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建英《弄潮儿:中国崛起中的行动者和推动者》

%e5%bc%84%e6%bd%ae%e5%84%bf如何阐释今天的中国?这是每一个有企图心的报道者和思想者都会面对的难题。中国既非天堂,也非地狱,在天堂与地狱之间,还有更多的可能性。查建英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旅美多年之后归来,已经认不出这座日新月异的城市了。北京如此,中国也一样。面对陌生的故乡,她萌生了“以聚焦中国人去诠释中国”的想法。查建英的性情,有点像林语堂笔下的苏东坡,“上至皇帝太后、阁臣地主,下至和尚乞丐、市井泼皮”,都可以做朋友。早年在北大唸书和在八十年代的文化圈活动的时候,她认识了许多立场和身份迥异的名人(当年的人脉使她成为写作《八十年代访谈录》的不二人选);如今,她以纽约客专栏作家和美国智库研究者的身份归来,则有机会跟老朋友再续前缘,并认识更多的新朋友。

“早知潮有信,嫁与弄潮儿”是唐诗,“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是宋词,但对于《弄潮儿》这一书名的释义,査建英选择了《尤利乌斯•凯撒》中的那句名言“人生总有涨潮时”。中国很难写,中国人更很难写,更何况查建英写的是知识人和企业家这两种最複杂深沉的中国人。她自己说“我要的是一种剥洋葱式的功夫,一种层层扒开切入血脉的耐心和逻辑”,而她所追求的写作风格是“没有激情的写作是不好的,但表达要有节制,尽量冷静和客观”。

大江东去,不一定淘尽风流人物。通过讲述六名难以用世俗的成功或失败来定义的弄潮儿们的故事,查建英对中国变成一个仁爱之国、优雅之国充满了乐观的想像——她引用文化人类学家米德的话说:“永远都不要怀疑一小群深思熟虑、献身理想的公民能够改变我们的世界。事实上,他们是惟一曾经改变了世界的人。”

异见者如何才能不让自己成为冰冻的北极?

在《弄潮儿》这本书还没有出版之前,第一篇文章《国家的敌人》就已风靡中文网络。这是妹妹为哥哥写作的私人传记:查建英的哥哥查建国是中国民主党的创始人之一,三十年来始终不渝的从事反对党的组织和文宣工作,在一个不允许有反对党的、一党独裁的国家裡,这样的人物的归宿必定是监狱。

在查建英的笔下,哥哥查建国用一生的时间来对抗共产党政权,如同螳臂当车,如同精卫填海,如同夸父追日,走过了大半生的光荣荆棘路,如今仍然看不到隧道的尽头、有光的地方。长期的监狱生涯,使查建国的身体受到很大的伤害,每天都要忍受着数不清的小毛病。然而,他对政治改革的热情和中国社会问题的关注从未减弱。进入互联网时代之后,查建国每天都在网络上发表时政评论文字,儘管他的文字和思想并非第一流的,但他就那样坚持着,比如针对煽动民族主义狂潮的《环球时报》的社论,他就撰写了数十篇反驳文章。这样的工作,需要勇气,更需要耐心。

妹妹写哥哥,或者所有的亲人写亲人、朋友写朋友、学生写师长的文字,都会让人心生警惕和怀疑。因为这样的文字容易被情感所左右、被宏大叙事所充满,不加节制的讚美和拔高不知不觉地就败坏了读者的胃口。在中文圈子裡面,我读过很多这类的文字,即便是出于异议人士之手文字,风格居然跟共产党给它的领导人的悼词如出一辙。在刘宾雁、方励之等前辈去世之后,我曾经发表文章建议不必神话这些先贤,也应当正视他们的时代和世代的局限性,并努力超越他们。结果,某些企图将这些前辈偶像化的人士大不高兴,对我这个不懂得“尊老”传统的冒失者口诛笔伐。

查建英写查建国,却不是一味赞美和颂扬。她深深敬佩哥哥的付出和牺牲、韧性与坚持,也对哥哥的某些言行有所反思。她写道:“当查建国及其同道在一九九八年成立中国民主党的时候,他们不仅没有看清政府的容忍底线,也没有准确地估测到国人的心理。最主要的是,他们缺乏深厚的社群根基,既没有受过良好教育也未与精英阶层进行沟通,连与其他自由主义者和改革者也极少联系。”一九九八年,我在北大中文系读硕士,跟北京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圈子有很多往来,确实很少听到查建国的事迹。只是当中国民主党桉发之后,才在海外网站上得到隻言片语的消息。可见中共封锁之严密,而民主党的活动人士未能吸引广大民众之关注与同情。

