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血祭者遇罗克
文革血祭者遇罗克。(中国摄影家协会)

清朝诗人黄仲则诗云:「十有九人堪白眼,百无一用是书生。莫因诗卷愁成谶,春鸟秋虫自作声。」在「皇帝最大」的时代,在一首诗歌就可能惹来诛九族的恐惧之下,诗人仍然坚持「春鸟秋虫自作声」的思想自由和表达自由,最后贫困潦倒丶郁郁而终。而在「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毛泽东时代,尤其是被中共自己的官方档称为「十年浩劫」的文革时期,知识分子再次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和摧残,大部分「自作声」的「春鸟秋虫」都是并不知名的青年思考者。

遗憾的是,那些最弥足珍贵的青年思想者,大都成了历史上的失踪者。「思想史上的失踪者」这个概念,是由历史学家朱学勤提出来的。朱学勤认为:「与历史学的其它部类一样,思想史从来是也只能是文字记载的历史。它历来势利,只认变成铅字的文字。它又聋又哑,听不见也看不见旷野里的呼唤。所谓思想史的长河,只不过是一条狭长的小溪。在这条小溪的两边,是望不见尽头的无字黑暗。一代思想者失踪,迷失在思想史这一边或者那一边的黑暗里,不会引起思想史长河的一声叹息。它连一个涟漪都不会泛起,不动声色地丶熟视无睹地继续向前滑淌。思想史上大规模丶小规模丶集体性丶个人性的失踪事件,几乎每一代都发生过,已经发生过无数次了。」那么,有没有人致力於追寻和发掘「被失踪」的思想者呢?

学者印红标就是一名在知识考古学层面上「竭泽而渔」的「渔夫」。我在北大求学时,听说过他的大名,却无缘听他授课。离开北大多年之後,我才读到印红标的着作《失踪者的足迹: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青年思潮》。这本书考察了文革期间中国青年的社会政治思潮,在绝大多数对毛泽东的狂热崇拜的民众之外,中国的民间社会星星点点地存在着对毛泽东及中共极权体制全面而深刻的批判和否定。有些思想者是「一个人的战斗」,力挽狂澜,九死不悔;有些则以「思想村落」的形态存在,相濡以沫,肝胆相照。他们通常命运多舛,遭遇出卖丶告密丶监禁和酷刑,但他们的思想成果开启了中国公民在文革以後的思想解放运动中争取民主和法治的先河,胡平丶陈子明丶刘晓波等文革之后思想界的反抗者无不受其啓蒙和滋养。

历史学者印红标
历史学者印红标。

为那些被「暗杀」的思想者树碑立传

清末诗人龚自珍曾经愤怒地谴责专制制度对人的创造力和想像力的扼杀,并呼吁説:「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绝对想像不到,一百年后毛泽东创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比他生活的大清王朝还要残暴和独裁千百倍。大清王朝有荒郊野外供异端者隐逸,「中华人民共和国」却没有一寸土地供异端者摆放一张书桌,正如朱学勤所説:「一部当代中国知识份子思想史,很可能是一部习惯性流产史。

中国过剩的是人口资源,缺乏的是思想资源,故而是代有新人。然而,在代与代之间,你却难以看到一条代代相连的思想史连线,一环一环向上螺旋发展。你能看到的是思想史资源的一次次浪费,一次次掉头下行,宣告失败。」毛泽东最引以为自豪的事情,就是他发起的全国性的焚书坑儒让秦始皇甘拜下风。毛时代的中国如此,後毛时代的中国也是如此:我在台北教育大学的一次演讲中,遇到一名刚刚来台湾的文学专业的陆生,她坦率地告诉我,她从来没有听过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名字,更没有读过刘晓波的任何一篇文章。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共政权对刘晓波的「暗杀」何其成功!

印红标的《失踪者的足迹》一书,是为那些被「暗杀」的思想者树碑立传。大部分的史家都是趋炎附势之徒,甘心情愿地爲帝王将相写歌功颂德的家谱,以此向权贵阶层换取一点残羹冷炙,把自己养得脑满肠肥。印红标则转过身去,瞩目於那些被称为「牛鬼蛇神」的贱民群体,通过从浩如烟海的文字资料中查寻蛛丝马迹,以及亲身采访当事人及见证者,终于让那些被遮盖者丶被湮灭者脱去斑斑锈迹,重新发出耀眼的光芒。

