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国家的经济表现：繁荣依赖于活力，活力取决于制度
对绝大多数国家来说，经济制度的选择是经济政策决策中最重要的内容，而且这十几年来，制度选择一直都居于核心地位。表面上的理由是，我们对制度的理解还相当有限。更深层的原因是，事情还未开始就已困难重重，因为我们还无法就制度的表现以及选择什么样的制度展开真正的讨论：哪些制度运行良好，哪些制度需要加以改革，同时又需要引入哪些新的制度?除非我们愿意并且能够具体指出(即便仅仅是为了进行讨论)，我们究竟希望拥有一个什么样的经济。在此，我想首先提出这样一个概念——“令人向往的经济”(desirable economy)，经济政策决的目标就是要很好地帮助我们实现“令人向往的经济”。 当我们对各种不同的经济制度进行选择的时候，这个关于经济的概念能够为我们提供一个道德标准。此外，它还可以使我们从一个新的视角来讨论所有的经济政策。
在政策讨论中，最为常用的标准是新古典经济学/新自由主义/供给学派经济政策分析中所使用的静态效率标准。这一标准的核心是如何有效地激励人们去工作、储蓄和投资，对经济政策的判断就是看它们是否对人们的上述行为决策产生了负面激励。当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激进的凯恩斯主义已经成为过去，几乎我们所有人都吸收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思想。我们知道，国家往往会因为对各种政策参数的错误干预而造成巨大失误，如过高的边际税率，高得难以承受的重置率等等。有鉴于此，新古典经济学/新自由主义/供给学派对欧洲大陆的经济提出了极为严厉的批评：对政策参数的扭曲是造成西欧国家低就业和经济增长下滑的“罪魁祸首”(见Layard、Nickell 和Jackman，1991 )。
我并非暗示新古典主义经济分析没有价值，或者说它在解释现今欧洲大陆和日本仍然存在的相对停滞问题时起不到什么作用。事实上，我自己就研究了税率对劳动收入的影响，特别是短期的影响(Phelps，1994)。 此外，我还特别强调了福利国家不断膨胀的福利待遇对就业水平的(不利)影响(Phelps and Zoega，1997)。迄今为止，人们已经广泛分析了经济政策对经济活动和经济增长的各种不利影响(Heckman，2004 )。尽管我坚信任何判断都存在不确定性，但我仍然同意，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西欧国家经济活动的停滞和生产效率的下降在很大程度上是源自各种政策变量的扭曲。真正需要回答的问题是，新古典经济学政策冲击的效应到底有多大?与美国相比，欧洲大陆在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失业率相对上升。我们当然可以从欧洲国家福利待遇的提高和连续高税率的角度对此进行统计学上的解释，但是，这种统计学意义上的相关性分析可能存在重大问题，因为还有许多其他变量也会影响这一结果，例如(欧洲)技术进步的落后，人口分布比例的不利前景等等，而且我们也很难对所有变量都进行相关的统计分析。如果对OECD国家进行跨国分析，我们就会发现，这些国家之间在失业和劳动就业率方面存在的差异并不能通过分析它们在劳动税率、重置比率和公共部门规模等方面的差异来出充分的解释。
我的批评是，经济政策的制定标准已经开始偏离新古典经济学分析的恰当地位，甚至把它作为全部内容：效率不再是构成一个好的经济的诸多要素之一，而是成为唯一的标准。在近些年里，欧洲经济改革的重点(包括正在实施的和计划实施的改革措施)除了考虑重新调整新古典经济分析中的工具变量，如税率水平、社会贡献和公共开支等等，几乎不再考虑任何其他因素。由于相信过度膨胀的福利待遇已经成为问题的关键所在，一些国家计划将大幅削减福利待遇，首先就是延长工作年限，如意大利就从35年延长到了40年;那些认为收入税率过高是一个严重问题的国家则计划降低税率，如德国打算下调10个百分点，法国是9个百分点;考虑到重置比率对失业的负面影响，一些国家决定降低这一比率，例如法国就缩短了机器设备的使用寿命; 由于认识到基础设施的匮乏是欧洲存在的问题之一，欧洲委员会计划在未来10年里投资20亿欧元用于建设新的桥梁和隧道。