查建英更看到哥哥在思想上的局限性:“他将一堆巨大复杂犬牙交错的问题简化为一个万恶之源:共产党。结束一党专制,罪恶就会被根除。”这也是很多海外民运人士偏执和缺失。查建英特别举出魏京生的例子来剖析:“魏京生宣称共产党永远不变,其实永远不会改变的是魏京生。随着时光流逝,许多魏当年的崇拜者都会认识到魏对中国的看法是一成不变和简单化的。事实上,共产党远比魏京生身段灵活,更加能够与时俱进。”她还引用了中国问题专家林培瑞的说法:“魏京生这种人就像北极,他们已经冰冻了,但他们代表着一极。”

查建英不是一名与共产党激烈对抗的异议知识分子,如今她仍然可以安全地往返中美之间,还成为有“海外央视”之称的凤凰卫视的谈话节目的嘉宾。但是,作为《零八宪章》的签名者,她至少基本认同《零八宪章》中的政治改革的方桉。所以,她对包括哥哥在内的政治反对派的批评,不是鸡蛋裡挑骨头,值得反对派重视和思考。

我在北京的时候,跟查建国有一次交谈的机会。那是在教会的小组查经活动中,我听他谈了一番话,比起大部分被边缘化的反对派人士来,他更加理性和宽厚。当然,我也能感受他内心的孤独与愤怒,但我对此有充分的理解和认同,因为我跟他一样是独裁政权的暴力机器的受害者。相比而言,查建英虽然是查建国的妹妹,却有美国身份赋予的安全感和旁观者视角——对于写作者而言,或许能够更加冷静和客观,但却少了一种真实的切肤之痛。

查建英提出的问题却不容忽略。异见者只有避免成为冰冻的北极,才能在中国未来的社会转型中发挥作用。要让自己不变成冰冻的北极,就应当放弃自我英雄化的企图,以谦卑和耐心的态度跟社会不同阶层和不同立场的人们对话,像海绵一样吸收新思想和新资讯。在择善固执的同时,也要与时俱进。这就需要面对中国複杂多元的现状,并直面自己身上的文化和精神的毒素。如果仅仅将中国的问题化约爲共产党的暴政,认为打倒共产党就可万事大吉,那是一种不负责任的“革命狂想”,正如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台面上的帝制,却未能摧毁人们内心深处的偶像崇拜、皇帝崇拜,使得一个皇帝倒下了、千百个皇帝站起来;正如埃及人民在“阿拉伯之春”中推到了穆巴拉克的独裁政权,但由于公民社会和公民意识的缺席,选出来的却是更疯狂的原教旨主义的总统,然后又发生军事政变。共产党的垮台是可以预期的将来,但更艰巨的工作是如何推动公民意识的养成和公民社会的壮大。对于反对派人士而言,必须用公民立场去反抗共产党暴政,而不能用共产党的方式去反对共产党。

查建英最大的贡献,就是通过《国家的敌人》这篇文章,让查建国的故事被更多国人熟悉,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回归公共生活。诚然,查建国以及跟他同代的反抗者们不一定能看到民主自由价值在中国的胜利,但他们为之奋斗过,就无怨无悔。查建英的美国友人、女作家劳瑞•西格尔读了查建英写的《国家的敌人》之后,用一部名为《企鹅的远征》的著名纪录片来打比喻查建国:“企鹅是一种笨拙可笑的动物:肥胖,一根筋,步履蹒跚,常常一跤跌得满嘴泥。但是,只要一到水里,他们得泳姿多么优雅美丽!你哥哥政治上的想法和作为很荒唐,但他的理想主义和他的勇气,因为如此纯洁而如此优美。”

无论多么优秀的奴才,仍然是奴才

书中的第二个人物是《国家的仆人》的主人公、作家和文化官员王蒙。《国家的仆人》和《国家的敌人》这两个题目相映成趣,褒贬之意明明可见。

王蒙是查建英交往了二十多年的老朋友,这篇写王蒙的文章,被作家阿城评价为“惟妙惟肖”。当然,有人认为写得太严,也有人认为写得太宽——我的看法是后者。在中国,“国家”是“党”的“宿主”,“党”是“国家”的“寄生虫”,所以“国家的僕人”更准确地说应当是“党的僕人”。在毛时代,王蒙被划为右派批斗;在邓时代,王蒙又因小说《坚硬的稀粥》被封杀过,但他从来没有反对过他为之服务一生的共产党。这篇文章揭示了为何经过反右、文革乃至六四屠杀,王蒙仍然对党和国家忠心耿耿的原因:王蒙从不试图把自己从国家中分离出来,他曾这样写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于我从来没有是身外之物。而且你喝的水,你吃的粮,全部来自国家……国营体系的供应,你拉的屎全部需要政府的环境卫生部门去处理,你自吹疏离,是真的吗?”

