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1980年代,托夫勒和他的《第三次浪潮》席卷中国,大家觉得谁不读托夫勒的书就掉队了,赶不上时代”。这就是一本书给一个思想解放时代所带来的冲击。而在当时托夫勒预见的未来:跨国企业将盛行、核心家庭的瓦解、DIY(自己动手做)运动兴起……如今大多已成为了现实。
  
6月27日,以“未来三部曲”享誉世界的思想家、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在美国洛杉矶的家中去世,享年87岁。他的《未来的冲击》《第三次浪潮》和《权力的转移》合称“未来三部曲”,对当今的社会思潮产生了广泛和深远的影响,也因此托夫勒被评为“美国最受公众喜爱的未来学家”。

重要的是,他的《第三次浪潮》在中国引起巨大反响,引发了1980年代的“托夫勒热”。在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第三次浪潮”成为一个新时代的指称,一时间各行业言必称“第三次浪潮”。

托夫勒带给世界的冲击

托夫勒1928年10月出生于纽约,父母是波兰犹太移民。1946年,托夫勒进入纽约大学读书。在纽约大学学习期间,他和自己的情侣也是后来的妻子、重要的合作者海蒂选择住在纽约著名的格林威治村。这里是垮掉的一代们的聚集地,住在这里的多半是作家、艺术家,他们行为乖张,与世俗格格不入。

选择在格林威治村生活也就意味着选择一种生活方式。在格林威治村,托夫勒过着吟诗写作的生活。当然,作为在美国反叛文化大本营生活的托夫勒,毕业后并没有像大多数人那样找一份相关的工作,而是“叛逆性”地选择去工厂体验生活。他和海蒂结婚,并搬到了美国当时的工业中心克利夫兰,进入不同的工厂工作。

托夫勒在流水线上当了5年工人,这包含了他的一个意图,“从社会的底层了解到工业社会的运转模式”。在这5年里,托夫勒当过装配工、汽车驾驶员、冲床操作工等。在他后来所谓的“第二次浪潮”的流水线上,他真实地体验了工业社会的生活,这是“难忘的5年”。

流水线上的工人成为机器附属品的景象让他开始思考社会的未来。此后,托夫勒开始了职业记者和撰稿人的生涯。他曾在一家焊接业杂志社工作过,还在一家工会背景的日报以及宾夕法尼亚《约克日报》当过记者。

1960年,托夫勒应IBM之邀,为其撰写“计算机对社会和组织的长期影响”的文章。由此他开始了真正的探索未来之路。托夫勒由此也成为在1960年代,“最早理解了计算机技术造成的剧烈变化的人”。

1965年,托夫勒发表了一篇文章《作为生活方式的未来》。文章中,他首提“Futureshock(未来的冲击)”一词。文章提出,人类社会正处于向全球化“后工业”时代的转型过程中,绝大多数劳动力开始脱离农业和手工业,向服务业、学术事业以及创造性产业转移。

这篇文章为他赢得了兰登书屋的出书合同。经过5年的研究,1970年,托夫勒的著作《未来的冲击》问世。在这本书里,托夫勒综合考察了世界各地的新现象,认为在科技、资本和通讯技术的合力作用下,世界正在迅速地发生改变,全新的社会形态呼之欲出。当时正值社会风云动荡时期,越南战争祸乱频仍、美国民权运动风起云涌、日益集中的大众媒体也不断壮大,而托夫勒所提到的问题震撼了世界。

在书中,托夫勒还提出“信息过载”一词,描述了体验工业即今天所说的虚拟现实。托夫勒说,迅速的变化使人们更加自由,但它也给我们带来了焦虑,其症状包括:吸毒人数的增多、神秘主义的兴起、野蛮和暴力的复苏、虚无主义和怀旧政治、上千万人的冷漠。

托夫勒在该书导言中说:“从前,人们研究过去以阐明现在。而我则翻转时间之镜,深信有关未来的清晰形象也可以为我们提供有价值的洞察力,帮我们认识今天。”《未来的冲击》被翻译成数十种语言,畅销世界,这一举奠定了托夫勒的国际声誉。

