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问题症结仍在有没有自由、法治。难怪严复大声疾呼 “身贵自由,国贵自主 “,国家富强与贫弱的关键在于 “自由不自由耳 “!过了一百年,印度经济学家、诺奖得主阿马蒂亚·森说了几乎是同样的话: “自由不仅是发展的首要目的,也是发展的主要手段。”

17世纪以降,世界地图急剧变化:大清帝国和俄罗斯帝国建立和灭亡;苏联崛起和覆没;英国膨胀为称霸世界的帝国,又在20世纪沦为二流强国;美国从殖民地变为主宰世界的唯一超级大国;亚非许多前殖民地国家至今还在苦苦挣扎。如此等等的国家兴替特别是大国盛衰史,给我们带来哪些启示?

考察这个问题以前,须首先明确盛衰的标准。17世纪以后,现代民族国家开始形成,称得上强盛的大国必须具备四个条件:

1.具有强大自我更新功能的社会制度。

2.按当时经济发展水平,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

3.人民生活水平世界一流。

4.对世界事务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这四个条件互相关联,缺一不可。不过,这400年是新旧交替走向全球化的过渡期,完全符合条件的极为稀少,我们的考察必须放宽视角,将一些大而不一定真正强盛的国家也列入其中。以下几点是考量中不能忘记的:

一,人的自由度与国家的盛衰

17世纪的重要历史事件,是三个大帝国的兴起:大不列颠帝国,大清帝国,俄罗斯帝国。其中,大清和沙俄都没有发展成为现代大国,并都在20世纪初灭亡,最大的原因就是其人民没有自由。

除掉元朝,大清疆域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可其在建立之初已是非常落后的社会和国家制度。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主要推动力量是商人及其代表的强大的市场经济,而这就需要有明确的私有产权制度和足够的经济自由。清帝国继承的中国社会制度的致命伤,恰恰是私有产权保障不足并缺乏经济自由。

传统中国的君权至高无上,各级政府特别是君主可以肆意干预民间的经济活动。鸦片战争后朝廷上下盼望富国强兵,洋务运动不惜投入巨资从外国购进机器,开办各种工厂。可是30年后竟被一个东洋的”蕞尔小国”打得一败涂地!原因就是剥夺了国民的经济自由:办个企业要官府层层批准,动辄禁止,处处掣肘!与此同时,学术和思想自由也被剥夺,知识阶层只能以熟背所谓经典去谋取上进,谁敢说句西方自由、民主的社会比大清先进,立即视若汉奸卖国贼!如此状况,现代经济和现代学术文化怎么能够发生和发展?

有些学者喜欢奢谈中国本土何时已有资本主义萌芽,如果没有外敌入侵可以自行缓慢地发展资本主义。这是一个毫无意义的假问题。就个别商业和制造企业而言,几千年前,这在许多民族中就已屡见不鲜。”萌芽”能不能发展成为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端赖国民自由有没有得到制度性的保障。

俄罗斯的命运比中国稍好一点。彼得大帝冀图以开明专制的制度带领俄罗斯走出野蛮、落后状态。他从小与在莫斯科的英国等国的商人来往,深深懂得:”商业贸易是人的命运的最高主宰者。”因而竭尽全力鼓励贸易,保护商人利益,从税收、贷款和劳动力等方面提供极为优惠的条件,极力鼓励私人办企业,鼓励出口。此外,俄罗斯没有”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狭隘心态,所有派驻西欧各国的使节都有招聘人才的任务。招聘数量之大在世界历史上是空前的,不但招聘技师和技工,还任命外国人为军官,组建海军,改造陆军。

彼得和他的继承者也不像中国统治阶层那样画地为牢。他们学习西方,不但创办了许多技术学校,而且创办莫斯科大学、俄罗斯科学院,改变了俄国的教育制度。还组织力量研究西欧的政府组织,据以改组自己的行政机关,叶卡捷琳娜大帝甚至邀请法国著名思想家狄德罗到俄国主持法典修改。在宫廷中以讲外语和仿效西方生活方式为荣。这一切举措远远超出大清,致使康有为和梁启超念念不忘以彼得大帝的改革为楷模。

