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自发性的组织和刊物这样多,历史上没有过,要总结历史经验。取缔它,恐怕不行,反右时打过一下,要总结这个教训。第一,不取缔。第二,不抬举、称赞。”
  
粉碎“四人帮”后的解放思想潮流中,出现了大量民间自办刊物。这些刊物没有注册,又被称为“地下刊物”。如果用今天的衡量标准看,它们就是现代时髦的“社会自媒体”,只不过是传播的媒介物质不同罢了。“地下刊物”受到广大青年热捧,如何处理成为党的一项重要工作。1978年12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胡耀邦同志被任命为中央秘书长兼中宣部部长,“地下刊物”成为他管辖范围内的事情。在1979年2月28日中宣部召集的“首都新闻单位负责人会议”上,他详细谈了对“地下刊物”的处理看法。

胡耀邦同志说:“现在刊物组织很多,有的叫它‘地下刊物’、‘地下组织’,这不妥当。宪法上规定有结社、言论、出版自由,讲它‘地下’增加人民内部矛盾,各级党委同志不要轻易讲这种话。”同时,他也不同意党委机关对这些“社会自媒体”不加分辨就赞扬的行为,因为“地下刊物”质量良莠不齐。他指出:“不要轻易封它一个‘群众组织’、‘群众刊物’”。对于如何定义这些刊物和组织,胡耀邦说:“我考虑叫它‘自发性的刊物’、‘自发性的组织’”。

胡耀邦同志的定义恰好与今天“自媒体”的称呼不谋而合。他还从党的历史经验出发,提出了解决办法,他说:“自发性的组织和刊物这样多,历史上没有过,要总结历史经验。取缔它,恐怕不行,反右时打过一下,要总结这个教训。第一,不取缔。第二,不抬举、称赞”。胡耀邦同志的这些观点体现了一个领导人对如何管理舆论成熟的思考。

当时一些人存在“地下刊物”与党媒争夺群众的担心,胡耀邦对此进一步提出了看法,他认为党的媒体之所以不被群众重视,是因为长期以来办的脱离群众需要,党媒要占领舆论阵地,关键在于提高自己的质量,而不是靠压制别人的言论。他说:“要加强我们自己的工作,健全民主生活,把自己的报刊办好,办得丰富多彩”、“现在报刊办得一般的太多了。要明确要求报纸刊物,一定要有自己的特点,你千篇一律,谁看?千人一面,万人一面,谁看!一般化是个方向的错误,对自己的读者不负责任。”他还指示在座的中宣部副部长朱穆之、廖井丹,要召开会议专门研究党媒如何面向群众,如何满足群众的政治要求、技术要求、文化生活要求,这样才能“占领精神市场”。

根据胡耀邦以及叶剑英等领导同志的精神,当时宣传和政法部门拟采取对“地下刊物”分类管理的方式,即让一些质量高、表达社会理性呼声的刊物合法化、公开化,而对于那些宣传不理性思想的加以取缔。但后来在执行中,由于一些人的反对,最终采取了“一刀切”予以取缔的方式。

在胡耀邦和宣传系统一些优秀领导同志推动下,党的媒体也开始大刀阔斧改革,公信力和欢迎度都大大提高,创造了党媒历史最为辉煌的时期。当时《解放军报》率先发表《向“假”字开刀》的社论,批判“假、大、空”的宣传作风。《人民日报》以”可读、可亲、可信“为目标,一改文革中“大喇叭”的形象,大胆发表各种犀利的改革呼声,发起改革理论讨论,针砭时弊,反映人民呼声,体现了“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胡耀邦1979年在全国新闻工作者会议语)。在内容上,《人民日报》也脱离政治宣传占主导的局面,1981年元旦起改为要闻、经济、文教科技体育、简讯、理论学术、文艺等八个版面,以满足群众多种信息需求。当时出现了大量群众自费订阅《人民日报》的现象,这是《人民日报》70年历史上很罕见的现象。中央电视台创办了《春节联欢晚会》,改版了《新闻联播》,这至今仍是中央电视台受众最广的两大品牌栏目。

改革开放30多年来,虽然我国的党媒与市场媒体都有了巨大发展,但依然无法满足群众的表达需求与信息需求。因此,社会自媒体在网络时代应运而生,并且成为发展势头最猛的媒体形式。现在,不少人表现出对自媒体的深度担忧或恐惧,胡耀邦同志当年的做法,对当前如何管理“自媒体”仍有借鉴意义。

来源: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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