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奥威尔的《1984》和村上春树的《1Q84》,作为小说,都跨越着时空,想象出荒谬但却言中或嘲讽的社会大观。我们也以想象返回一下过去,在和先人的唠叨中反思反思。

《1984》竟写自1948

我们很奇怪的是1948年写出来的《1984》竟然有许多事情在这未知的36年间变为现实。

《1984》的作者乔治·奥威尔,在西班牙经历了刻骨铭心的极权主义政治恐怖,并且见到了斯大林的“大清洗”。他以“曲里拐弯的语言”,文学上的“陌生化”“奇特化”,把极权主义恐怖在“反常性”的语言中再现。虽说写的是36年后的事情,但却使人以后不断看到极权主义带给人们的荒谬和违背人性。

作者把故事发生地点虚构为以伦敦为背景的“大洋国”,再将当时时间移植到未来时间。文中的“老大哥”讽指斯大林。奥威尔将极权社会的惯常语言与行为运用新奇语言进行艺术创作[i]。可悲的是,我们竟然从小说中看到了文革的影子。

老大哥领导下的党纲即“党标”叫:“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我们不是看到了文革和平年代的杀戮吗?当人们自由地贴大字报或干别的什么时,思想不正遭遇严格的禁锢吗?对知识分子的扫地出门,大老粗踏入学校等上层建筑领地,不正为了显示出无知的“力量”吗?

小说中极权组织的名称也很巧妙:“真理部”处理的是修改事实,专做假报道、去真存伪、抹弃历史真迹;“和平部”处理的却是战争,“仁爱部”专门施酷刑;富裕部专门令人们饥饿。这些权力机关名的巧妙性正表明它们挂的是羊头卖的是狗肉:名称与职责不相一致,甚至偏离或相反。

为了维护极权,极权者发明了“二分钟仇恨”、“蒸发”、“101室”、“电幕”中时时处处有“老大哥在看着你”等。

“快到十一点的时候,在温斯顿工作的记录司,他们把椅子从办公间里拖出来,放在大厅中央,放在大电幕的前面,准备举行两分钟仇恨。温斯顿刚刚在中间一排的一张椅子坐下来,…… 接着,屋子那头的大电幕上突然发出了一阵刺耳的摩擦声,仿佛是台大机器没油了一样。这种噪声使你牙关咬紧,毛发直竖。仇恨开始啦。

“像平常一样,屏幕上闪现了人民公敌爱麦虞埃尔·果尔德施坦因的脸。观众中间到处响起了嘘声。那个浅茶色头发的小个儿女人了混插着恐惧和厌恶的叫声。果尔德施坦因是个叛徒、变节分子。他一度(那是很久以前了,到底多久,没人记得清楚)是党的领导人物之一,几乎与老大哥本人平起平坐,后来从事反革命活动,被判死刑,却神秘地逃走了。两分钟仇恨节目每天不同,但无不以果尔德施坦因为其重要人物。他是头号叛徒,最早玷污党的纯洁性的人。后来的一切反党罪行、一切叛国行为、破坏颠覆、异端邪说、离经叛道都是直接起源于他的教唆。反正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他还活着,策划着阴谋诡计;也许是在海外某个地方,得到外国后台老板的庇护;也许甚至在大洋国内某个隐蔽的地方藏匿着–有时就有这样的谣传。

“……仇恨刚进行了三十秒钟,房间里一半的人中就爆发出控制不住的愤怒的叫喊。…… 仇恨到了第二分钟达到了狂热的程度。大家都跳了起来,大声高喊,要想压倒电幕上传出来令人难以忍受的羊叫一般的声音。…… 仇恨达到了最高潮。果尔德施坦因的声音真正变成了羊叫,而且一度他的脸也变成了羊脸。跟着那头羊脸又化为一个欧亚国的军人,高大吓人,似乎在大踏步前进,他的轻机枪嘶叫,似乎有夺幕而出之势,吓得第一排上真的有些人从坐着的椅子中来不及站起来……“

(奥威尔,一九八四,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0-15页)

每天的“二分钟仇恨”类似于文革时的“天天读”、“早请示晚汇报”以及对“阶级斗争”的天天讲。“天天读”和“早请示晚汇报”类似于“二分钟仇恨”那样制度化,其内容,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理论”来衡量自己的言行也是大同小异。