这看起来似乎都有些可笑，政策制定者们堂而皇之地认为依靠这些积极的政策改革就足以改善就业或是提高生产率。事实上，更深层次的问题是，上述政策反应显示出人们并没有对究竟是什么构成了“表现良好的经济”进行过深入细致或具有启发意义的思考。在此，我将阐述自己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并愿意就其中的一些基本观点展开建设性的讨论。
令人向往的经济：效率和繁荣的优异表现
政策讨论中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要对经济表现这一概念具有明确和清晰的认识——什么是令人向往的经济生活。适龄的工作人群需要得到广泛的职业选择机会，而这反过来就要求在一系列工作岗位上获得较高的工资，这就是一个高效率的经济(建立很高的福利待遇，如特殊人群社会补贴以及为所有人提供免费教育，确实可以让人们选择他们自己愿意从事的工作而根本不必考虑工资的高低。但其困难在于，只有高效率的工作所带来的税收收入才能支撑起这样的福利支出)。另一个观点是，处于精力旺盛年龄阶段的人们需要一个可以充分施展才能的环境，让他们能够去思考、工作、休息，等等。舒适的环境意味着人们能够拥有足够的空间，无论是家还是工作场所都不能太热和太冷，然而提供这样的环境必然要求高效率。当然，高效率只是好的经济表现的构成要素之一。
如果说一个经济表现良好，那还意味着经济活动的参与者正在不断走向繁荣。繁荣是指所从事的工作具有吸引力并且能够获得回报(回报绝不仅仅是指金钱上的收入)。繁荣意味着所获得的工作能够抓住人心，激励人们去解决问题，让做事的人能够充分发掘他们的才智，提高他们的能力。所谓一份让人满意的工作，其关键在于，通过发掘才智，提高能力来完成个人的成长。在这里，繁荣就是目的本身，而不仅仅只是提高经济发展水平的一个手段。当然，满意的工作也会带来其他效应，如提高工作人员的参与程度，振奋员工士气或增加员工忠诚度等等;满意的工作还能够通过降低失业，从而提供更多的好工作。繁荣的程度可以由一些相对精确的经济活动指标来加以衡量，如参与比率、失业率和活跃比例等等。
如果“好的经济”就是指激励人们去解决问题和发掘人的聪明才智(这依赖于经济活力)，那么我们就难以解释为什么过于关注负面激励机制的新古典经济学分析居然占据了中心地位。正确调整税率、社会福利水平和公共支出并不能让资源发挥更高的效率，它也无法让工作更具有吸引力以及提供更多的回报。这就是我们认为增加桥梁和隧道建设的计划非常可笑的原因之所在。如果欧洲大陆国家认为它们正在一步一步地失去繁荣，那么很显然，更多的桥梁和隧道并不意味着它们能够对欧洲大陆的繁荣做出什么有益的贡献。
但这是一个人们普遍接受的概念吗?在欧洲，还是在其他任何地方?一般认为，我所阐述的关于“令人向往的经济的良好表现”是美国人的特有观念。 对很多读者而言，一些美国著名作家和思想家都或多或少地提到了类似的概念(即什么是好的经济表现，或者更宽泛地说，什么是好的工作和商业表现)，如富兰克林、林肯、威廉·詹姆斯、杜威、罗尔斯、罗蒂、鲍可等等。 但是，那种普遍认为这一概念与欧洲价值观没有多大关系的想法是没有任何根据的，因为事实正好与此相反。
正是欧洲人最早阐述和发展了这一人本思想，即探索、独立、进取和参与是人类通向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的康庄大道。人本思想来自古希腊、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亚里斯多德在《伦理学》一书的开头就首先假设，“所有的人都渴望知识”，然后他探讨了工作、学习、发展、快乐以及幸福之间的关系。切利尼(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代表人物之一)自传的原型就是一个获得解放的人努力追求自我实现和成功。亚当·斯密讨论了自助和竞争的社会价值，他提倡人们广泛参与商业生活。