跃进是其主要原因,而投资是过去中国经济发展的“命脉”,原因多多,这里不再赘述。

其五,教育行政化。教育体制的改革改了很多年,除了所谓的“市场化”进展迅速外,真正的改革举步维艰,其中为人诟病最多的就是教育的行政化,而《国富论》中论述了教育行政化带来的诸多问题,如教育质量底下/教师水准地下,而且,整体来说,可能会造成社会的不稳定,原因就在于占大多数的底层不具备判别是非的能力和知识,这恰恰应该是政府该做的,主动性的“愚民”最终的结果恰恰是大大增加革命的可能性。

其六,政府货币超发的诱惑。亚当斯密一再强调,货币不是财富,只有实在的能够让国民消费的产品和劳务才是财富,货币的超发对于权力不受限制的国家权力来说是最省力的武器,不动声色悄无声息地获取了经济增长的数字成就,完成了对公众财富的掠夺,比征税和罚款之类的手段成本低而且更容易掩人耳目。但是,货币超发带来的危害,亚当斯密也已经说过,可能远超过各种大自然灾害,人类史和中国史上不乏这样惨痛的教训,这也类似于一种吸毒。

可以列举的,还有很多,如地方政府和个别官员对企业的盘剥等,如果再继续挖下去,根本原因则是不受控制的政府权力,也就是笼子外的权力,这头巨大的猛兽可以轻松侵入任何市场和个人的领域,造成经济发展的停滞甚至衰退。我们国家的职能现在完全是一个“超大”政府,而且这个看起来超大的政府同时很多方面缺位不作为,只是在跟市场接轨有利益的地方手闲不住。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也属于政治体制存在的问题,二者从不能分开。市场经济本来就是基于人权平等和产权明晰之上。

从《国富论》来看,我们纸上谈兵,谈谈应该如何做也就很容易了。

其一,不要轻易用“反垄断”之名,行民族主义之实,民族主义是双刃剑,这里且不说,主要是这种“反垄断”会加速经济的下滑,而且真正行政垄断的央企国企则因竞争对手减少会更加如鱼得水,结果是垄断加剧。

其二,真正的反垄断,就是把国企的行政垄断地位彻底取消,道路其实很明白,很多人因为无知而接受不了的路—私有化,越早越快越好。现在再没有弱智宣传俄罗斯私有化的失败了,人家人均GDP超13000美金,高收入国家。理论上来说,根据科斯定理,产权只需要明晰,初次所有权归谁不重要。这当然不公平,但是绝对公平的方案不可能有更不可能执行,有人梦想把国企完全股份化,全国人平均分掉,这种梦想跟实现共产主义的难度差不多。

其三,彻底融入全球市场体系,不打贸易战。只有这样,才能够加快我国劳动分工的范围和程度,进而增进国民和国家的财富,同样,也会带来国家环境更加的和平。

其四,取消最低工资制度。取消最低工资制度后,各地的最低工资政绩比赛将失去意义,而且会提升就业,增加企业的生存能力,缓解经济的下滑趋势。

其五,控制央行的发钞速度和规模。这点上说“要……”很容易,做到却极难,我们还是就说要控制吧。

其六,废除GDP与官员升迁的关系,重新建立一个人均收入或者至少是gnp作为考察经济发展状况的体系,从而抑制地方政府投资的冲动。

还有去除教育行政化等等,对应的思路说起来很容易,其实某总程度上也都等于没说,因为做起来很难,每一项改革都是真正的政治体制改革,都是牵涉根深蒂固的已经固化的利益格局变化,如果根子上的国民个人权利得不到扩展和保护,市场经济的根基就不算稳固,如果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得不到宪法确定,那地方政府官员的行为也不可能得到控制。

尽管如此,我们依旧不必悲观,亚当斯密在批判奎奈时候说过一段话,大致的意思是,一个国家财富增加的根本原因还是该国国民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于改善自身生活的努力。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存在完美的市场经济,都是在整体国民尤其是生产性劳动者不断的流汗挣扎中不断发展和完善,财富也是由此得到增加的。

来源:共识网

By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