可是,彼得没有像西欧那样完成人的解放和社会管理机构民主化和法治化的历史任务,又为后来的苦难埋下祸根。农奴没有人身自由,限制了经济发展。知识阶层没有言论自由,整个社会没有政治自由,堵塞了国家的安全阀。东正教本来倡导个人为教会和国家吞噬的集体主义,彼得大帝又取得牧首的任命权,使东正教变为沙皇手中的工具,在彼得时代,为国家服役是唯一的晋升阶梯。国家与君主取得了绝对权力,新的官僚政治开始有自己的语言,如国家需要、国家利益等,所指实际是君主个人利益。公民个人的独立自由无从保证,新的现代社会和现代国家无法诞生。后来的苏联变本加厉,终于迎来了崩溃。

英国本土很小,但直至20世纪30年代仍是名副其实的世界大国。这有力地证明所谓大国不是以疆域区分,主要指标是制度和综合国力。在三国中领土最小的英国成了领一代风骚的大国,这是西方文化和制度变迁的产物。

1640年的英国革命,经历了内战、复辟等历程,在1688-1689年的光荣革命中建立了稳定的君主立宪制度,经过逐步完善,形成了一个以保障公民”自古就有的自由”为核心,以市场经济为基础,实行法治、民主、宪政的现代国家和现代社会,创造了体现人类现代文明的新的社会模式。

英国扮演这样的角色不是偶然的。在它的历史传统中蕴涵着好些推动它率先向现代社会化的因素。主要有:

1.神权和王权分立,王权又和贵族、领主、臣属和佃农等层层分割权利与义务,形成了契约社会的雏形,使各个群体的自由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保障。

2.城市自治,农庄自治,行会自治,大学自治,给人们包括学术和思想在内的自由增添了一重屏障。

3.领主法庭、王室法庭并存,互相牵制。教会和教士较早退出世俗的司法活动。以案例为基础演化出习惯法系统和陪审团制度,培育了司法独立的传统。

4.以1215年颁布的《大宪章》为标志,议会制初见端倪。几经反复,经过光荣革命终于建立了现代议会民主制度。在它的63条条文中明确规定:宗教自由;城市自治与自由;保障全国臣民的自由;保障私有财产不得肆意侵犯;居住、迁徙与营业自由;法治。

《大宪章》规定:”任何自由人,如未经其同级贵族之依法审判,或经国法判决,皆不得被逮捕、监禁、没收财产、剥夺法律保护权,或加以任何其他损害。””余等不得向任何人出售、拒绝,或延搁其应享之权利与公正裁判。”

论者一再指出,这个宪章惠及的是贵族、教士、商人和其他自由人,农奴等下层民众不在其列。但是,且不说农奴不是毫无关系,重要的是它与东方社会不同的特点,那些为以后现代社会奠定基础的特点。例如,宪政和法治首要的一条是保护公民权利,同时要限制政府权力使之既不能侵犯公民的自由,又能有效地处理社会公共事务。为此,必须建立分权制约的政治体系和独立的司法系统。以《大宪章》的签署为标志,基本要素已经具备。这种模式被美国继承和发展,终于成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

让许多人困惑的问题是:南美也是西方文化的产物,为什么状况如此悲惨?最近诺奖得主诺斯正在写一本书,比较南美与北美的差别,二者都是西方文化背景,西班牙甚至在中世纪前有比英国更发达的代议制。但现在北美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地区,南美还是发展中国家。诺斯认为造成差别有三个主要原因。

1.英国人治理北美实行地方自治,各殖民地由地方代议机关治理,而西班牙、葡萄牙直接治理南美多年,把殖民地当作榨取税收的来源;

2.北美是新教地区,南美是天主教统治。新教相信结社自由,任何人可以不经过他人批准而自立教会,而天主教的每个分支成立都要经过上级教会批准认可。新教的自由结社意识形态,打破了意识形态和政治垄断,在意识形态和成立组织方面是完全竞争的,所以社会更有活力和更富有公正;

3.北美是普通法(老百姓自发形成的习惯法),南美是政府立的大陆法。

可见,问题症结仍在有没有自由、法治。难怪严复大声疾呼”身贵自由,国贵自主”,国家富强与贫弱的关键在于”自由不自由耳”!过了一百年,印度经济学家、诺奖得主阿马蒂亚·森说了几乎是同样的话:”自由不仅是发展的首要目的,也是发展的主要手段。”

