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惧的政治有些人热衷政治,有些人厌恶政治,更多的人对政治冷漠。「政治」这个词往往被人与「政客」丶「权谋」丶「黑暗」丶「残酷」等等负面的描述连在一起。但是,到底有多少人可以说得出来什么是政治?那些反感政治丶对政治冷漠的人有没有想过,那些他们反感和冷漠的东西,真的是政治吗?

如果我们连政治是什么都说不清楚,或者存在误解;那么,我们的热衷也好丶反感也罢,岂不都是空中楼阁,没有根据的吗?或许,我们可以从《恐惧的政治》(Politics of Fear,弗兰克·富里迪(Frank Furedi)著,吕静莲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一书中找到一些答案。

「素人政治」崛起,是大众对政治的反弹?

作者富里迪1948年出生於匈牙利,是英国肯特大学的社会学教授;其学术研究主要围绕帝国主义问题,著有《神秘的过去,难测的未来》(Mythical Past, Elusive Future)丶《帝国主义的新意识形态》(New Ideology of Imperialism)丶《知识份子都到哪里去了?》(Where Have All the Intellectuals Gone)等。但在《恐惧的政治》中,富里迪把关注的焦点放在当今的政治上。在他看来,今天的政治,并不是真正应该有的政治,而我们因为今天扭曲的政治形态而放弃对政治的信任和追求,是人类犯下的错误。

富里迪对今天的政治作出了严厉的批判。他认为,在现在的政治中,领导菁英失去了方向感。作为社会的领袖,政治菁英们缺乏的是一种使命,或一个焦点。在他看来,「今天的政府不再试图鼓舞选民,却似乎更乐於劝告民众降低期望值。」这已经不是真正的政治,仅仅是行政丶技术与管理功能的运用。富里迪把这种现象,称之为「政治衰竭」。

弗兰克·富里迪
弗兰克·富里迪。Photo Source:goingundergroundRT

这种「政治衰竭」,在选举时表现得非常突出。以美国为例,我们都知道,共和党和民主党虽然表面对立丶彼此厮杀得不可开交,但在很多重大的政策上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分歧,外交领域就是一例。用英国左翼知识份子的代表人物之一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的话就是:「自宗教改革来这是第一次,没有任何意义重大的对立──也就是说,没有一种系统性质的反对意见。」富里迪指出,「在选举时期,政治分析家使尽浑身解数才能在候选人之间发现意识形态上的些微差异;但是,最终真正区分开来的,还是个人风格与个性特徵。」

因此,对于政治,或者说传统的政治热情在下降,而质疑的情绪在上升。富里迪强调,反政治的情绪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现象。我想,经历过2014年台北市长选举丶2016年台湾总统大选的台湾读者,对这样的描述应当心有戚戚焉。毕竟,素人政治在这几年,确实席卷了台湾的政治版图。富里迪的这本书试图说明,素人政治的流行是对扭曲的政治的反弹,是世界性的现象。在这方面,川普(Donald Trump)的出现和崛起,似乎更给本书的论点增加了一个注脚。

那么,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政治呢?富里迪告诉我们,「政治并非为其自身,而是为更深层的意义存在。没有意义感,政治就会变成一连串任意的行为。」换句话说,一个政治家,尤其是国家领导人,制定政策并不是最重要的工作;那些工作,其实是行政层次的事情。真正的政治要有的那种「更深层的意义」,按我的理解,应当是了解自己的国家和社会发展的趋向,引领民众追求更高的价值丶接受更先进的理念,给人民一种对未来的确定感,从更高的角度告诉人民,社会发展的方向在哪里。

或许用鲍曼(Zygmunt Bauman)的话说,就是「将信仰向他人推广,去传递智慧的火炬丶去啓蒙」。这听起来似乎应当是哲学家的工作,但是其实这才是应有的政治,才是我们需要的政治。

在台湾,关於柯文哲当上台北市长以后开展的,与地产商人赵藤雄之间关於大巨蛋建设工程的争议, 引起了社会的一些议论。我认为围绕这个议题的讨论其实很有意义,因为它涉及到《恐惧的政治》(Politics of Fear)一书的主要指向,那就是「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政治」。

这就不能不提到一个非常具有争议性的政治人物——另外一个大地产商,现在的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Donald Trump)。这里有一个与他有关的故事,也与我要介绍关於「政治是什麽」这个主题有关。这个故事出自以「破窗效应」(Broken windows theory)著称的美国政治学者詹姆士·威尔逊(James Q. Wilson)。

破窗
Photo Source:L.C. Nø[email protected] CC BY 2.0

威尔逊在1989年出版的《美国官僚政治:政府机构的行为及其动因》(Bureaucracy: What Government Agencies Do And Why They Do It)一书中所描述:

话说,1986年,纽约市经过6年时间的努力,花费了1300万美元的投资,希望重建中央公园的滑冰场;但由於种种障碍一直没有完成,市政府为此一筹莫展。当年5月,纽约市房地产商人川普主动提出承担滑冰场的重建工程,并保证在6个月内完工,最后他拿下了这个案子。然後,果真如期完工,而且比300万美元的预算还少花了75万美元。表面上看,私人比政府的效率高多了,纽约市政府把这样的市政工厂交给资本家来完成,也使得政府的形象得以提升。这也是今天很多国家的政府,喜欢用外包的方式进行公共工程设计的原因。

但威尔逊感慨地说,其实,问题没有这么简单。他指出,政府效率低,是因为它受到很多必要的制约;作为政府,不能像一般的地产商那样无所不用其极,这势必导致政府效率比私人企业低的现象。但是,难道我们就要用资本家来取代政府吗?难道我们不需要政府,干脆把政治改造成商业,把国家当作企业来运作吗?当然不行。为什么?威尔逊告诉我们说:「加强制约,会降低一个机构实现其主要目标的效率,但会增加该机构以非专横的态度办事的机会。一个效率非常高的机构可能会非常严厉,随时取消我们的自由。」

在他看来,效率也不应该是衡量政府好坏的唯一标准。对政府来说,有很多更有价值的东西,包括完成该工程的信誉丶人们的信心和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团体的支持。这里,提到了一个关于政治很重要的问题,那就是:「真正的政治,应当与价值有关,而不仅与效率有关。」这就是政治与商业的区别,也是好政治与坏政治的不同。这个案例拿来跟大巨蛋的事情相比,会不会让大家有一番更深层的思考呢?

来源:S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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