萨伊赞美了那些不断通过经济创新而获得更高收益的商业人士;孔多塞认为，比起那些在政治上争夺权力的政客，从事经济活动的企业家更值得赞扬，因为政治上的权力斗争往往都是零和游戏，而企业家们的活动却能够提高生产效率。 显然，美国的这类价值观恰恰来自于欧洲的人本主义思想传统，而且这一思想传统一直延续到了18世纪之后。法国哲学家柏格森将渴望改变的潜能视为人的生命力，好的生活是一个人不断地“成为”(becoming)而不仅仅是“存在”(being)。马歇尔将工作场所看成是大多数人精神活动的源头;缪尔达尔则认为，对很多人而言，工作所带来的快乐要远远超过消费。
既然如此，那么为什么人们普遍认为正是欧洲人自己在很久以前抛弃了这些西方世界的核心价值呢?之所以有这样的看法，是因为在20世纪初，大部分欧洲国家开始厌恶1913年那种充满活力的资本主义制度：东欧国家选择了共产主义，后来又走向了市场社会主义;两个西欧国家，意大利和西班牙则发明了社团主义并付诸实践。但每一轮“革命”运动的众多拥护者们都支持如下观点：与资本主义制度相比，新的体制能够更好地刺激投资，让科学服务于人类的进步，并由此带来经济增长;新的制度还能够提供更多具有吸引力的工作，同时可以大大提高工人的责任心。由此可见，所谓“人本主义传统与欧洲的价值观没有多大关系，那是美国人的特有观念”的说法显然是过于夸张，而且也不符合历史事实。
或许有人会提出，是不是人本价值对欧洲人的行为所产生的影响已经受到了严重侵蚀?我们也似乎看到，在欧洲，人们工作是为了生活;在美国，人们生活是为了工作。究其原因，人们可能会想到，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里，欧洲经历了各种“反商思潮”，再加上基督教教育的影响以及对社会动荡和不平等的愤怒，这些都大大削弱了西方传统价值观念的力量。 上述问题可能会引起很大的争论：究竟是什么让一个国家的经济获得了繁荣?是经济制度吗?因为有了某些制度而没有另外一些制度?或者是文化，还是其他什么别的东西?抑或是各种东西的“大杂烩”?在讨论这一问题之前，我们需要先往前迈一步。
繁荣依赖于经济活力，或许生产效率同样如此
既然繁荣是构成经济表现良好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那么一个经济想要获得繁荣，它需要具备哪些东西呢?我的答案是，必须有有益的变革，我将之称为“活力”。首先，如果想要员工走向繁荣，那么就要在工作岗位上不断提供进行变革的激励和挑战，例如，有新的问题需要去解决、有新的任务需要去完成，以及努力获得新的能力。其次，国家并不想要进行那些受到误导或者没有意义的变革。正如金融部门那样，国家进行投资必须要看到未来会创造出有益的变革，即能够提高生产效率。
上述观点有没有实证上的支持呢?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我认识到，有一些间接证据表明，一些国家的活力水平比另外一些国家要低，而且那些活力水平低的国家往往经济表现欠佳：繁荣程度相对较低，特别是生产效率较低。在互联网和通讯革命出现之际，有些国家投资高涨，而有些国家反应麻木。在OECD最发达的12个经济体中，至少有三个看起来缺乏活力：德国和意大利错过了投资高潮，法国直到很晚才做出反应。我发现，相对于OECD的其他9个经济体而言，这三个国家在工作岗位方面回报率低，员工士气也不高，其他方面的问题还包括劳动力参与程度低和高失业率。
那么生产效率作为经济表现的另一个构成要素是否同样依赖于活力呢?对于这一点，相关证据比较复杂。以英国为例，英国经济在面临市场机会时反应较为灵活，这显示出它具有一定的活力;但与此同时，英国在生产效率方面却相对落后于法国和德国，这又表明英国的活力并不是很强。综合来看，相对高的活力水平并不是生产效率高的充分条件(另外一种可能是，上世纪90年代后期的数据误导我将英国列入了具有较高活力的经济体之列。当时的英国财政大臣布朗曾指出，英国在90年代后期并没有出现投资高涨的情况，这一点与我的计算正好相反)。