二,顺之者昌拒之者亡的全球化

以英国为开端的这个一切国家走向兴盛的模式,伴随着经济、文化、军事、政治在世界范围内的角逐。这个角逐的过程往往非常残忍,给许多后发展国家带来许多痛苦和灾难,与它在国内讲求人权和法治形成巨大反差。于是不少人在正确地从道义角度谴责的同时,却忘记穿透现象的迷雾掌握其中不可抗拒的趋势,这是反全球化运动至今还不乏追随者的重要原因。应该提醒人们记住:

1.这些残暴后面蕴涵着新的现代人类文明的诞生和发展。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现代文明在全球范围内的胜利。以弱势群体和弱势国家的名义掀起反全球化运动值得同情,但它是与经济、文化、学术发展的趋势背道而驰的。

2.这些残暴是现代文明尚未在国际范围内建立必要的规则和制度带来的恶果。经过几百年的博弈,尽管有待完善之处随处可见,以联合国、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国际法院等组织和条约体系的建立和逐渐健全为标志,人类有可能在国际范围内逐步摆脱野蛮,告别残暴。

3.任何国家的盛衰决定性因素都是内因。一批一批后发展国家成功了,而大部分亚非拉国家还在苦苦挣扎,关键是愿不愿意向西方先进国家学习,勇敢移植他们的制度,而不是拒绝学习或只学习枝节的东西。

三,传统与普世性

一体化的关系有个流行甚广而欺世盗名的所谓理论是:各种文化一律平等,无所谓高低,因此不存在谁向谁学习的问题!

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念。说源自西方的自由、平等观念与宗法专制的等级观念没有高低之分,无非是说某些国家的公民永远不能享有国际公认的现代公民权利。如此诱导人们低眉顺眼当顺民,可谓欺人太甚!

文化的基本架构是思想、学术、知识以及其他信息的传播、传承和创造。说发达国家的传播系统、教育系统、研究和发展系统与落后国家没有高低之分,有谁愿意相信吗?这个似是而非的理论唯一作用是满足落后国家、落后民族的虚幻心理,引导他们回避改革,心安理得地拒绝学习现代文明。

谬误的一个认识误区是没有区分制度性的文化和非制度性的文化。任何国家和民族除非不愿继续前进,都不能不学习普世性的、制度性建构的现代文化。至于风俗习惯以及某些文学艺术,确实没有高低之分或没有必要强分高低。尊重和保护多元文化,主要就是这些非制度性的文化。

四,夺取政权与制度建设

有些志士仁人看到自己国家的落后,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以武装革命改变国家现状。可是,一再出现事与愿违的尴尬局面,专制政权推翻后冒出来的还是专制。问题出在两个方面:

一是他们过于强调政权的夺取,所谓革命理论成了夺取政权的战略策略。另一是理论家们热衷于批判旧制度,而对憧憬的新世界只有模糊、笼统的影像。他们共同的失误是没有把焦点集中到制度建设和相应的文化准备上来。权力在不同集团之间转移,并不一定意味着国家制度的现代化,要把虚幻的人民权利化为现实,必须致力于公民自由及相关的保障制度的建设。

五,国家发展的三大障碍

1.片面的福利观念。英国进入20世纪后步履蹒跚,整个西欧发展也缓慢了。究其原因主要是片面的福利观念,致使政府和个人都承担了过于沉重的费用,从而使投资者裹足不前,经济活力受到严重损害。发达国家的公共开支,目前已经高达GDP的一半,而在1913年只占13%。美国经济的活力比西欧和加拿大好得多,主要原因之一是公共开支只占GDP的30%。近年英国经济活力有所恢复,得益于撒切尔夫人砍削福利,推行经济自由主义;工党也摆脱极端,向经济自由主义靠拢。但是,福利水平易上难下,在选票决定政治家命运的国家里,是个非常敏感的话题。问题的实质又一次回到如何看待自由以及自由和公平的关系?是不是自由度大就是不公平?

2.对后发展国家而言,他们面临的是另一类问题。受欺压的情绪,容易激发狭隘民族情绪,甚至走向拒绝学习先进国家的错误道路。

3.急于改变现状的愿望,又容易把他们推向革命万能的极端思潮泥淖中去。

一些少不更事的文人喜欢利用这三类题目播弄是非,人们必须时刻保持清醒头脑。

文章来自《南风窗》,内容有删改

来源:微信公众号:思想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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