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一个有丰富想像力的人,对时下流行的穿越剧也没有兴趣。但当我阅读这本令人回肠荡气的文革史诗时,我仿佛身不由己地在时空之间穿梭,回到一九六六年淒风苦雨的冬天,进入作家笔下的中国湖城。

少年创伤导致阅读美学“入境”

五十年过去了,我却陷入这种看似无厘头的梦幻世界之中,重回荒诞狂乱的文革时代。难道曾因文革而生活破碎的我,还真想要再去唱歌跳舞宣传毛泽东思想吗?当然不是。探究自己的心理,这可能源自我心中的一个从未解开的情结:对自己伤痕纍纍之少年时代的痛惜与不甘。

也许在潜意识中,我想要给自己送一件慈悲的礼物,从胡发云的叙事文字中抽出一缕缕彩色的丝线,将我贫瘠、晦暗而苦涩的少年经历重新编织一番。《迷冬》促使我生出穿越时空的激情,在幻影中重新选择自己的少年道路。既然我们没法在一九六六年剷除毛泽东恶势力,没法制止文革对自己学业与家庭的破坏,那么,至少还有小说提供的一条自救之途──逃遁到湖城那个青少年“音乐难民营”中去。

对我的这样一次奇特而不可理喻的阅读体验,西方的接受美学理论可以作出解释。一般而言,在读者的审美经验与作品之间有一个“美学距离”,当读者与作品之间的美学距离为零时,读者就完全进入角色,入境而动情,处于一种自我失控的状态。中国传统诗学也有“身临其境”之说法。

一部好作品就有这样强大的力量,让虚构与真实的回忆成功地携手联姻。被称为“中国最有独立立场和思想力度的小说家”,胡发云在这本小说中以生动鲜活的叙事与描写,创造出一种迷人的氛围,将读者引进小说的故事里,置于小说的情境中。读者会跟着小说主人公去行动,去思考,去探索人生的意义。《迷冬》里的故事之所以令我陷入心理失控的境地,是因为它真实细緻而富于人性地表现了那个时期被社会抛弃的一代青少年的命运。

疯狂之海上的音乐难民船

虽然同是被社会抛弃的孩子,我所遭受的厄运和湖城“独立寒秋”的其他队员比较起来,还不算太坏。我被赶出了课堂,他们湖城的中小学也因为运动甚至武斗而停课了。我的父母被批斗被关进牛棚,母亲自杀未遂,小说中有好几位队员的父母被迫害致死。夏小布是“独立寒秋”的主要创办人之一,她的父亲曾是省委党校的校长,在文革初期自杀身亡。有歌舞天才的舒叶和舒蕙姐妹,其父是地质勘探队的干部,因在被批斗时不肯下跪,被活活打死,母亲跳崖失踪。

当“独立寒秋”把招生海报贴上街头,一些人正走在危险的人生边缘上,随时会掉进深渊。从小就没有见过父亲的秦珊珊,直到文革爆发母亲被游街示众,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一个仍在坐牢的蒋匪帮营长。继父进门,因无处安身而准备自尽的秦珊珊,幸好在码头边发现那张淡绿色的招生海报。能拉一手好二胡的黄为仪,是从新疆跑回来的“通缉犯”,他在那张淡绿纸头前站得两腿冻麻,终于找到了一条活路。

如同登上一艘救生船,一群有文艺才能的青少年将各自生命的轨迹交汇在一起了。胡发云说:“这些十四五岁到十八九岁的少男少女们历经那么多于他们的年龄来说是太过于残酷的打击与折磨后,仍在苦苦寻找理解、温情,寻找人与人之间的关爱与自己的生存之路”。

这部小说的副标题叫做“青春的狂欢与炼狱(一九六六──一九六七)”。因为是三部曲中的第一部,所以此书展现较多的是“狂欢”部分,其中有大量关于音乐演出的激动人心的描写,还有感人至深的友谊与爱情。有人因此批评说,反思文革罪恶的作品不应该写得如此“诗意”。

曾在湖南乡下“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里做过演员,我的经验告诉我,在文革时期的文艺演出队里,《迷冬》所描写的诗意是真实存在过的。只是我们贫困乡村的文艺队,其音乐就像白居易在《琵琶行》所写的:“岂无山歌与村笛,呕哑嘲哳难为听。”而胡发云笔下湖城精英才俊的高水平文艺演出,其“诗意”如同潮水般汹涌。正因为该小说的诗意如此浓郁,富有内涵而又浪漫灵动,这才强烈地吸引我穿越时空去投奔那艘难民船,去寻找那久违了的青春悸动与艺术之美。

我因此想起获奥斯卡奖的意大利电影《美丽人生》。这部经典作品在描写纳粹集中营的犹太难民时,成功地使用了“喜剧”形式去包装悲剧,让人们在残酷的屠杀现实中,仍然看到智慧、笑容、爱与温暖。而中国文革则是一场历时十年的全国性政治运动,无论现实怎么疯狂恐怖,善良的人性仍未泯灭,年轻人依然会相爱、会歌唱,会演绎出一幅幅色彩斑斓的命运画卷。

红歌音乐的来源及救赎功能

借小说中著名剧作家宫克之口,胡发云表达了他对音乐的见解,说:“音乐是保存这个世界真善美的最后一块园地”。当人们听到某段美妙的乐曲,如同阳光洒满心间,春雨滋润土地,甚至会被感动得泪流满面。所谓“救赎”就是一种心灵的释放与洗涤,对于陷入困境的人,音乐具有一种精神解救的作用。