在OECD的12个经济体中，法国和德国仍然是生产效率相对较高的国家，这一事实表明，相对较高的灵活度和相对较高的活力并不是导致相对较高的生产效率的必要条件。欧洲之所以能够提高生产效率，很可能是因为它聪明地模仿了美国的技术进步和成功经验，而美国为此支付了巨大的创新成本并经历了各种失败。事实上，如果考虑到法国经济中将如此之多的不合格工人吸纳到了各种工作岗位之中，我们就很难将法国列入生产效率较高的国家之列。当然，所有这些观点都需要在未来进行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经济体的活力依赖于它的经济制度
国家应该怎么做才能具有活力呢?因为正是活力创造出了繁荣。我的观点是，对一个国家而言，其经济活力的水平主要依赖于一些非常关键的经济制度及其发展状况，这些经济制度包括：公司法和公司治理，人们在投身商业活动之前是否有充分的准备，金融市场和金融工具，如股票市场等等。更一般性的制度，如法治、为个人的收入、储蓄和投资提供安全保障，这是任何市场经济所必须的，即使是市场社会主义也不能例外。但上述制度并不足以让一个国家具有活力。在这里，我绝非是要贬低诺斯的开创性研究，例如，他认为如果没有产权保护，经济将无法获得发展;对于施莱弗也是如此，在其一系列极富想象力的研究中，他证明了某些产权制度具有非常广泛的解释力。我真正要说的是，活力这一概念所包含的内容可能超过诺斯的产权观点以及施莱弗进一步证明和强化的其他东西。“诺斯-施莱弗”分析体系主要是基于传统情况的假设，而我所增加的内容则更为现代，即考虑到了行为者知识的不完全性。这其中的区别正如舞蹈家特怀拉-萨普对于古典芭蕾的评价：“所谓现代就是古典加上更多的东西”。
我关于活力源泉的观点是有证据支持的。我们的研究可以对上世纪90年代OECD 12个经济体的经济发展做出很好的预测，即通过衡量它们的活力水平来看一看它们在90年代末期的经济表现排序。代表一个国家活力水平的指标并不复杂，其中包括拥有大学学位的人口比例(可以采用1988年或1990年的数字)，OECD各个国家开办新企业所需要的各种手续和程序，以及用股票市场现值来衡量的资本市场广度。
在此，我提出了二组证据：第一组将繁荣的间接证据与质量(我称之为活力)联系在一起;第二组直接将活力与一些与之正相关的制度联系在一起，如有广度的资本市场;同时与一些负相关的制度联系起来，如批准新公司的繁琐手续。我相信，这一检验方法向前迈进了非常重要的一步。通过这一分析，我想强调二个假设性结论：第一，活力这一概念所涵盖的内容远远超过私有产权;第二，不能把失业全部(或主要)归因于错误的劳动立法。当然，这些相对零散的证据并不能囊括目前欧洲改革所涉及的全部问题。
在经济的良好表现(即繁荣及其表现，如高就业和高生产率)与有利于增强活力的经济制度(以及没有不利于增强活力的经济制度)之间有没有直接证据呢?我们发现，即使在OECD 12个经济体的小样本中就存在这样的证据。
我与吉尔维·索伊加(Gylfi Zoega)对这些经济体进行了一项非正式的跨国研究，我们检验了衡量经济表现的三个指标：即就业率(相对于适龄工作人口)、失业率(相对于劳动力)以及劳动效率。前两个指标大致可以刻画工作满意度和个人在工作中获得成长的状况。我们发现，有一项制度，即大学教育对改善经济表现的三个指标(就业、失业和生产效率)都有帮助。另外一项制度，即阻碍变革的“官僚作风”(以OECD国家对企业家创业的繁琐程序来加以衡量)则对经济表现的三个指标都有害。最后，严格保护就业的立法有损于生产效率，但它对就业率或失业率并没有显著影响。
对欧洲社团主义影响的研究
众所周知，从1925年到1940年间，在欧洲大陆、南美和东亚的部分地区，一种通常被称为社团主义(“corporatism”)的经济体制逐渐流行开来。社团主义的核心思想是保留资本主义的核心内容，如私人收入，私人财富和公司的私有产权(这在市场社会主义的实践中有过先例)，但它试图消除资本主义的“大脑”，即抑制和修正私人企业家和金融家的试验和发现机制(资本主义制度正是依靠这些来探索自己前进的方向)。社团主义力图在投资和创新中建立一种选择机制来替代资本主义的试验和发现机制，社团主义的选择机制要求获得主要社会团体的一致同意，即重要的选择和分配决策，如开办或关闭一家企业，需要得到社会指定团体的批准和认可。社团主义试图通过一系列影响商业部门发展方向的决策来干预整个社会的利益。典型的社团主义经济体制(无论建立这种体制的国家实际上采取了什么样的实施方式)主要包括以下特征：全面的工会组织、雇主联盟和大银行。 在二战后，工人委员会成为了欧洲社团主义体制的又一个独特标志。在欧洲大陆，人们为这种体制引入了新的话语标签，如“社会伙伴”(意思是要有计划)，“共同决策”以及意大利的所谓“和平协商政策”(即透过政府、三个主要的工会、和雇主的联盟进行三方的薪资谈判)。
