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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鹤守先生走了。

可能没有多少人知道他是谁,但知道和接触过“时文汇编”的人不少。这份“时文汇编”,是刘老先生和他的南开中学校友上世纪末自费筹办的,目的是为了在言论受控的情况下把公开出版物中他们认为有见地的文章集中起来再传播。

最初知道“时文汇编”,大概是2000年前后。我的川大同学有一次来家,闲聊中提起暑假回宜宾老家,发现一些退休老人在传阅一份文摘,里面有我的文章(好像是《民主的后援力量》),说他们讨论很热烈。我印象中,他提到的那个年龄段老人多半信官媒,所以随口一问:当批判材料?他答:哪里是!他翻了下,这份文摘收集的全是自由派学者的文章,但都是公开出版了的。当时采取这样的策略,可以规避被当成非法出版物处理。办刊人真是用心良苦。

没过多久,意外收到赠寄的一叠“时文汇编”,是刘鹤守先生寄来的,附有信件和联系方式。从此,跟刘先生建立了通讯联系。记不准是21世纪初哪一年夏秋,刘先生和夫人从南京赴重庆参加沙坪中学校友会之后,来了成都,老先生电话邀请我一聚。他们住省游泳馆对面宾馆,离我学校只两站路,很近。我如约去了,刘先生和夫人邢女士,一看就是很有教养的老派知识分子。几个小时的交流非常投契。后来听邵建说,他、高华……南京思想学术界很多朋友都跟老先生过从甚密。

从交流中,也从他之后寄来的书,多少知道一些他的经历。抗战后期从重庆沙坪中学(重庆南开中学)毕业,大学学的理工,怀抱寻求光明的热忱,被以自由民主的未来为许诺的共产运动所吸引,上了革命船。但49之后的现实和27年乱世,对于一个真诚追寻民主自由的人来说,是无情嘲弄。文革结束后,刘鹤守先生能够在他自己岗位上比较顺心工作的时间已不到十年。1986年从中国科学院广州能源研究所退下来,面临新的生活选择,他选择了去少年时代曾避难的香港,1995年回到大陆。在香港那9年,也是大陆发生很多变化的时期,特别是那年震惊世界的事件,对刘先生这样早年为了追寻光明未来而贡献青春、热血的人,是很痛苦的。身处香港,给了他通过自由的传媒去了解残酷真相的机会。回大陆时,已年近古稀,却全身心投入到编撰思想文化方面的书籍和资料上。他编撰了多种非常有价值的书籍,其中《皇帝与流氓》编出后刚出版上市就成了禁书,《沙坪岁月》则作为一本回忆实录,介绍了这所民国学校在抗战艰难时期的风貌,而刘先生写的“编者的话”,则把一个令今人难堪的问题置于当今教育界面前:“当年学府的冰清玉洁,是否可作为时下的一面镜子?”

但耗费最多精力,当成晚年事业来做的,是办“时文汇编”。低他好几届的南开校友尉天纵先生是他办“时文汇编”的搭档,听尉先生说,为了从公开出版物中尽可能搜寻有真知灼见的文章,刘鹤守先生自费订了五十多种报刊,尉先生也订了二十多种,从中仔细搜寻、挑选文章。两位老先生眼光独特,做到两个“一网打尽”:他们自费订的报刊中,90年代以来所有在思想界产生了影响而被停刊、被整肃的思想人文性刊物,一样不拉,全订了,所以,他们从那些最有影响刊物被封停命运也见证了这个时期中国出版环境状况;而所选文章的作者,是另一种意义上的“一网打尽”,就我看到的,思想学术界的朋友、熟人,几乎全有文章收进去……

“时文汇编”起初是供南开校友阅读的文摘,后来逐渐溢出校友圈子,在全国各地拥有了一批铁杆读者。从1998年算起到现在近20年了,不管舆论环境相对宽松还是异常严酷,一直坚持,两月一期,即使近三年舆论环境更加恶劣,也坚持在办,直到今年初,已经越发逼仄的表达空间再行急剧收缩,言论环境极端恶化,时文汇编终于停办了。两三个月前,学校一位耄耋老人电话说好久没收到时文汇编,感到很可惜、很不习惯!