在《未来的冲击》之后,托夫勒从个人如何应对社会的剧烈变化转向了对未来全球经济的分析。1980年,托夫勒推出另一部力作《第三次浪潮》,该书再一次风行世界,引起了雪崩般的评论,被称为是“本世纪最有影响力的杰作之一”。托夫勒也由此创造了充满睿智的术语“The third wave(第三次浪潮)”。

如果说《未来的冲击》还沾染了1960年代的歇斯底里和夸张,那么《第三次浪潮》则更为冷静、乐观。托夫勒成为第一位洞察到现代科技将深刻改变人类社会结构及生活形态的学者。《第三次浪潮》一书中的思想也促成了许多新产品、新公司,甚至新雕塑、新交响乐的诞生,影响了思想文化的各个层面。

1990年,托夫勒的新作《权力的转移》出版,被媒体评论称“托夫勒的又一次冲击”。在这部作品中,托夫勒阐述了知识经济的作用,宣告了知识经济的崛起,成为知识经济时代的宣言。

托夫勒自己这样给三部曲定位:《未来的冲击》着眼于变革的过程,《第三次浪潮》聚焦在变革的方向,《权力的转移》则探讨了如何控制各种变革。

托夫勒说:“任何严肃的未来学家,都不去做什么预言。只有电视中的预言家和报纸上的占星士才干这种行当。”但他在书中做了许多预测,其中很多是对的。正因此,托夫勒成为受到商界和政界关注的管理咨询师。《纽约客》杂志这样描述他:“克林顿和戈尔都在随着托夫勒的节奏起舞,托夫勒式音乐穿透了美国政府行政机构的改革进程。”[page]

《第三次浪潮》的译介

托夫勒的著作《第三次浪潮》在中国所享受的赞誉很高:“中国人的思想启蒙之作”“将中国人的思维和视野刷新了30年”“给予了我们思想解放的方法,释放了几代人的想象力”。有人因此评价道:“托夫勒并没有给中国带来直接的财富,但他给了人们一个梦想和实现梦想的方法。”

最早介绍《第三次浪潮》一书的文章也许是1981年董乐山发表在《读书》第11期、12期上的《托夫勒的“三次浪潮论”》。时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的董乐山写道:“今年初我旅美三月,碰到美国文化界的一些朋友,不论是初交还是旧识,谈起美国思想界的动态,无不以《第三次浪潮》一书相告,有的还特别热心,拿出作者的签名本借我一阅。《第三次浪潮》的作者阿尔文·托夫勒(Avlin Toffler),是个记者出身的社会学家,曾任《幸福》杂志副主编,先后在康奈尔大学、罗塞尔·赛奇基金会和新社会研究学院讲过学。前几年他写了一本《未来的震荡》,论述人类社会未来的发展,引起了美国思想界的轰动。一九八年,托夫勒又出版了《第三次浪潮》,不仅进一步论述了未来的发展,而且从历史的角度来论证他的观点。这两本书出版后,畅销一时,成为人们谈论的题目,影响可谓大矣。”

董乐山与托夫勒有过多次面对面的交流,托夫勒在1983年来华讲学之前曾邀请董乐山到他纽约的家中见面。当时,托夫勒一边放映《第三次浪潮》录像,一边向董乐山介绍写作和拍摄的经过。

对于托夫勒的到来,《社会科学》杂志1982年第7期刊登了“美国著名社会学者、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弗勒将于今年底自美来我国访问并将于我国学术界进行座谈”的消息。1983年1月,托夫勒同夫人海蒂来华。1月4日,在北京中国来来研究会举办的报告会上,托夫勒作了《第三次浪潮冲击着整个世界》的学术报告。1月10日,他在上海科学会堂作了《关于未来社会发展的报告》。

而此时,三联书店的出版人沈昌文正忙着出版《第三次浪潮》的中译本。在此之前,美籍华裔女作家韩素音访问中国,在接待期间,韩素音向沈昌文推荐了在海外热销热议的新书《第三次浪潮》。于是,沈昌文等人决心“由此突破,大力引进新思潮”。

