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07月22日
编者按:李洪林先生是中共党内改革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积极投身于八十年代中国思想解放运动。李老于2016年6月1日病逝。为纪念李洪林先生,我们特转载这篇专访。

双周刊编辑部

(接第187 期)

“说三道四”的斗争

沈洪:邓小平讲了四项原则以后,思想解放运动停止了吗?

李洪林:邓小平讲话之后,全国范围内就出现了 “说三道四”的斗争。“说三”就是坚持三中全会路线。三中全会决定了要改革不适合生产力的生产关系,改革不适合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就是说要全面改革。 “道四”,就是用“四项原则”来压制三中全会路线。据我所知,有些地方干部原来拥护三中全会,四项原则传达下去以后,他们马上抬不起头,被压得很厉害。

《人民日报》编辑部有个读者来信摘编,他们每一期都寄一份让我看,我看到全国范围内普遍存在着“说三道四”的激烈斗争,觉得应该写点什么东西,就在四月份写了一篇《我们坚持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我认为,党的三中全会刚刚决定的政治路线,并没有作废,谁也没有权力改变反左的大方向。而邓小平的四项原则只是他个人在理论务虚会上的讲话,并没有经过中央全会讨论和通过。虽然他的讲话很重要,但中央并没通过党内的法定程序用它来取代三中全会决议,更没有决定以反右来代替反左。所以我认为讲四项原则是为了更好地贯彻三中全会路线,于是就按照这个精神写了那篇文章,中心思想是:我们所坚持的社会主义,是反左的,不允许保守派打着“坚持社会主义”的旗号反对三中全会。《人民日报》在五月初用整版篇幅全文刊登,反响非常大。因左倾回潮而受压的干部和群众欢欣鼓舞,纷纷给报社写信。当时《人民日报》接到读者来信多极了。他们还特地选些来信送给我,其中有些是直接请报社转给我的。我从写作以来,几十年间从来不曾受到读者如此热情的鼓舞和支持,所以决心继续写下去。

接着第二篇《我们坚持什么样的无产阶级专政》又写出来了,《人民日报》在6月20日同样用整版篇幅发表了。这篇文章的主题是:我们坚持的无产阶级专政就是要发扬民主。《人民日报》出报当天,胡耀邦叫我去他家里。我一进门,他说:“你又写了一篇好文章!”接着跟我谈了很长时间。他很放得开,说得很透,说我们党的这些干部都是毛主席培养的,左倾思想根深蒂固。他很赞成我用三中全会精神解释四项原则,让我把四篇都写完。

既然群众拥护,总书记支持,我就接着写了第三篇:《我们坚持什么样的党的领导》,我强调党的领导只能是政治领导,不是行政领导。政府是国家机器,依法有强制权力实施行政领导,而党没有此项权力。党不能强制群众服从自己,只能靠讲道理,说服群众自愿拥护党的主张,自愿接受党的领导,这才是政治领导。针对把党当作凌驾一切的“当然领导”,文章写道:所谓坚持党的领导,是不是说,共产党具有“绝对权威”,不管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条件,都是“当然领导”呢?文章的回答是:“不”。“谁能领导,谁不能领导,最后的选择者是人民。”

第四篇坚持马克思主义,我写了很长时间都没有写好,实际上我对这个主义已经不怎么相信了,但又没有理出个头绪来。“以其昏昏”当然不能“使人昭昭”。后来写了一篇《信仰危机说明什么》,大致意思是说旧有的马克思主义已经不能说明新的现实了,它必须有个新发展才行,因此要继续解放思想。不过我当时还没跳出原来的陈旧的框架,还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万能的口袋,凡是被认为正确的理论,都往这个口袋里装,都算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今天看来,这种牵强附会实在可笑,除了说明自己孤陋寡闻,抱残守缺以外,还能说明什么呢?