在“仇恨”的心态下,已经没有个人的乐趣了。

“党的目的不仅仅是要防止男女之间结成可能使它无法控制的盟誓关系。党的真正目的虽然未经宣布,实际上是要使性行为失去任何乐趣。不论是在婚姻关系以外还是婚姻关系以内,敌人与其说是爱情,不如说是情欲。“

(奥威尔,一九八四,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57页)

我们从小说发表的20多年后的红色高棉看到了这一现实。1974红色高棉不仅迅速把全国的城镇人口赶到了乡村,也迅速废除了了商品、货币、学校、报刊、邮政,废除了家庭,婚姻则由组织上实行配给制,夫妻生活也由组织上按计划来安排。红色高棉的理由是城市、商品、货币、学校和知识、家庭生活都代表着罪恶和落后。他们让男女各排成一队,然后由当权者指定谁和谁,不从者只有死路一条。在红色高棉统治下,柬埔寨人民被强迫劳动和集体居住,没有个人财产,没有私人空间。

在强大的思想压力下,确实没有任何私人空间。对此,小说中的主人公温斯顿已经投降了,“着意开始重新教育自己”。于是他开始写下头脑里出现的思想:自由即奴役,二加二等于五,权力即上帝。“他什么都接受。过去可以篡改”[ii]。

改变人的思想是极权主义的目的,他需要权力机关及有关人物的维护。在大洋国中,“老大哥”是极权国家的代表,于是小说中的“电幕”便时时处处有“老大哥在看着你”,时时事事有眼睛在看着自己的行为。正如秘密警察奥勃良所说:“‘老大哥’存在与否并不重要,但他永远不会死亡,而且国民永远都会感受到他凝视的目光和威力。”这种权威性注视不单单是为外部极权政治所强加,而是成为大洋国国民自己行为和思考的一种方式,他们最终形成的是一种自我的监视[iii]。老大哥一方面通过思想警察,更多是通过人们周围有如电幕般的存在发挥控制思想的作用。

文革中,“四人帮”继承着“老大哥”极权主义的衣钵到处发挥作用。人们在担心同事、邻居、以及周边的人甚至亲人随时会告发自己,正是“四人帮”所主张的行为方式。同时,人们也通过使用当时流行的话语使自己的思想能习惯形势、跟上潮流。

曾冬青在其《文革话语的批评分析》论文中指出,文革话语、话语与权力之间存在着一种双向、互动的辩证关系,并在以下三个方面得到体现:话语的参与者、话语的内容和话语的形式。文革话语的词汇主要有以下几大特点:军事化的词汇泛化,使用频率极高;夸张性的词语使用频繁,言之无物,言之无据;带有贬斥色彩;攻击性强的词汇增多;数字化的口号常见。这使得本该是丰富多彩的话语成为了权力施展的场所,成为了严格的无处不在的思想控制工具[iv]。《1984》所提倡的“新话”估计在2050年取代“老话”,其目的就是“为了使得所有其它思想方式不可能再存在”,也就是忘掉“老话”所能够承载的异端思想。而“新话的词汇只给党员要正确表达的意义一种确切的、有时是非常细致的表达方法,而排除所有其他的意义,也排除用间接方法得出这种意义的可能性”[v]。

这种以话语方式最后控制人的思想的方式真够彻底。如果人们在文革前会看到《1984》会怎么样?当然会学会了应付“老大哥”的方式。但显然是不可能的事,因为“老大哥”的存在,已使《1984》在那个年代被阅读是不可能的事情。

《1Q84》问出的问题

2009年5月29日,《1Q84》在日本上市,首发日创下每55秒卖出一本的前所未闻的纪录。《1Q84》应该是作者从《1984》得到的启发。《1Q84》作者村上春树说,Q是Question 的意思,Q就是问。他沿用了乔治·威尔的《1984》,用《1Q84》来问责曾经莫名其妙的世界。这也许是书得以流行的重要原因。难道我们不需要问责这个世界吗?