1983年3月,《第三次浪潮》中文版出版,一印9500册。此时,托夫勒的中国之行为自己的作品起到了良好的宣传作用。该书很快脱销,“新技术革命”“信息革命”“生物技术”等成为当时最时髦的名词。1984年2月,《第三次浪潮》第二次印刷,加印两万册。因书中有一些批判的观点被改为“内部发行”,结果供不应求。截至1988年8月,《第三次浪潮》发行80万册。

根据此书拍摄的《第三次浪潮》录像,是托夫勒自己花费200万美元,跑遍60多个国家拍摄而成的。录像直观的视觉冲击给中国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该录像在中国大量发行、放映,影响很大,成为“当时政治学习的必看片子”。

学者黎鸣说:“当时,托夫勒夫妇带着《第三次浪潮》的电视专题片,在金融街(000402,股吧)中国政协礼堂给我们(大部分都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的学者)演讲、展示。这个电视专题片的解说词非常经典,很有冲击力。”

《第三次浪潮》到底有多“热”

1980年代初期,“改革”和“开放”给人们带来对未来的乐观心态。未来成为一个可以无限遐想的词语。人们觉得中国会迅速地走向现代化,科学与民主给人们展示了一个美好的图景。

《第三次浪潮》在青年,特别是青年学生中影响力极大。对此,董乐山作了个形象的比喻:“刚刚从教条主义的枷锁下解放出来的青年学术界在混乱迷失中亟需寻找另一种精神指导,而改革开放也需要闯一条前人所未闯过的路子,因此这种心态和情绪为《第三次浪潮》的汹涌而来准备了如饥似渴的干枯的土壤。”

学者丁东分析说:“托夫勒跳出了姓社姓资的思维,他讲的信息社会和工业社会的区别,看你是第二次浪潮还是第三次浪潮。因此,他改变了中国知识界一个基本的思维模式,跳出了意识形态的圈子。”总之,托夫勒的预言暗合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探索氛围。

《第三次浪潮》充分借助了当时西方“新技术革命”的东风,提出信息技术革命的第三次浪潮,这对渴望求变、求革新、求发展的中国人无异于重要的“思想启蒙”。人们希望从中获取对中国发展有益的启示和最新信息,从而尽快缩小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各方面差距。因而《第三次浪潮》一时间成为炙手可热的图书。

学者雷颐认为,当时整个社会面临一个变革的大潮,这种气氛和托夫勒的思想有暗合的地方。《第三次浪潮》把新技术革命这个东西提出来了,正好适应了中国人对未来充满希望的社会氛围。“这本书对中国的影响是全方位的,不仅局限于知识界。”

1983年10月9日,中央曾专门召开座谈会,研究当时资本主义国家热论的“新的产业革命”问题。在座谈会上,提到了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和约翰·奈斯比特的《大趋势》两本书。会议提出,确定在未来十年、二十年的长远规划,特别是科技规划中,应当采取的经济战略和技术政策。

不久,研究“新技术革命”的热潮在党内展开。1983年11月5日,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国家计委、国家科委联合举行了“新的产业革命及我国的对策”动员大会。次年3月10日,举行了由中央和国家机关司局长以上干部参加的“新技术革命”知识讲座。自此,全国范围内对“新技术革命”的大讨论热烈地开展起来,而被视为介绍“新技术革命”的《第三次浪潮》因之也名声更噪。

1980年代,托夫勒和他的《第三次浪潮》席卷中国,《第三次浪潮》的读者遍布各类人群。据当时一份对大学生的抽样调查表明,读过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的人数比例高达78.6%。“大家觉得谁不读托夫勒的书就掉队了,赶不上时代”。这就是一本书给一个思想解放时代所带来的冲击。而在当时托夫勒预见的未来:跨国企业将盛行、电脑发明使SOHO(在家工作)成为可能、核心家庭的瓦解、DIY(自己动手做)运动兴起……如今大多已成为了现实。

来源:法治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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