查建英回顾了九十年代初“人文精神”讨论中,王蒙与年轻的文学评论家王彬彬的论争,那场论争涉及到“文坛黑马”这个名词,将尚在狱中的刘晓波无端捲入。大概因为刘晓波发表过对王蒙不敬的文字,王蒙就顺便讨伐刘晓波一番。查建英的整篇文章风格温柔敦厚,但也有一段怒发冲冠的文字:“这居高临下的语气令人不寒而慄。王蒙怎麽能以他享有的全部特权,来攻击一个无法公开发言的政治犯?很多人觉得,王蒙这种做法已经沦为人格谋杀。王蒙当初批黑马是怎麽想的?怎麽能对一个被国家几乎完全封杀的人摆出这种贵族式的轻蔑?”

而查建英引述的其他人对王蒙的评论就更加尖锐了。香港《开放》杂志的主编金钟指出,王蒙很像周恩来──周是毛泽东忠诚而顺从的总理,个性富有魅力,但归根结底,周是在为“大恶”服务。诗人张耳也认为:「中国文化仍然是主子和奴才的文化:一个人高高在上,其他人都是奴才。王蒙只不过是一个优秀的奴才。」在这个“优秀的奴才”的序列中,除了周恩来和王蒙,还有温家宝。这类“党的好官员和开明派”的危害性甚至比那些明目张胆的坏官员更大:他们是中共政权的遮羞布和牌坊,是其统治合法性的沙漏中最后的几粒流沙。

王蒙还有尚未公之于众的“隐蔽的恶”。如果我早知道查建英在写王蒙的文章,我愿意提供素材供她使用,这是一段我本人成为受害者的往事:一九九八年,我的处女作《火与冰》出版后,计划出版第二本文集《铁屋中的呐喊》。锋芒毕露的文字总是难以找到一家大胆的出版社当婆家。书商找到吉林的一家出版社,向其购买书号,并签下合作协议。正要进入下厂印刷环节,突然被总编辑叫停。

后来,我才知道这背后的曲折:原来,王蒙率领一个作家代表团去东北访问,当地出版界请他们吃饭。席间,这位总编辑无意间谈到即将出版我的新书,王蒙厉声告知:“这个人的书不能出版!他的思想太反动,会给出版社惹祸上身!”王蒙虽然不是文化部长了,毕竟是“前部长”,代表着来自北京的声音。总编辑吓得魂飞魄散,下令单方面取消出版合约。

其实,我跟王蒙并无过节,他对我的反感,大概是因为《火与冰》的封面有一句书商耸人听闻的广告词“北大怪才、文坛黑马”。又来了一匹黑马!让王蒙不禁联想起几年前与王彬彬、刘晓波的那段公桉来。王蒙的这种用权势(近管是过气的权势)来剥夺他人的出版自由、打压不同观点的做法,也是一种“大恶”。王蒙只是没有毛泽东的权力,如果他是毛,未必更加仁慈,一定会将王彬彬、刘晓波和我这样的“黑马”抓入东厂西厂,大刑伺候。

中国不仅需要“德商”,更需要“民主商人”

《弄潮儿》的下部写几名企业家的故事。最吸引人的是《一位好大亨》,即大中电器的创始人张大中。“好大亨”的中国式说法是“德商”,张大中的朋友列举了他的诸多美德:正派、诚实、韧性、冷静、自信、坚持原则,既不见风使舵,又勇于挑战自我。张大中的这些美德来自他的母亲,文革时因为公开向毛泽东挑战而被枪杀的王佩英。张大中经商起家的一千块钱,是文革之后政府发给张家子女的补偿金。张大中说:“虽然我还并不完全理解我母亲,但内心深处我意识到母亲是一位非凡的女性,这是用她的生命换来的一笔血钱。”

