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尔赫斯的谈话，总是让人感兴趣的，因为他那些迷人的短篇小说、诗歌与文论，有着无限的解读可能，而听听作者现身说法，总是胜过外人汗牛充栋的千言万语。《博尔赫斯谈话录》中的诸篇对话，与这位老人的晚年失明息息相关，最后二十多年不能亲笔书写的阶段，口述成为博尔赫斯创作与交流的方式，而老人的善谈也为谈话录的辑录成为可能。博尔赫斯是一位极为谦抑的人，他的低调时时令访谈者语塞，不过老人的谦虚并没减少信息量的传递，更何况其娓娓道来的故事、人物、评论又有着何等的魅惑力？将之与其作品相联，是会收到相得益彰的效应的。
在中国读者看来，博尔赫斯最出名的小说自然是《交叉小径的花园》（又译《小径分岔的花园》），而老人自己不太提及此作（仅只一次），他最钟爱《南方》和《博闻强记的福内斯》。《南方》的好处，在博尔赫斯看来，是“这篇小说在技巧上不错，因为我一次讲了三个故事”，三个故事其实意味着三种解读，一层是单纯的模仿，一层是真实的故事，最奇特的一层解读是整个故事即为一个梦。想来，一篇小说能够有如此丰富的意蕴，也是博尔赫斯所得意的，这不禁让我想起他写的另一篇《关于犹大的三种说法》（又译《犹大三解》），多元的解读思路如出一辙，不过有意思的是，晚年的博尔赫斯已然几乎忘记了自己的这篇作品（有读者提问，他说，“我有些糊涂了，因为记不清那篇小说了”）。《博闻强记的富内思》的意义，是博尔赫斯曲折地写了他自己，对失眠与记忆的书写，是将自我的困扰外化，做文学的宣泄；在另一点上，此小说也是博氏难得的一篇塑造出鲜活人物的作品，在其众多仅将角色当做符号的小说中，显然别具一格。于是，谦逊的博尔赫斯言道，“（这篇小说）尽管是我写的，还是相当不错的”。
博尔赫斯与书斋的关系，自不待言，他如何谈论或评论文学家与书籍，自然不容忽视。博尔赫斯将但丁的《神曲》奉为一切之上的巅峰之作，“每个词都是完美的，每个词都得其所哉”，而弥尔顿，显然在他眼中，仅为浮光掠影而已。若说近代，博尔赫斯对斯蒂文森的推崇或许让人有些奇怪，对他来讲,斯蒂文森“并不仅仅是《金银岛》的作者”，他热爱《安魂曲》等诗歌，且认为斯蒂文森最好的小说为《打捞船》，一部并不太为人所知的作品。爱伦•坡与惠特曼，是另两位博尔赫斯推崇备至的大师，“（爱伦•坡）是位璀璨的梦想家、悲哀的梦想家、悲剧性的梦想家”，而“沃尔特•惠特曼是由作为人的惠特曼、作为神话的惠特曼和作为读者的惠特曼这三者化合而成”，这些评价不可谓不高。揆诸博尔赫斯的作品，两位大家对其的影响，博氏小说中的神秘色彩，或会让我们联想及爱伦•坡，更不要说《死亡与指南针》等“拟侦探小说”，显然不乏向坡致敬的意思；而惠特曼对博氏诗歌的影响，可由专门的研究者来辨析，至于惠特曼“毕其一生于一部大书”，博尔赫斯心有戚戚焉，“我所有的作品已经被编成一卷，或许只有几页得以流传”。
博尔赫斯对空间的漠视令人讶异，他说，“空间并不重要。你可以想象一个没有空间的宇宙，比如，一个音乐的宇宙……”而时间，是博氏作品的命脉所在，如《交叉小径的花园》《环形废墟》等，“时间问题把自我问题包含在其中，因为说到底，何谓自我？自我即过去、现在，还有对于即将来临的时间、对于未来的预期。”说到底，在对待时间的态度上，博氏小说与传统小说有了本质的区别，后者的时间是线性的，不可逆的，而博尔赫斯将一维变为多维，于是，便有了“时间是根本之谜”。
博尔赫斯是很宅很宅的书斋式写作，他从书籍中来，又返归于书籍当中，“我知道我命中注定要阅读，做梦，哦，也许还有写作。但这并非我非做不可的事。我总是把乐园想象为一座图书馆，而不是一座花园”。他的博览，使其作品充满了旁征博引，但吊诡的是，小说中的典籍引用，真假掺杂，外人难以辨别，这似乎是博尔赫斯开的一个玩笑，埋首于故纸中久了，在小说中伪造一些书籍，对于书虫来说或许大有乐趣吧。有人说，“在他的笔下，隐约可以看到李贺式的谲诡，蒲松龄式的奇幻，段成式式的杂芜，甚至依稀还有周作人的晚年小品文的苦涩气息”，这种比较或曰譬喻很有意思，对于东方文化情结浓厚的博尔赫斯来说，应该算不得错位罢。
因为失明，博尔赫斯晚年的小说、诗歌、散文等作品，都是通过口授的方式创作的。这不禁让我们想起，大师十分喜欢的《一千零一夜》，在不断地讲述中对故事的分享，与他的创作一样，都有着一种带有古意的简约韵律。
来源：豆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