正如前文所述，新体制的拥护者和支持者一般都宣称，与资本主义制度相比，新体制具有内在的优越性，一旦运行起来，它就能够通过协调工资制定和投资决策对社会资源进行更加理性地分配。社团主义的理论家们与社会主义的理论家们一样，他们先验地认为自己的体制能够成为对经济进行科学管理的工具。与之相反的观点则兴起于上世纪80年代，这些观点认为，当社团主义建立起了可以对一系列经济决策进行直接干预的机器之后，这个机器最终将变成某些利益集团对所有进步建议加以否决的工具，除非人们能够为这些利益集团支付令它们满意的贿赂。 这些强势的利益集团并非罗尔斯式的弱势团体，而且它们也很少由那些富有远见和大公无私的政治家来领导。
我倾向于赞同如下观点：就总体而言，社团主义体制对生产效率和繁荣具有负面影响。 我和其他一些研究者都指出，在欧洲大陆的一些国家里，至今依然存在着不少具有社团主义性质的制度安排，但它们并没有阻碍这些国家模仿在其他经济体中已经获得成功的相关先进技术和经验。事实上，欧洲国家在二战后数十年的“跟进”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在我看来，社团主义制度以及鼓励建立这类制度的社团主义思想实际上是抑制了本土的创新活动。就这一点而言，与福利国家制度相比，欧洲大陆国家残留的社团主义制度和社团主义思想能够更好地解释这些国家商业活动和创新行为的衰落，由此也就解释了诸如工作满意度低、参与程度低以及高失业率等欧洲国家普遍存在的现象。
当然，在20世纪后半叶欧洲国家残留的社团主义制度也经历了很多变化。因此，很难对社团主义的正面影响和负面影响进行更为准确的比较和衡量。另外一个问题是，那些在过去十多年里一直宣称自己奉行社团主义的国家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已经偏离了(无论好坏)社团主义早先的运行机制和思维模式，这仍然需要进行研究。
在我看来，目前通过对OECD 12个国家进行统计分析之后所得出的一些假设性结论还是具有一定启发意义的。我和索伊加发现，在OECD的12个国家中，高度的社团主义(通常以工会和雇主的协调程度来衡量)往往与低就业率和低效率具有相关性，尽管并非高度相关。这一点已经得到了广泛承认，其中瑞典是一个例外或者说是“局外人”。这一发现只是根据12个国家的数据进行了简单的相关性分析。 当我们同时加入一项或二项其他制度变量的时候(即多变量回归分析)，分析结果就会发生变化。阻碍企业家的“官僚作风”指数可以解释在某些国家相对欠佳的经济表现。保护就业的立法可以解释表现为什么有些国家表现良好，而有些国家却表现欠佳。但是，如果用“协调程度变量”来加以衡量，这两项制度(官僚作风和保护就业的立法)本身就与社团主义高度相关。当这两项制度变量(它们主要受到了社团主义的影响)被纳入分析模型之后，就不需要再用“协调程度变量”对剩余差异做出解释了。工会和雇主的“协调程度”不会对经济表现产生直接的负面影响。社团主义的危害更多是来自由社团主义思潮所激发建立的各种附属制度，而非工会和雇主协调机制本身。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在给定其他制度的前提下(即带有更强社团主义色彩的制度)，工会和雇主的协调很可能只是一个很小的“加号”。
新体制(即社团主义体制)具有重大的潜能，就这一点而言，早期社团主义理论家们的断言可能真的没错。但是，我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就总体影响而言，社团主义体制和社团主义思潮极大地伤害了欧洲的活力，并进而对欧洲的经济表现造成了负面影响。
文化在经济表现中发挥着一定的作用吗?