主人公青豆在经历从高速路下来后发现自己进入了一个莫名其妙的陌生世界,时间变了、世界变了,事情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主人公奇怪,世界变了还是我变了?这种对世界变化的莫名令人神经错乱。主人公发现,“在某个时间点,我熟知的世界消失了,或说退场了,由另外一个世界取而代之。就像铁轨被切换了道岔一样。就是说,此时在此地的我,意识还属于原来的世界,而世界本身却已经变成了另外的东西。发生在此地的事实的变更还很有限。构成新世界的大部分东西,沿用了我熟知的原先那个世界的,所以就生活而言,(眼下几乎)没有出现现实上的障碍。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被更改的部分’恐怕会在我的周围制造出更大的差异”[vi],感受到“不是我疯了,就是世界疯了。我不知道究竟是哪一个疯了”。于是她把此时间称为1Q84年,1Q84表示背负着问题的年代。她要努力适应这个带着问号的世界。这个世界问题太多,1Q84也许是要解释这些问题。

正如1966年发生了1957年那种向领导提意见甚至炮轰的事情,但怎么就变成革命的、正确的了;而1968年以后,曾经造反的人又被打进冷宫?这也是令人莫名其妙的,特别是经历过反右运动的人难以接受和认可的事情。人们承受着走马灯般的变化,不得不在心底里开始质问:这个世界怎么了?

《1984》刻画的“老大哥”是对极权主义的寓言化,老大哥这个词从那以后就成了一个社会性的图标在发挥着作用。在《1Q84》村上春树则让一个“小小人”登场。耀武扬威的老大哥在1Q84里变成了难以察觉的小小人,他和“老大哥”一样,是极权主义首领,拥有非常强大而直接的影响力。其团体中的众人对这个家伙服服帖帖、唯命是从,根本不具备自己的人格和判断力,甚至甘心情愿地把自己初潮前的女儿献给他,满足其兽性。他在努力创建一种乌托邦体系,在这个世界里,制造什么都不思考的机器人,从人们的大脑中拆除自己动脑思考的电路。和奥威尔在《1984》所描绘的世界一模一样。刻意追求一种脑死状态,不用思考任何麻烦的事情,只要听从上方的指示做就行了。这个社会里的孩子,自己动脑思考的欲望从小就被来自上方的压力粉碎,此所谓“给大脑缠足”。

《1Q84》提出和描述了一个“并非这里的世界”,它与“这个世界”不同,“并非这里的世界的意义,就是这个世界的过去会在那里被改写”。但作者通过主人公的话质疑:“如果改写了过去,现在势必也会改变,因为现在是由过去积聚成的。”这种改写历史,正是《1984》的主人公所做的事情。他所在的“真理部”的任务,就是要把过去改写成“老大哥”曾经说过的那样。

《1984》和《1Q84》所描述的事情多么像1977年前若干年的事情。如果说《1Q84》只是事后的综述,那么写作于1948年的《1984》则完全是一种不断变为现实的预言了。

我们也“19B4”一下

同样道理,当我们把1984中的某一数字作出变换会怎么样?我们就把1984变作“19B4”,B是Back,是返回、倒回去。19B4意味着从文革结束后的1984年回到昔日岁月。

人类会后悔,忏悔,常说以后再遇到这样的事情就会怎样怎样。如果人生可以重写,会怎样怎样。“19B4”也是要追问过去“怎样了”。

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与过去和未来发生关系。他所提出的相对论对于一般人很复杂。相对论导出了不同惯性系之间时间进度的关系,发现运动的惯性系时间进度慢,这就是所谓的钟慢效应。可以通俗的理解为,运动的钟比静止的钟走得慢,而且,运动速度越快,钟走的越慢,接近光速时,钟就几乎停止了。相对论证明,在尺子长度方向上运动的尺子比静止的尺子短,这就是所谓的尺缩效应,当速度接近光速时,尺子缩成一个点。这些有趣的现象在富于幻想的电影里得到了体现。

美国有一电影《回到未来》,实质上是从现在返回过去和从过去走向未来。主人公马蒂是一个擅长滑板和喜欢音乐的高中生。他驾着布朗博士发明的时间机器从1985年回到了1955年。主人公看到了父母谈恋爱以及自己出身的情况。为了保证自己的存在,便帮助父母克服谈恋爱时的障碍,甚至设计让父亲扮演英雄救美的角色。在遇到种种危险时,马蒂成功地利用闪电能量回到了称之未来的1985年。电影很富于幻想甚至荒诞,但它说明了一个基本概念和原理,即相对论所提出的“时间和空间的相对性”、“四维时空”、“弯曲空间”等概念和原理。

人们终于明白,光子飞船才能追得上逝去的岁月,不管光子火箭在实践上是否可能。我们希望时间以光速后退着。电影靠的是想象,我们可以想象自己乘着光子火箭回到那荒谬的岁月。但没有现在的对比,也谈不上追悔,因此在我们的想象中,就假设先人在另一个世界里看到我们的今天,会怎么样。

于是,我们穿越时空“返回”一下,想象地假设着现代人与先人的对话,即今人与先人的唠叨。

我们也许会与邓拓、老舍、吴晗、田家英、傅雷等以自杀抗争的人讨论自杀的话题。他们被逼自杀于文革初期。

今:你们除了自杀就没有其它解决问题的办法了吗?