一九八零年,北京市人民法院修改了对王佩英的判决,认为她是在精神病发作期间发表反对毛泽东的言论的,那个时代唯一能够洗掉母亲头上“反革命分子”污点的办法就是将她描绘成“精神病人”。如今,张大中不愿接受这种说法:“这玷污了她的形象。她没疯,是她生活的那个时代疯了。我想要还原真相。”他建议查建英不要写自己,而去写他的母亲:“我的故事跟其他中国民营企业家没多大不同,我母亲的故事才真正值得讲述。人们应该知道,应该记住像她那样的人。”二零一零年春,张大中为母亲举办了遇难四十週年纪念会,小提琴演奏的是《辛德勒名单》的主题曲,每个参与者都收到一本製作精美的纪念册和纪录片的光碟。我没有参加纪念会,却辗转从朋友那裡收到了这份珍贵的礼物。

查建英写的房地产商夫妇潘石屹和张欣的故事就逊色得多了——我不知道是主人公逊色,还是作者写得逊色。这对夫妇光鲜之极,可以跟影视明星抢风头,但人格上无法跟张大中相提并论。全文只有一处画龙点睛之笔:腐败是中国房地产行业难以去除的顽疾,查建英提出了关于土地买卖的普遍问题,张欣谨慎地回答说:“我对模煳不清的东西忍耐度非常低。我并不是那种能在黑暗中吃鱼的人。潘石屹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却如鱼得水。这就是他的正常状态。而我,也在慢慢的适应这种环境。”换言之,在这个世界裡,只有沉沦才能换来成功。

我对潘石屹和张欣如何取得成功并不感兴趣,那是励志类书籍变造的神话——实际上,查建英不可能挖掘出他们成功路上的种种黑幕。对于中国的房地产商而言,财富的多寡与原罪的大小成正比。我感兴趣的、敬重的是另一名商人,当年跟潘石屹们一起在万通公司创业的王功权。王功权后来走上了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使自己成为阶下囚,媒体上除了他的绯闻之外,不可能报道他如何成了像查建国那样的“国家的敌人”。

如果说张大中是“德商”,王功权就是“民主商人”。中国需要“德商”,更需要“民主商人”。二零一二年秋,我在哥伦比亚大学跟在那裡做访问学者的王功权见过一面,当时朋友们感觉到他处境危险,劝他暂时留在美国,他却如飞蛾扑火般回去,支持好友许志永推动的新公民运动,结果被捕下狱。法律学者萧瀚在《王功权被拘和独裁政治下的商人》一文中指出:“王功权作为一个富翁却心繫全社会的公平正义,为弱者的人权呐喊,广泛参与公民行动,为受侮辱受损害的人们送去温暖和支持。……他坚定勇敢的公民精神,是当代中国最需要也最稀缺的高贵品质,在中国富人群体中尤其罕见。”萧瀚认为,官方担心像王功权这样的商人给公民社会的生长与发展提供物质资助,担心王功权所具有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将影响一大批商人从此站起来,从而冲垮他们多年来依靠抽掉经济来源苦心经营的反公民社会堤坝,他们对王功权下手是完全符合逻辑的。可惜,二零一一年《弄潮儿》的英文版出版时,王功权后来的故事还未发生。否则,查建英写王功权,不知比潘石屹、张欣夫妇精彩多少倍。

对我来说,书中的主人公,有的重如泰山,有的轻如鸿毛,不过,正因为如此,才彰显出当下中国的複杂性。我很喜欢“弄潮儿”这个书名,但对副标题稍稍存疑。“中国崛起”是事实,还是幻象?北京和上海的高楼大厦是屹立千载的钢铁森林,还是摇摇欲坠的豆腐渣工程?康乾盛世之后中国人盼望了两百多年的“崛起”,是真的崛起,还是更可怕的衰败的开端?查建英没有给出答桉——她只是尽可能地描述了中国内部纷繁複杂的矛盾冲突,实际生活的生动程度必定是其文字的好几倍。查建英个人的生活和思想也是如此,正如一位书评作者说指出的那样:“尽管,看起来她好像与这些实用主义者和渐进主义者结成了联盟,但她却不是一个为共产党辩护的人。事实上,她是《零八宪章》的早期签署人之一,这份呼吁民主改革的文件把它其中一位作者刘晓波送入了监狱,但随后又为他赢得了诺贝尔和平奖。”查建英从不掩饰自己是查建国的妹妹,以及刘晓波的朋友,这就够了。

来源: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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