这几篇文章虽然有胡耀邦支持,却遭到胡乔木的反对,他连题目都看不顺眼,说不应该从反面提问题,而应该从正面提:为什么必须坚持四项原则。

邓力群的书记处研究室有个刊物叫《情况简报》,在清除精神污染时,他把我这些文章搜集到一块断章取义加以歪曲,往中央告我的状。我在中宣部文件室看到这个诬告就很生气,写信给书记处书记胡启立,请中央制止这种背后伤人的行为,但他根本不理这个事,我连个申诉之处都找不着。后来三联书店出版我的文集《理论风云》时,我在这一组文章后面加了一篇《回答一种批评意见》,把他们对我的诬陷逐条作了批驳。他们是背后放暗箭,我是在阳光下公开应战,我很欢迎他们也站到阳光下来公开辩论,弄明白是非,但对方却从未露过面。这是我个人经历的一些小事,不过也确实浓缩了当时党内外“说三道四”的激烈争论。这场争论持续了大约两年,1981年4月,我为《人民日报》写了一篇“特约评论员”文章《执行三中全会路线,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还是按照我在系列文章里的观点,论述了“三”和“四”的统一性:坚持四项原则,是为了贯彻三中全会路线;贯彻三中全会路线,就是在坚持四项原则。《人民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把它登在头版,相当于官方对这场争论做了个结论,但结论归结论,争论归争论,因为党内矛盾依然存在,一篇文章是解决不了的,拉锯战还要继续。

胡乔木三次阻挠中国改革

沈洪:在您的《中国思想运动史》中谈到80年代初“政治制度改革的夭折”,邓小平曾触及高度中央集权体制,并似乎有意作出改革,是胡乔木的一封信导致了形势逆转?能否仔细讲讲这次政治改革的中断。一封信就能改变一个国家的走向,说明什么问题?

李洪林:其实在那之前,胡乔木还有两次小动作。他都成功地阻止了中国的改革进程。

1979年胡耀邦提出一个“生产目的”的讨论,这实际上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换中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如果当时能深入讨论下去的话,能把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提前十年。当时《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批评大庆“先生产,后生活”的口号。文章指出:应该把生产的目的搞清楚,生产是为了满足消费,不是为生产而生产。这就是“生产目的”讨论的第一篇文章,结果惹恼了计划委员会主任余秋里,他立刻叫人用“石由”的笔名(即石油工业部)写文章批判《人民日报》。虽然“石由”的文章火气很大,但也未尝不可以平心静气和他讨论下去。但这时胡乔木介入了,要求赶紧停止讨论,以免引起党内不和。胡耀邦坚持要讨论,胡乔木就找到了华国锋,华国锋还是计划经济的脑子,胡乔木一说,他就同意了。胡乔木又找邓小平,邓也听他的。胡耀邦最后没有办法,“生产目的”的讨论只好中止,这个回合胡乔木胜利了。

1980年,李维汉专门找到邓小平谈封建主义的问题,他主要指封建专制主义对党的影响。邓小平同意李维汉的观点,当时政治局也作了决定要反封建主义。大家都很高兴,以为又会是一次思想解放运动。这时胡乔木又写了封信给邓小平,大意是要慎重,不要一哄而起,应该先指定几个人“研究一下”,弄出个“方案”,然后再正式开始。但他根本没有组织人来“研究”,政治局已经决定了的事情,胡乔木一封信就把它束之高阁。

第三次就是政治制度的改革,邓小平的讲话《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非常明确地把政治改革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正在这时,国际上发生了波兰工人大罢工事件,胡乔木赶紧又写了一封信给邓小平,说要防止波兰事件在中国重演,要引为殷鉴。他还让中宣部发一个指示,不要再宣传邓小平的政改讲话,结果政治改革就无声无息了。

1979年到1981年间三次推动中国改革的大好时机,都被胡乔木破坏了。当然,他之所以能够如愿以逞,深层的原因还是党内反改革力量的强大,特别是“一言堂”体制的决定性作用。而胡乔木的信刚好投合了他们的需要,或者更确切地说,胡乔木不过是这股力量的代言人而已。

(未完待续)

——转自《当代中国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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