先:放在21世纪当然不会。对于知识分子来说,为政治问题自杀是20世纪60年代无奈的事情。我们受着当时知识分子以自杀作为抗争最高形式的封建文化的影响。自杀可以一了百了,知识分子可以死都不怕,还怕什么污蔑吗?不过,听说你们现在网上有人戏谑道:“中国人连活都不怕,还怕死吗?”,把我们作为勇敢的人了。

今:不管是否勇敢,活下来的人是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熬下去总会等到光明。你看,哪些忍辱负重的人以后对文革的揭露和控诉,继续着对自己追求的学术和理想的追求,多好啊!

先:是的,我看到了这一点。可在当时,我们看不到更广的前景了。我们想以自己的死唤醒后人点什么。做人太难了!

我们也许会与那些文革时期被逼害而死的开国元勋或老干部讨论理想、人道主义、幸福感。

今:你们会对传统文化反思,甚至有忏悔吗?

先:我们很想剖析自己的灵魂,当时的想法,甚至是痛苦的灵魂和想法。我们也整过人,也说过假话。在受整和被假话问罪时,便醒悟到自己也曾经这样做过,这是报应呀!我们很欣赏巴金的《忏悔录》,他代表了正直人的良心。许多人当时举手说“打倒”我们,那也是逼于无奈,他们那时敢不举手吗?张志新公开地支持我们,但以生命为代价。

今:你们后悔说了实话而遭罪吗?

先:说实话是做人的根本,当然现在看来,说实话也要讲点策略。好在人也是发展的,愿听实话的人也越来越多。现在时髦的网络听证,就是党和政府愿意听老百姓实话的表现。

今:你们始终抱着什么观念?

先: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人民不是被某种假象蒙蔽的群体,人民是从历史的眼光来看的大众。他们会穿越历史,不为某个人、学派所局限而看到历史的本质。人民总是追求善的,追求和谐与幸福感。

今:有人说改革开放30多年,创造了世界奇迹。经济改革自然自觉地顺应了新民主主义理论。可不可以这样说,从战争年代到建设时期,包括改革开放至今,我们凡是用新民主主义为指导,就胜利、成功了!而遵循什么“与人斗”之类理论的,或犯错误、或走弯路,都出了问题?[vii]

先:这要大家来思考和回答。社会与政治改革,要用经过实践验证为正确的理论创造来指导。

今:我查过资料,“新民主主义”所谓“新”,是相对于17-18世纪欧美国家发生的资产阶级领导的,旨在推翻封建专制主义压迫,确立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我们所说的“新”是由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为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经济上既有社会主义因素也有非社会主义因素,以解放被束缚的生产力,为中国的经济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化开辟道路为目的。

先:是的。我们许多政策,特别是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发展经济的做法,在左的路线的干扰下,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落实。所幸的是现在真正实行了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

今:那么我们是回到了原点吗?

先:表面上是回到原点,但它已比原点更高了,是螺旋式的前进。这是中国的“特色”,马克思没说过,任何前人没说过。但中国的实践说,并将继续说。所以我们要坚持联系群众,联系实践,只有他们能够回答“特色”是什么。

想象是无穷的,其实我们阅读历史,阅读前人或别人的著作,了解别人的观点和走过的路,都是跨越时空的对话。不管我们是否意识到,如果我们在阅读、在思考,这种对话将继续着。这种阅读,就是记取历史的教训和经验。历史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而是追求客观真实的智慧老人。

参考文献

[i]聂素民,从《一九八四》看极权主义的“反常化”,世界文学评论,47-49页

[ii]奥威尔,一九八四,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48-249页

[iii] 顾龙,语言暴力与极权主义———《1984》解读,青年文学家2009年第14期,第2-4页

[iv] 曾冬青,文革话语的批评分析,福建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7年,第Ⅳ页

[v] 奥威尔,一九八四,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68页

[vi] 村上春树《1Q84》,南海出版公司,2010年,第133页

[vii]刘源,为什么要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读张木生,人民论坛2010 ·08,第52-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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