一方面,胡发云是一位执着而深刻的“文革红歌”的批判者。近年来,发云在多篇演讲与文章中指出:文革期间的一些主要音乐包括一些歌颂毛泽东的歌曲,里面有各种各样的极权主义符号,比如红太阳、海洋、葵花等。这些极权主义因素通过审美的方式,进入人们的心灵。这种通过音乐表达出来的个人崇拜,从毛泽东到习近平一脉相承。

然而在另一方面,忠实于生活的胡发云,在这部有自传色彩的小说中,毫不吝啬地描写那些被选进来的文艺人才,那些来自黑色或灰色家庭背景的队员,是如何竭尽全力,把“颂毛”的红色歌曲演唱得或气势磅礴或缠绵悱恻,令人如癡如醉,表现出巨大的美感与艺术震撼力。

如此吊诡而矛盾的现象,为什么会出现在同一作者笔下?如果我们瞭解一下西方基督教音乐的历史,就不会奇怪了。古典教会音乐包括弥撒曲、经文歌等,其歌词必须承载道德教化的功能。但中世纪时很多听众听不懂圣歌歌词,他们能够领悟并触动情感的仅仅是音调本身。这样,具有敬拜意义的宗教礼仪音乐,在听众那里,往往变成一种纯粹的音乐欣赏。

这就说明,即使是红歌,仍然具有音乐作为抽象艺术的特殊逻辑:音乐要表达的东西主要不取决于歌词,而取决于曲调。而一些红歌的曲调,原本就是各民族的传统民歌。例如《东方红》原歌名是《芝麻油》,清末就传唱开了。记得我曾在印度达兰萨拉,和藏族朋友一起哼唱同一首曲调,我唱的是汉语红歌《在北京的金山上》,而藏族朋友用藏语唱的是他们自古以来的民歌:“在布达拉宫的金顶上,升起了金色的太阳;那不是金色的太阳,是喇嘛的尊容。”

音乐的多义性与“酒神精神”

各民族音乐的优秀精华,就这样被中共恬不知耻地据为己有,用来作为“造神”的工具。然而,胡发云笔下的一场场大型歌舞演出,虽然由于政治现实压力逼迫而“无毛不成歌”,但那些赞美毛共的陈词滥调似乎与演员听众都不太有关系。就像中世纪聆听教会圣歌的人们,他们领悟的是乐曲的真谛。

例如,在《毛主席诗词组歌》中,沈婕一个人抱个琵琶弹唱《蝶恋花?答李淑一》,令所有听众都陶醉其中。演唱者本人对领袖这首词并无多少理解,她觉得这似乎是一曲江南古典爱情悲剧。如胡发云所说:“那种痛彻心肺的呼唤,如泣如诉的癡语,简直就是千百年来月照空闺人的绝唱。”而逃亡者黄为仪用二胡演奏毛泽东的《清平乐?六盘山》,其中“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一句,演奏者对音乐的理解与表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但谁知道心灵泣血的他,想要缚住的是什么样的“苍龙”呢?

藏族歌舞《在北京的金山上》,被宣传队的灵魂人物多多在配器和导演时做了特殊处理。他让领舞者用藏语对着高原群峰肆意地喊,仿佛是“一个热烈的少女在向整个世界祈求幸福与爱”。当父母双亡的两个小丫头──舒叶和舒蕙,像附着舞神的精灵,跳起《草原英雄小姐妹》来,观众听到看到的是“羊羔撒欢马蹄翻飞”,掌声便如瀑布一样喧响。

那些本来是歌颂暴君及其暴政的歌曲,由于其音乐表演的出神入化,在一个民族迷狂的时候,唤醒了人们最自然而共通的感情,起到了驯化野蛮、陶冶心灵的作用。从音乐的情感美学上看,其中的原因是:音乐作为人类“灵魂的语言”,具有无限的丰富性、抽象性和不确定性,能表达那些只能意会难以言传的情感,而每个听众对音乐的体验又具有多义性。那么,歌词中对暴君的赞美,则往往成为一种徒有虚名的空洞形式。

小说对音乐狂欢的描写,对个人内在情绪的抒发,那种热烈而沉醉的浪漫激情,在德国哲学家尼采看来,应该算是一种纯粹的“酒神精神”。借助音乐,这些命途多舛的年轻人暂时忘却了自身的悲剧,获得友谊、爱情以及自由而旷达的精神昇华。

狂欢过后,等待他们的是什么?

“甜美啊,不再孤独了,只要能生死相共,便是痛苦也成为欢乐了!”音乐家约翰?克里斯朵夫曾经这样咏歎爱情与友情。然而,这个“酒神”群体的狂欢是如此短暂,他们很快就必须接受命运的无情与无常。身为刀俎下的鱼肉,他们没有人能主宰自己的命运。正如小说中一位长者所说:“中国的革命从来不允许有第三条路,更不允许有什么纯艺术。”

那么,这一齣绝版的激越青春剧结束后,这些年轻人将走向何方?胡发云的三部曲还有两部没有出来,他要讲的故事还很长,我们只能挂念着,等待他描绘出半个世纪前文革浩劫的全部。可以预料的是,狂欢之后是炼狱,小说中的主人公将和我们那个时代大多数的青少年一样,继续经历社会的暴力与恐怖,“独立寒秋”宣传队将被迫解散,这些优秀的音乐人才将被迫流放到山野、森林和戈壁滩,去充当苦力,蹉跎岁月。

文章来源:争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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