本书中除了记载遇罗克丶李九莲丶王申酉等已经有相当知名度的文革受难者的行迹和思想之外,更汇集了若干尚不为大众所知的民间思想者。一方面将他们的思想还原到当初的历史时空中,分析其独特性和超前性;另一方面也不刻意拔高,如实地指出他们思想的局限性和芜杂性。比如,文革末期的一九七六年,贵州青年陈尔晋撰写了十二万字的《特权论》,反对特权并提出借鉴西方民主制度的主张,比如实行三权分立和两党制丶保障人权等。陈尔晋是最早提出中国出现「官僚垄断特权阶级」的民间思想者,尽管他比南斯拉夫的吉拉斯晚了二十多年——吉拉斯拥有的条件大大优於陈尔晋:吉拉斯曾贵为铁托的副手丶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副总统,後来他主张实行多党派竞争的民主制,成为党内异见人士,与铁托决裂。他坚持不可妥协的「人类个人精神的自由」,批评南斯拉夫党内的史达林主义,被撤销所有职务,於一九五六年被捕,判刑入狱。在偷运到西方出版的《新阶级:对共产主义制度的分析》一书中,吉拉斯指出,在自称共产党国家内部,出现了一个享有特权的官僚统治阶级和共产党官员阶层。类似的剖析,後来出现在海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和波普尔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两部巨著之中。

文革血祭者李九莲
文革血祭者李九莲。(网路)

陈尔晋的《反特权论》中充满真知灼见,他偏偏用传统士大夫上书的方式将这篇长文邮寄给文革後期一度主持中央工作的邓小平,并请求邓小平转交给毛泽东。当然,他不可能得到任何回音。印红标在肯定了陈尔晋「以基层社会观察和体验爲基础所写的社会政治的分析,在论述的系统和理论深度上面,超过了同时代社会和政治批判的其他青年」的同时,也毫不讳言其人格模式和思想方式的局限性:「他生活於边陲一隅,昧於中央政治斗争,因而常常以自己不切实际的幻想代替现实;他不甘寂寞,认为自己发现的治国良策可以爲当权者赏识,一鸣惊人;在他的意识深处有很多与中国共产党政治行为方式迥异的传统小说演义里的思维方式。」不过,传统小说演义里的思维方式,倒并不一定与中共的政治行为方式迥异,毛本人不就是一个只读传统的「低级小说」的梁山好汉式的枭雄吗?

向那些敢於直接反对毛泽东的先知致敬

在圣经《旧约》的传统中,先知就是敢於遵行上帝的旨意,行公义丶好怜悯丶指责暴君的人,他们有可能是祭司,也有可能是平民。以此衡量,那些敢於直接反对毛泽东的思想者,就是中国的先知。

在以「反右」为代表的丶文革之前的一系列政治运动中,敢言的知识分子已被打断脊梁,比如直接批评中共「党天下」的储安平就「生不见人丶死不见尸」。既然知识分子无法发声,接力棒就交到经过红卫兵运动和上山下乡运动洗礼的青年一代手上,印红标指出:「在众多知识分子失语的情况下,那些受教育不多的知识青年的思想探索,具有了突出的地位。他们处于思想管束薄弱的农村和工矿,有可能结成学习和交流的思想村落,又有初生牛犊不畏虎的青春冲动,因而他们往往能够抓住时代最重要的命题丶人民最关心的问题。这些青年的知识和理论素养十分薄弱,他们的思想,更多的是来自於朴素的生活体验,但正是这些思想成果,弥补了中国思想史上可能出现的空白。」不过,在这个群体的异端思想中,绝大多数仍然是「打着红旗反红旗」。也就是説,要么是出於知识背景的限制,他们多半出生在一九四九年之後,只能运用主流意识形态中教导的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精神资源,来对照中国的社会现实并「纠错」;要么是出於策略的考量,在马列和毛的保护伞下,玩弄中国古已有之的「只反贪官丶不反皇帝」的游戏。因此,我对这一类半截身子深陷泥沼中的反对者或反对言论评价不高,我更敬佩和赞赏的是那些认清毛的本相丶直接挑战毛的权威的反对者和反对言论。

《失踪者的足迹》一书中,记载了许多「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反毛的先知。比如,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发起者之一骆小海,在文革发生半年多之後,就通过阅读吉拉斯的《新阶级》丶与友人的交流而逐渐认识到,「文化大革命是走向皇权专制的政变,是祸国殃民丶摧残文化的灾难。毛泽东的革命路线实为神经路线」。又如,北京外国语学院一年级学生丶十九岁的王容芬,在红色恐怖的「红八月」正在肆虐之时,勇敢地致函毛泽东,质问説:「文化大革命不是一场群众运动,是一个人在用枪杆子运动群众。」她甚至奔向苏联大使馆附近,企图用服毒自尽的方式抗议文革暴政,唤醒国人并让世界知晓文革真相。之後,她被关押十年又被判无期徒刑,直到一九七九年获释。印红标指出,王容芬的言论虽然没有多少理论色彩,但她以必死的决心讲出真话,如同长夜里的星星之火,说明这个民族的精神还没有死灭,还有光明的希望。

文革直谏者王容芬
文革直谏者王容芬,现是旅德学者。(网路)

不过,《失踪者的足迹》一书有一个盲区,作者忽视了诸多劫後归来者书写的「监狱文学」。许多「监狱文学」都生动了描述了若干睿智而勇敢的思想者,在那个时代,彻底的丶而且敢於表达的思想者大都在监狱中。比如,原名爲杨曦光的经济学家杨小凯,在回忆录《牛鬼蛇神録》中描写了各种各样的反毛丶反共的囚徒的故事。在他们当中,有高级知识分子,有资本家,有工人,有军官,有农民,他们不是误被当作右派的左派,也不是所谓的「第二种忠诚」,他们确实是共产党和毛泽东的反对派,他们中的很多人都被处以死刑。或许,有心人可以写专门写一本《中共监狱里的异端思想》,作为《失踪者的足迹》之续集。

林立果是一名异端思想者吗?