2008年,是办时文汇编的第11个年头。那年年底,我收到刘鹤守先生编的五卷本《呼唤:1998-2007年言论选本》。这是“时文汇编”前十年的精选内容。按年头分卷,第五卷除了2007年文章精选,还有三个附录:1,作者介绍及索引;编者介绍;《时文专题汇编》总目录。这三个附录,工作量非常大。而此时的刘鹤守先生,已经年逾八十!

1998年办“时文汇编”时,刘鹤守先生就已过了古稀之年。大量的选稿、繁琐的编务、邮寄……即使年轻人来做,也不轻松。刘先生和尉先生亲自操持了好几年,才逐渐把编务交给他们的年轻朋友。编务工作太繁重,接下编务工作的年轻朋友有自己的工作,只能利用空余时间。要坚持下去,很不容易。而读者在读到这样一份“汇编”时,是很难想象两位老人以及后来协助他们的年青朋友做出了怎样的付出!

这是一项只付出不收获的工作,如果说有什么收获,那就是读者的好评和期待,是他们知道因为自己的付出而使一批批他们相信有助于解蔽、有助于了解历史真相、传播现代文明理念的文章得以集中的和持续不断的、以每期一个专题的形式进行再传播。

2013年初夏,刘鹤守先生来电话,说有书寄来,要我注意收取。那之后,先后两次收到刘先生编著的《随波逐流记平生》。五月收到的是第三辑《校友活动》上下两册,收录其中的南开校友部分文章,对49之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观察和评论非常锐利,如果这些校友留在大陆的话,这些文字必给他们和家庭招致毁灭性打击。书的扉页,有刘先生留言:“我因脑梗住院数月,今已出院”。翻看书后装帧页,上面目录显示:总共7辑。仅我收到的这一辑,篇幅就达八百多页。7辑,那可是好几千页。我简直没法想象,一位年近九旬、身患多种疾病的高龄老人,要编辑这么大篇幅的文字,需要怎样的意志力?!八月收到第二辑《香港生活》,刘先生在扉页留言中提出殷殷期望——“……对中国这个病人进行解剖分析,给出大众(不是当权者)救治之方”。读到这段文字、看到他特地用括号排除掉“当权者”,老先生表达的复杂意蕴,令人感慨万端。

接触过很多像刘鹤守先生这样早年上了革命船的老人,对他们的心路历程和情感状态,说得上有所了解。十多年前,在纪念李慎之先生的文章中,写了我对这批老人他们的认识:

“……当发现那曾经感召了自己、自己也对其真理性深信不疑的思想体系其实傲慢而荒谬;当发现那个运动用以吸引自己加入其间的种种标榜更多是一种宣传,实际奉行和追逐的与公开标榜的大相径庭;当这个运动所宣示的目标兑现为现实,是一幅专横冒充自由、独裁冒充民主、极端自私和狭隘的集团利益冒充国家利益的讽刺画……。奉献了青春、才华和热血,却当了问鼎角逐的工具,换来与自己追求的理想南辕北辙的现实——这是莫大的人生悲剧。正是这种幻灭的悲剧使人对理想的信念面临最严峻的考验。

没有谁能一贯正确,真正的勇者不在于曾经有没有被愚弄,不在于有没有在追求理想的过程中曾经误把谬误当真理,而在于意识到真相后有没有勇气去面对。许多当年的理想主义者并非意识不到受了愚弄,甚至并非意识不到自己对共产运动的全身心投入对后来的现状负有责任,但他们把自己的全部梦想、全部人生价值都系在这个运动上,已经丧失了正视真相的勇气,宁可陷于理智和情感的冲突而不能自拔,宁可在“革命光荣历史”的自欺中回避真实,也不肯对自己以及那场与自己的人生紧紧纠结在一起的运动作重新认识……”

刘鹤守先生是他们中间为数不多有勇气去面对真相并且为改变现状做基础工作的人。在他罹患疾病的最后几年,依然不停歇,抓紧时间做事。他留下的,决不仅仅是晚年编撰的一本本厚重的书。

2016年7月13日

文/肖雪慧(简书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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