在经历了上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早期的两次剧烈冲击之后，欧洲经济在此后的二十多年里一直处于低迷状态。与此同时，印度、中国和一些南亚国家正显示出强大的能量和动力，无论它们的经济制度是具有支持作用还是具有阻碍作用，反正事实就是这样。因此，不管是经济学家，还是非经济学者都开始猜测国家之间是否存在着一些尚未发现的重要差别，而正是这些差别为今天各个国家的工作参与程度、投资以及其他经济表现带来了不同的影响。至今局限于新古典经济分析的政策讨论以及有关经济制度的研究可能并没有涉及到这些差别：或许文化差异是影响经济表现的重要因素之一。
最近，我强烈地意识到，除了质疑欧洲国家的经济制度需要对其出现的经济问题负责之外，欧洲的文化是否同样也是其经济表现欠佳的“罪魁祸首”之一呢?如繁荣的衰落和相对低下的生产效率。 正如汉斯·辛恩(Hans W.Sinn)对我所说的那样，一个德国人可能更愿意说他继承了财产而不愿说自己创造了财富。一些比利时商人告诉我，他们认为，与美国人相比，欧洲人大多是风险回避者。此外，欧洲家庭更习惯于将青少年保护起来，不希望他们很早就有什么工作经验或者去挣钱，因此，当这些孩子长大之后，商业世界对他们来说就显得比较陌生。还有人提出，欧洲的学校教育往往剥夺了孩子们自由玩耍的天性以及他们的创造力。也有观点认为，欧洲的文化保护思想实际上是要保护上年纪的人和权威人士，这使得年轻人认为挑战和颠覆既定秩序是不正确的行为。当然，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我并不是说欧洲人在某些基因方面存在什么缺陷(毕竟大部分美国人都是欧洲的后裔)。
我相信，除我之外，可能所有人都会这些猜想感兴趣。这里的问题是：“是经济制度还是文化?”这个问题必然会引起人们的争论。但是，这类猜想很可能会遭到一些经济学家的反对，在他们看来，经济学家应该在其擅长的专业领域里寻找原因，而不是跨到已经被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所占据的地方施展拳脚。同时，欧洲人自己对这样的猜想也会非常敏感，毕竟文化是他们最引以为傲的东西，如果再告诉他们，欧洲的文化是造成欧洲经济表现相对欠佳的重要原因之一，这可能会让人很不舒服。
正如我和其他人曾经一再提及的，我的研究策略仍然是继续集中于经济制度而非文化。沿着这一方面展开研究，经济学家具有比较优势。我们的目标是想从统计意义去解释欧洲大陆国家之间以及欧洲经济和其他经济体之间在经济表现上的差异，当然也可以去解释为什么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会有不同的经济表现。我们的努力完全可能失败，而失败的原因很可能就是：文化是一个国家的活力和经济表现更为重要的决定因素。更不利的结果是，我们也许最终会发现，尽管国家的制度选择确实是造成它们不同的经济表现的重要原因，但国家之间的制度差异恰恰是其文化差异的反应。换而言之，文化差异才是主要原因，即文化可以对经济表现做出直接的解释，而根本不需要借助经济制度这个中间变量。
但是，对我而言，这是对需要加以证明的东西进行假设。也许文化并没有发挥独立的影响，由此也就否定了所谓的“文化决定论”。当有了恰当的制度之后，工作将具有吸引力，商业活动会变得生机勃勃，那么文化也会逐步演化，从而认识到健全的商业生活是令人满意的。一旦有了这样的认识，文化又会继续强化这种认识。在那些经济制度获得普遍认可并能够充分发挥作用的地方，“动物精神”就开始复苏。