多篇书评都提到,《失踪者的足迹》一书将《「571工程」纪要》作为「与一般青年立场迥异的另类政治思想资料」收入书中,让人耳目一新。文革后期,《「571工程」纪要》的公布对于许多狂热的文革参与者来说,简直就如同一场八级地震。毛泽东为什么要公布这份文件呢?林彪之死固然让毛松了一口气,但毛对党内外都很难自圆其说——副统帅不正是毛一手挑选的吗?毛为了妖魔化林彪集团,便将这份「政变文件」公诸天下,却不料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这份档案击碎了民众对毛的偶像崇拜,毛的权威至此摇摇欲坠。

在本书中,作者分析了《纪要》的内容有三点特别引人注目之处:第一,对党内最高层斗争局势的评估和对策;第二,对毛泽东的猛烈攻击;第三,对文化大革命以来政治和政策弊端的激烈抨击。作者进而指出:《纪要》「如此胆大妄为地策划推翻以至谋害毛泽东及张春桥等文革势力的武装政变,如此毫无顾忌地谴责毛泽东政治人格和党内斗争作为,如此无情地揭露和批判文革以来的政策弊端,在中共党内恐怕是没有先例的,更加令人震惊的是,这样的言论竟出自‘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最高的’丶文化大革命的『副统帅』丶党章载明的毛泽东接班人林彪的儿子之手。」人们由此看到了冠冕堂皇的革命话语背后後赤裸裸的权力斗争的黑幕,官方的宣传不再具有权威性和神圣性。

从近年来陆续在海外出版的丶被划为林彪集团重要成员的陈伯达丶邱会作丶李作鹏丶吴法宪等人的回忆录,以及诸多研究林彪集团的历史著作中可以看出,《纪要》并非该集团的「政变纲领」,那些依附林彪的高级将领和官员事先并不知晓这份文件的存在。至于林彪本人是否知道并支持《纪要》,目前还没有足够的资料可以证明。所以,印红标对此档有所质疑:「其政策批判在多大程度上是为了共产党的事业丶领导干部的利益和人民的疾苦,又在多大程度上是发动政变的策略丶『动员群众』实现其集团利益的口号?如果相信号召人民打倒『当代秦始皇B—52』的林立果,那么将如何处置那个『万岁不离口,语录不离手』的林彪?……在诸如此类的诸多疑团化解之前,《纪要》难于赢得人们的信任和拥护。」换言之,林彪集团与四人帮集团的殊死搏斗,有治国方略之不同,但更多的还是权力之争。《纪要》很难把林彪从毛泽东罄竹难书的罪恶中撇清出来。

林彪之子林立果和《五七一工程纪要》
林彪之子林立果和《五七一工程纪要》。(维基百科/百度百科)

如果説《纪要》体现的是林立果及其一小群智囊的理念,那么它可以表明林立果是太子党群体中思想最为深刻的一位——跟薄熙来丶习近平等思想贫乏丶知识有限的「毛粉」相比,林立果的智商更高,视野更广。《纪要》中多多少少表现出对中国底层受苦民众的同情,如果真的按照《纪要》的思路「改旗易帜」,「改革开放」或许会提前六丶七年。今天的中共党魁习近平若要破除对毛泽东的迷信和崇拜,不妨找出《纪要》来重新学习一番,他才会明白他的父亲和家族为何差点遭到灭顶之灾。反之,任何试图在中国重演文革的雄心壮志,最后都必将在现实中撞得头破血流。

在《失踪者的足迹》一书中,那些走在时代前面的思想者无不爲他们的思想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有的人甚至牺牲了生命。印红标指出:「文革期间青年的思想探索是艰险的,甚至是带血的历程,它使我们倍加重视一个深刻的历史教训——必须建立和健全民主和法治,保障人民思想探讨和言论的权利。」尽管如此,每一个时代丶每个国族都会出现它的思想先驱——与印红标一样,德国思想家汉娜·鄂兰也专门写了一本名为《黑暗时代的人们》的人物传记,描述了若干位在纳粹的暴政下坚持独立思想的反抗者。我们必须记住那些勇敢而高贵的反抗者,因为「他们的探索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启迪和激励人们摆脱专制愚昧,创造美好的未来」。

印红标《失踪者的足迹》
印红标所著《失踪者的足迹》(香港中文大学出版)

来源:风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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