提出文化是一个竞争性的解释变量并非进行制度研究所面临的唯一挑战。还有人提出，制度研究缺乏一个外生变量使之难以进行因果关系分析，从而对健康的经济和不健康的经济做出病因诊断。对此，我的回答是，国家并不了解什么是最好的经济制度。心理学家指出，老鼠在吃了可疑的食物之后会环顾四周，看看其他的老鼠会怎么做。毫无疑问，国家也会努力进行“社会学习”，它们有时候之所以决定引入某项制度是因为看到其他一些国家在采取了这项制度之后取得了良好的经济表现。
但是，当各种制度相互连接构成了一个复杂网络的时候，国家的上述选择就会出现在高度的不确定性。我认为每个国家的制度网络都存在巨大的随意性(当然，如果欧洲大陆经济体都简单复制其他国家的制度，那么也就无法进行统计分析了，即制度选择外生于所有国家样本。但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
另外一个反对意见是从相反的假设出发，认为制度以及环境并没有随着时间的变化而不断发生变化(从一个十年到下一个十年)，只不过是一个国家在某个时期内处于黄金时代，而在另外一个时期滑入了黑暗时代(也许一个国家的制度只是就其平均状况而言是逐步向好的方向演变，因此有的时候表现良好，有的时候却表现很差。)这种反对意见认为，在三、四十年前，欧洲大陆在二战后取得的快速经济增长和高就业率曾经令整个世界羡慕不已，欧洲大陆的制度并没有改变，但时代变了。因此，由此推断欧洲的制度需要为最近二十多年来欧洲经济出现的困难负责，这显然是不正确的。
但上述论点如果想要成立，那么它必须首先证明，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所谓欧洲大陆的“辉煌时代”)，欧洲的制度确实是好的。这一点并没有得到证明。认为欧洲的制度在“辉煌时代”是好的，其实是忽视了那一时期不同寻常的市场力量。当欧洲国家走出了二战的严重破坏并且开始重建的时候，它们发现自己遇到了一次追赶技术进步的机会，这次技术进步是发生在美国的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后来又出现在日本的经济部门)。欧洲的经济制度只是没有阻碍这一非常时期大范围的技术追赶(“成熟的果实垂了下来，抬抬手就可以摘下来”)，但这不能反驳我先前的假设：欧洲大陆的某些经济制度对活力具有负面影响。有利于模仿和进行追赶(特别是从差距很大的地方起步)的制度并不足以产生一个具有创新精神的经济，从而进行大量的和有益的本土创新。上述反对意见存在的逻辑缺陷是，一个在“辉煌年代”保持高速增长并由此带来高就业的经济体并不意味着它在正常状态下也能表现良好(当然，这样的经济体不会保持稳定的增长和就业)。
同理，我们也可以对某些关于中国经济的错误分析做出类似的反驳。尽管中国现在的经济制度并没有阻碍其大规模地追赶西方，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制度能够支持中国的活力。当中国无法轻易获取西方的技术转移以及无法与外国公司合作的时候，中国经济就会出现问题。在此，我并不否认中国创建了一些属于自己的独特制度，而且这些制度也有利于中国追赶西方。同时，中国创造出了不少有利于企业家精神成长的新方法。因此，中国的制度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有趣案例。
总之，我对研究不同国家的经济制度(及其对经济的影响)充满信心。我们最好是将每个国家的经济制度都看成外生变量，其中许多制度选择是历史的偶然现象，即使那些经过刻意选择的制度也不是最好的。同时，我们最好也不要被那些根据“独特时代”得出的推论所吓退，那些推论也许都是错误的。如下假设可能是正确的：一系列的制度组合是决定一个家的活力水平(进而是经济表现)的重要因素，或者说在任何情况下，制度选择都是最重要的因素。
来源：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